Aug 4, 2013 12:33 AM
19歲時, 我曾經有個想法: 可以建一個中華鬼神博物館多好!
但只是得個"想"字, 正是 "一個不可能實現的夢" , 此後30年, 我也沒拿它當回事; 29歲時, 我曾經有另一個想法:
可以用資本主義手段賺錢, 賺得的錢拿去建設社會主義事業多好!, 我真的上大學學資本主義的金融,管理,會計, 商業等一大堆,
畢業後我真的用資本主義手段賺錢 - 創業了 ! 不幸的是創業一年後，遇上911, 賺得的錢, 還沒機會拿去建設社會主義事業,
都給賠進去了! 就這樣，我明年已到知命之年, 一辈子很短, 當年沒當回事, 試也沒試過實現的夢, 30年後當然還是"一個不可能實現的夢";
當年當回事但沒機會實現的夢, 要遇上另一個機會已經是不那麼可能的了 ! 一辈子很短, 要"夢想成真", 努力和機遇都很重要。
今天讀了樊建川的故事, 心裡面很激動 ! 不僅為他能實現夢想感到高興, 更為他肯做沒錢賺的事業而感到驕傲 。 一辈子很短,
如果每個人都用有限的生命追逐無限的財富, 結果必將是死後"人在天堂錢在銀行"， 偉大的事情就不會發生了 !
=============樊建川個人簡歷
1957年,樊建川出生在四川宜賓。高中畢業後當了兩年知青。 1976年冬天參軍。
1979年9月考入解放軍西安政治學院,兩年後畢業,到重慶三醫大任教。
1987年轉業到家鄉宜賓市地委政策研究室。
1991年任宜賓市常務副市長。
1993年5月辭職到省城成都打工。
1994年創辦“建川房屋開發有限公司”
2013年1月當選為四川省十一屆政協委員、人口資源環境委員會副主任。
2013年5月受聘為成都市人民政府參事。
樊建川曾下鄉、當兵、任教、做官。 1993年為收藏而辭官經商。從事收藏數十年，其藏品種類繁多，重點為抗戰文物和“文革”文物。此兩項收藏在國內位居前列，如137件文物被評為國家一級文物。 2005，他在中國四川安仁鎮創建了建川博物館聚落，建館目的——為和平收藏戰爭，為教訓收藏“文革”。其收藏事蹟為媒體廣泛報導：為了和平，收藏戰爭（抗戰）；為了未來，收藏教訓（“文革”）；為了民族，收藏傳統（民俗）。出版有《抗俘：中國抗日戰俘寫真》、《兵火（從日軍影像看中國抗戰）》、《一個人的抗戰》（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出版）、《“文革”瓷器圖鑑》。========================
樊建川：我想建100座博物館
建川博物館抗戰文物展將開幕
時間:2013-07-0509:00:07來源：新京報
http://beijingww.qianlong.com/1470/2013/07/05/553@195656.htm
7月7日，建川博物館抗戰文物展將在軍事博物館開幕，主題是“為了和平，收藏戰爭”，展出51件（套）國家一級文物。年近六旬的館長樊建川，做過知青，當過兵，教過書，1993年為收藏而辭官經商。在預展現場，他背著帆布包，穿著一件軍綠色T卹，上面印著四個字“戎馬邊疆”。樊建川坦承，雖然退役多年，他仍然把自己當做一個兵，這種軍人情懷在其個人經歷、舉手投足間隱約可見。
談抗戰文物展收藏戰爭，不是為了仇視日本人
新京報：你在微博上表示，“我們不說話，讓文物說話”。這句話如何理解？
樊建川：我一直有一個觀念，博物館不在於你講解詞寫得多好，圖片選得多好，或者你的視頻多好，而是要用每一件文物來說話。文物自身所經歷的歷史，包括每一個歷史細節，它們傳達出來的“聲音”，比我們所說的更真實，更持久。每一件文物都有不同的聲音，有的“說”的是普通話，有的是方言。
比如說，我們將要做漢奸博物館，你如何徵稅徵錢，把這些錢如何交給日本人，怎麼把文物拿給日本人的，怎麼給他們情報，這些都由文物來說話。再比如說，有日本人為了試驗新發的戰刀是否鋒利，抓了數名中國戰俘，一一砍頭來試刀，你拿木頭試，可不可以？殺個馬什麼的都可以吧？他們非要殺人，並且在自己的日記裡寫著。像日記這樣的文物，傳達的聲音特別大，無可爭辯，侵略者的罪行全部呈現出來了。
新京報：在這些展出的文物中，有哪些是你極為珍視的？
樊建川：這就像別人問你，你有多少個孩子，誰好誰壞，喜歡哪一個，這都不好說。但確實有幾件文物比較罕見，比如《飛虎圖》、豐子愷的畫作《勝利之夜》、何香凝的物件、黃埔軍校的花名冊等等。其中一些我們在自己的博物館展出時，也只使用複製件。當然，這次展出的，都是原件。豐子愷的畫，是我1995年從嘉德拍賣買來的，花了8萬多元，當時這個價格已經算比較貴的了。再比如，你看漢奸的禮單，他們送給日本人的不是金銀財寶，是文物，是古代佛像。這太令人討厭了。
新京報：我覺得一提到抗戰文物，就可能激起人們的道德熱情，妨礙我們理性認識抗戰歷史。怎麼來平衡？
樊建川：我們在這裡，就是想達到理性認識歷史的一個目的。你說的理性，可能是指這些展覽會不會造成對日本人的一種盲目的仇恨，這是我們要清楚表明立場的地方。這次展覽裡，也會有一些日本老兵的圖片。我們主張要理性對待歷史，不要簡單化、非理性思考日本。我一直有個觀點，中國和日本大概有一千年的交流史，其中可能九百年都是好的，只有一百年出問題了。那麼我們希望，未來的一千年，至少要有九百年的友好交往，甚至比這時間還要長。這也是我們收藏這些文物的目的，收藏戰爭，不是為了復仇，或者仇視日本人，不是這樣，是為了和平，是要思考我們為什麼會被侵略，為什麼與日本人相比中國人的傷亡率高得多。
談民間博物館繁榮只是假象，數量沒有意義
新京報：建川博物館傳達著什麼樣的價值觀？
樊建川：應該這樣說，我們博物館的角色是敲警鐘，它不是春花秋月、才子佳人之類的東西。因為不管是“文革”文物，還是抗戰文物或者地震文物，都是在敲警鐘，對“文革”中錯誤的行為，對法西斯，對大自然的災害等敲響警鐘。它和別的博物館不一樣，它是為社會儲藏經驗、教訓的容器。在我看來，一個人的經驗和教訓決定了他一輩子的抉擇和走向，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的經驗、教訓決定了這個民族、國家今後的走向。另外，通過建川博物館，我們希望能理性、全面地觸摸真實的歷史，從老百姓的角度、草根的角度，從細微之處接觸。
新京報：現在似乎有個趨勢，民間博物館越來越多，有藝術品博物館，有以婚喪嫁娶為主題的博物館，有“文革”、“汶川地震”等與大事件有關的博物館，不勝枚舉。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局面？
樊建川：這很簡單，改革開放三十年，積累了財富。有句話簡單而明確，叫“盛世收藏”，也就是說，人有錢了，時代太平，才有可能來買東西，搞收藏。
但是我覺得，現在民間博物館的發展還不行。數量沒有意義。你說民間博物館有一萬座，有什麼意義呢？有的博物館二三十個平方米大小，甚至都不開放，只是充當了一個數字。說繁榮，其實是一個假象。好像這裡有民間博物館，那裡有民間博物館，但可能今天開，明天就關門了。
僅僅說展廳這一項，還是官方博物館大。你就說北京，馬未都的私人博物館也不大，陳麗華的紫檀博物館，我知道的還有一個晉商博物館，展廳都很小，加在一起，可能沒有國家博物館一層樓的展廳面積大。但是，我有個判斷，未來三十年，如果政策鼓勵、扶持的話，民間博物館有可能占到半壁江山。
新京報：民間博物館大多維持困難，不到幾年，熱情、財力消耗殆盡，難以為繼。這和官方博物館截然不同。這如何解決？
樊建川：從經濟角度來說，民間博物館完全沒有“造血”功能，它就是一個花錢的簍子。關鍵是，官方博物館和民間博物館不在一個起跑線上，在獲得文物、建館土地、政策支持等方面都不平等；民間博物館在發展，政策、法規滯後，跟不上，因為沒有以前對待民間博物館的經驗。有很多人一腔熱血投入進來，建了一個博物館，但往往中途夭折。像我們這樣，這麼大的規模，開館開了八年，在全國是唯一一家。我只是希望，官方博物館和民間博物館能夠在政策上，包括取得土地、經營管理、稅收、評选和獎勵等方面，一視同仁。
新京報：不過，建川博物館看起來很好地解決了這一問題，因為它形成了一個聚落，不僅有博物館功能，還有豐富的商業配套。
樊建川：我們把它形成了一個旅遊項目，形成了一個文化產業，而且有了規模。更重要的是，我們的博物館題材有壟斷性，別人沒法靠近——我們是中國最大的抗戰博物館，最大的“文革”題材的博物館，也可能是最好、最大的地震題材的博物館。我們的博物館具有唯一性，比如你要看國民黨抗戰，看美軍抗戰，或者看漢奸醜態，你去其他的地方很難看到，你得到我們這裡來。也就是說，我們不做一流，做了很多的“第一”。我們有知青博物館、川軍抗戰館、戰俘館等，現在在做的長江漂流博物館，都是“唯一”一家。我們有無數的唯一，反過來說，就有了無數的第一，這是我們最核心的競爭資源。
當然，這些剛開始的時候，我們就考慮到了。在經濟上，民間博物館是一個低能兒，太弱了，靠自己生存是沒有可能的。我們的博物館現在可以靠自己生存了，主要是和文化、旅遊結合，強調創意，做很多個“第一”。
談中國夢 最想建改革開放博物館
新京報：馮驥才先生提出，要把大學博物館化，讓學生在博物館裡學習、生活。我看你在這個博物館聚落裡建了三十多座博物館，是把小鎮博物館化。
樊建川：我們的博物館小鎮，國家已經頒發了牌子。在安仁鎮上，生活著幾萬人，他們生活在博物館裡，所有人的就業，都圍繞著博物館。這是好事情，我們去的時候，鎮上一片荒涼，沒有任何就業機會，現在一個鎮不用搞工業，不用搞農業，不冒煙，沒有污染，就解決了就業問題，不是一兩天，可能會維持一千年。另外，隨著時間的推移，“文革”、“抗戰”等博物館變得更重要，文物的歷史價值會更高。
新京報：這可以說是一種可見、可實現的中國夢？
樊建川：我想建100座博物館。建川博物館聚落，基本上做完了，裡面有30多座博物館。我們在四川雅安簽了一個合約，將要建20座，另外做改革開放博物館聚落，要建30座，這正在談，可能在上海，也可能在深圳落地。你看，這加起來已經80多座了，建100座不算浮誇吧，三分之一已經擺在那兒了。
我最想做的是改革開放博物館，因為我們親身參與其中，自己就是受益者，這活是我們幹的。抗戰是父輩的事情，“文革”嚴格來講，也不是我們這一輩的事情，那時我才9歲，但從1978年開始，我們就是改革開放的參與者、見證者。
我覺得，相比“文革”博物館、抗戰博物館、地震博物館，改革開放博物館更有現實意義，它為未來三十年提供參照，提供路標，不是為了懷舊，不是為了樹立豐碑，是讓我們思考，未來三十年這條路我們還能不能走下去，高速公路還能不能這麼修下去，房地產還能不能這麼搞下去，鋼材市場還能不能這樣繼續擴大規模，很多問題都提出來了。
至於你說的夢，夢其實是個“理想”。年輕的時候，我的夢想是吃回鍋肉，能夠把肚子填滿，不會夢想建博物館。對建博物館來說，不說建100個，就是建一個，也是不太敢想的；之所以提出建100個博物館，是因為已經建了30多個。遇到一個好時代，你可以掙錢，你可以搞收藏，你可以討論一些“禁區”，可以申請辦博物館，我覺得，不是我有多能幹，是時代能幹，改革開放的時代太能乾了。
■ 手記
幸福的受苦人
採訪中，樊建川不止一次說自己是一個“受苦人”。
在很多照片裡，樊建川皺著眉頭，一臉嚴肅，好像在思考什麼問題，又好像什麼也沒有想。但預展現場，他是當仁不讓的主角，媒體記者圍著他，他不停地講故事，說歷史，現場歡聲笑語不斷。這種狀態，持續到餐桌上。只有在吃完飯，媒體人散盡，他才回到了那個看起來嚴肅、心事重重的自己。
樊建川對我說，他的生活極其簡單，和博物館員工一樣吃住，“不打高爾夫，不洗桑拿，不唱歌，不吃海鮮”，“就是一個受苦人的狀態”。這個狀態，最終還是和“當兵的人”聯繫起來，在樊建川看來，當兵的人只有兩件東西，一條命、一個背包，命是拿來拼的，背包是拿來扔的。 “我的背包只是大一點而已，就是博物館。這個博物館也是拿來扔的，要扔給國家嘛。”
具體來說，新時代的“受苦人”一年四季沒有假期，忙個不停；每年大年三十，和博物館保安在一起過；為了建博物館，賣了一批地產、加油站。即便如此，對於這樣的工作、生活，樊建川毫不遲疑地用一個詞語來形容：享受。
“把自己喜歡的事情和自己的工作完全結合在一起，這是一件非常幸福、非常完美的事情。如果你要讓我脫離這個軌道的話，讓我到哪裡坐著喝茶，停留一天，我都受不了。”樊建川說。
■ 花絮
豬堅強活得挺好殺牠就成了事件
豬堅強還活著，現在已經六歲多了。我們讓它活著的重要因素，就是它從汶川地震中活了下來，很有價值。它看到我覺得特別親，如果我帶著一幫人去看它，它就會什麼人都不管，只拱我一個人。
豬堅強和我家裡的狗一樣——豬、狗都屬於十大聰明動物——狗能很快認出誰是家裡的老大，哪怕是老大不去管理它，不去餵牠，不幫牠洗澡，它還是能感覺出誰才是老大。豬也是這樣，豬堅強也是這樣。前幾天，我去看它，聰明得很，哎喲，那個勁。
豬堅強的問題是什麼呢？在汶川地震中，豬堅強餓了36天，300多斤變成了100來斤，身體已經非常糟糕。後來，劉永好說，建川，豬堅強的吃飯問題，我們提供飼料支持。吃他們提供的飼料，三個月豬堅強就從100多斤，又回到了300多斤，四個月就達到了400斤，長得滾圓，走都走不動。走路的時候，那個豬蹄都裂開了，太重了。我才反應過來，馬上停止吃飼料，叫停了。從此以後，這五年，豬堅強一直吃玉米，還有其他豆類食品，吃白菜蘿蔔，它的體重慢慢往下降，現在大概有350斤吧。
如果不出什麼意外的話，豬堅強可以活十年，它有可能是有記載的豬裡面活得最久的。誰敢殺牠呢？殺了，就成了事件，等著它老死。
在我們博物館，這個豬真是（聰明），真是……你比如說，有一個房子是它的臥室，臥室後面是花園，它可以走出來，散散步；前面是展廳，是它的辦公室，每天早上大概九點，叫它出來，它就從臥室到展廳來，下午5點，它自己都知道，爬起來就回去了，下班了。在我們這裡上了五年班，沒有在展廳里拉過一次屎，撒過一次尿，這是鐵板釘釘的事情，這太神了嘛。當時，我就擔心，展廳裡會很臭，還把展廳做得斜一點，隨時用水龍頭來衝。可是，沒有，五年了，幹乾淨淨。
豬堅強原來的主人，那個大爺，每年五月十二日，還會來看它，提著個蛋糕，正兒八經地來看它。大爺也覺得這隻豬太神了，報紙報導之後，豬堅強這麼大的名氣，覺得家裡出了個名人。豬堅強認識他，每次大爺來，都很高興。
口述：樊建川
樊建川
1957年生人，四川宜賓人。經歷豐富，當過知青、士兵、軍校教官、政府官員。 1993年為收藏而辭職經商。從事收藏30餘年，其藏品種類繁多，抗戰、紅色年代、地震、民俗四大系列800餘萬件，其中國家一級文物153件（套）。 2005年，在成都市大邑縣安仁鎮投資修建了建川博物館聚落。現任建川博物館館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