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喚理想主義]-龔忠武：哈佛的激情歲月—奪回中國近現代史的解釋權

May 28, 2011 12:19 PM

 

   龔忠武：哈佛的激情歲月——奪回中國近現代史的解釋權                                                  2008/09/27

               
                                                一、初到哈佛


　　今年是海外釣運的三十六周年，作爲一個老保釣，固然青春無悔，但回顧往事，也難免會興往事不堪回首之歎！

　　我是在哈佛投入釣運的，就從哈佛談起吧。

　　每個年青人都有一個夢，我也有個夢。60年代初在台大做研究生搞中國近代史時，就是夢想有一天能夠到哈佛拜在美國中國學的一代宗師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1907－1991）和中國思想史巨擘、毛澤東思想權威施華茨（Benjamin Isadore Schwartz，1916－1999）門下，專心研究、比較和總結近百年來苦難中國曆盡坎坷曲折的現代化進程中的因果關系和成敗得失，并進而探索通往一條民主、富強、正義的現代化中國之路。

　　這是年輕時爲我自己定下的一個終身治學的長遠目标。我多麽渴望能夠在費正清和許華茨這兩位大師的指導下，初步紮實地打下實現這個目标的學術基礎。

　　1966年，我的夢想終于成爲事實，有幸踏着陳寅恪、趙元任、李濟、吳宓、林語堂、周一良、楊聯升等許許多多我國前輩學人的腳步，走在春天哈佛校園綠 草如茵的草地上，漫步在秋天楓葉遍地的查爾斯河畔。可以想象，當時，我是多麽的志得意滿，意氣風發，多麽地慶幸能夠有這樣一個難得的求知機會！展現在我面 前的是一片無限的美景，萬裏晴空，看不到一絲烏雲。

　　經過三年的埋頭苦讀之後，終于在1969年5月13日星期二這天上午，通過博士生資格口試（主考官爲中國近代史費正清、歐洲近代思想史斯圖爾特•休斯H. Stuart Hughes 和中國通史餘英時），剩下的事就隻是寫論文了。這三年裏，雖然美蘇的二元國際大格局正在面臨中國的嚴重挑戰，越戰的烽火正在中國的南方熾烈地燃燒，文革的動亂正在席卷神州大地，特别是美國學生的反戰運動愈演愈烈；哈佛校園也不時爆發示威罷課、占領行政大樓等激烈的抗争活動，有時整個學校幾乎陷于半癱瘓狀态。然而作爲一個中國留學生，雖然内心深受觸動，但還是可以置身事外，作壁上觀的。

　　課餘之暇，仍可同當時在哈佛執教的餘英時、葉嘉瑩（均爲1966年來哈佛執教）和來自台灣在哈佛和麻省理工學院做訪問學人或進修的學者，例如文崇一、陳文石、孫同勳、趙中孚、謝清俊、詹春柏（現任國民黨秘書長）、黃任中（前台灣行政院院長黃少谷公子，時在波士頓市政府任職，後回台灣經營電腦業緻富，現已故世）等，或品茶論道，或郊外踏青，或請客吃飯，或玩玩麻将，或下下圍棋，或送往迎來，日子亂中取靜，過得倒也逍遙寫意。

　　但這只是表面的暫時平靜，實際上從到哈佛的的第二年起，特别是從1968年起，苦悶、抑郁、日益對哈佛學派的疑惑，已經逐漸在我的心湖裏形成了洶湧的 暗流。初來哈佛時的興奮、樂觀的心情已經逐漸消失，一旦有引爆的導火線，這股深藏在内心的苦悶及對現實的不滿情緒，就會像洪水決堤一樣爆發出來。

　　1970年底在普林斯頓大學和威斯康辛大學首先響起的釣運春雷就是這種導火線，它将我從绮麗的哈佛之夢的主觀願望中震醒，激發了潛藏在内心深處的愛國主義和關懷國事世事的激情。激情使我脫離了正常的學院道路，走上了不可知和充滿變數的未來。

　　個人是時代的産兒，我是釣運的一代，釣運在我身上無可避免地留下了難以磨滅的烙印！



二、釣運春雷在哈佛回響



　　1971年1月28日這一天，是改變我一生方向的大日子。這一天，大波士頓地區來自港台的留學生，在哈佛大學的廖約克、戴永生、餘珍珠、陳達懷、祝開 景和我，以及麻省理工學院的朱耀奎和甄仕坤等的積極推動下，第一次在哈佛大學召開了成立大會，響應已經在全美國各地此起彼應的釣運春雷。

　　由于我來自台灣，又經常在當時台灣的《大學雜誌》上發表文章，小有文名，當然更重要的是因爲他們都是搞理工的，隻有我是搞中國近代史的，所以推我出來擔任大會主席，作主題發言。在發言中，我的矛頭主要是針對日本軍國主義和美國帝國主義，并呼籲華人一緻對外，但對于國民政府的颟顸無能，我卻網開一面，避而不提。可見當時我是有政治顧慮的。當然，這引起了某些香港同學的不滿。

　　但是，我畢竟作出了個人的政治選擇，邁出了第一步；從此，我告别了哈佛的苦悶抑郁歲月，投入了充滿浪漫激情的學生運動；也就是說，我在哈佛的後一半 ――1971年至1975年――是在浪漫激情的歲月中度過的。釣運與我，我與釣運，就這樣在這個風雲際會的年代緊密地結合在一起了。不過，由于不擅長組織 示威行走的群衆活動，又沒有發表煽動性演說的口才，所以我在釣運中隻能「帶筆從戎」，帶着一隻筆，爲釣運搞一些文字宣傳。

　　按理，愛國反帝有什麽錯？可是，反政府那可是件帶有嚴重後果的事。香港同學例如廖約克等沒有這方面的顧慮，所以在釣運中總是帶頭沖鋒，勇往直前，而台 灣同學卻不能不考慮到由此可能爲台灣的家人帶來麻煩，爲自己未來的事業前途蒙上陰影。所以言行上，在釣運初期往往顯得踟蹰不前，猶疑不定。



三、釣運前的覺醒



　　當然，我們這些大波士頓區的港台留學生這時一下子跳出來決不隻是一時的沖動，而是經過了一段思想和心理上的準備階段；那就是在1969年下半年和 1970年這段期間，也就是我在「天下大亂」的國際大氣候之下，愈來愈感到苦悶的一年多裏，我們不斷受到美國學生如火如荼的反戰運動的刺激和鼓舞，同時更 受到來自大陸文 革「造反有理」的思想的啓發和激勵。于是哈佛和麻省理工學院兩校的港台留學生便成立了由廖約克主持的學習小組，不定期地學習中國近現代史，特别是中共革命 史，西方帝國主義史，以及魯迅和三四十年代作家的小說。當然，毛澤東選集和馬列主義是必讀的書籍。由于我是搞中國近代史的，所以常常被推出來作報告。

　　在學習讨論的過程中，我們很自然地進行了自我改造，揚棄了過去在台港接受的傳統儒家和西方自由主義矛盾共存的歷史觀、價值觀和人生觀的心理思想結構；轉而同情并進而部分地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觀，價值觀和人生觀。

　　千萬别小看了學習小組的歷史意義，它在冷戰時代頭一次使海外年輕一代的台港留學生開始覺醒，揚棄國府，認同祖國，并融入中國曆史的主流。這可不是一件小事，因爲它爲中國的最終統一在海外播下了思想的種子。

　　這種轉變可以從廖約克當時向小組提出的一個書面意見略窺端倪，并可以從中了解到哈、麻兩校老保釣當時的思想認識水平：

　　

　　如何能抓住歷史的主要矛盾？還是那句老話：提高警覺，堅定立場。怎樣做到這一步？我覺得是主動地去學習至少使我們有直接感受的問題。魯迅留學的轉變及對青年的批評與期望，胡适對西方社會的了解等等。而最主要的是看帝國主義今天在越南、金邊、在南美、在非洲、在本國的黑人社會幹了什麽。

　　在港台，與我們姐妹們年齡相仿的被美軍淩辱的少女們，在越南中彈後仍俯身去掩護他弟弟的一個七歲的小童，在芝加哥被射殺在床上的黑豹黨的領袖，對于他們，什麽是帝國主義及什麽是認同等問題，相信是不存在的。

　　同學們，用我們的眼睛去看，用我們的心去了解一下這些在血泊中輾轉的人民，我們當更會深刻地體會到百年來中國所受的苦難是什麽，我們當更明白在美國爲虎作伥的意義是什麽。很難想象一個人若能對眼前被壓迫民族的苦難視若無睹，卻會對幾十年前祖先們的痛苦感到義憤填膺，熱血滿腔。

　　

　　這是他1970年初寫的，其中他使用了矛盾的概念，他具體地聯系到國際現實來批評帝國主義，他對被壓迫民族和人民的同情，他由此聯想到百年來帝國主義對中國造成的苦難。這是一個中國青年精英對大時代發出的怒吼，吐露的激越心聲！

　　       在他的影響下，小組其他成員大緻也達到這樣的認識水平。所以，在71年初在哈佛召開釣運大會這樣的群衆大會時，我們在思想上和心理上，都已做好準備，可以 說是水到渠成。我想美國其他各地的校園也是同樣的情況吧，否則釣運不會像星火燎原一樣，迅速蔓延到全美各地。

　　由此可證，釣運不隻是海外留學生和華人的一次政治運動，更重要的是，它是對反共反華的冷戰思想的反動，是一次深刻的海外華人的文化思想運動。所以，當 時也有人比喻說――據說，周恩來就曾對回國訪問的保釣健将說過――釣運是海外的一次新五四運動。是的，通過釣運，海外的留學界和華人社會，普遍地覺醒了， 決裂了，并認同和回歸祖國。



四、費教授，你錯了！



　　70年這一年，我正在開始構思論文的題目，正在爲「寫什麽和怎麽寫」而煩惱。但就在這個關鍵的時刻，我的思想正在經歷着巨大的變化。引起我思想轉變的 直接誘因來自兩個方面，一個是方才提到的哈佛的釣運和學習小組，另一個同樣重要的誘因就是我哈佛的美國反戰同學，例如詹姆斯•佩克（James Peck）、維克托•倪（Victor Nee，華裔美人）（社會學系） ，喬恩•利文斯通（Jon Livingston）、赫伯特•比克斯（Herbert Bix ）（日本史）、托馬斯•恩格爾哈特（Thomas M. Engelhardt）、詹姆斯•莫雷爾（James Morrell）、林培瑞（Perry Link）（都是中國近代史專業）等，對我産生的潛移默化的影響。其中有的是費正清中國近代史讨論班上的同學，有的甚至是室友（如利文斯通和莫雷爾）。他 們不僅是當時哈佛的反戰健将，而且在全美高校的反戰運動中也起着帶頭作用。

　　他們在美國風起雲湧的反戰學潮中，大膽地對費正清說，你錯了。這真使我這個一向視費正清爲不可挑戰的學術權威的中國留學生，大開眼界！原來費正清也有錯，也是可以批判挑戰的。

　　這些美國同學向老師造反，向體制挑戰的勇氣，給予我這個來自台灣的笃守師道尊嚴古訓的外國學生很大的鼓勵和啓發！于是，費正清在我的心目中的至高權威開始動搖了。

　　這些美國同學對我思想的轉變主要是來自同他們朝夕相處的言行，以及他們的反戰文章和他們同費正清及他的助手埃茲拉•沃格爾（Ezra F. Vogel）在關心亞洲問題學者委員會（The Committee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CCAS） 學報（the 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和哈佛校報（the Harvard Crimson）上進行的針鋒相對的精彩辯論。

　　他們的基本思路是，美國介入越南的戰争是一場違反正義的侵略戰争，根本不值得美國人民支持，不值得花美國人的錢讓美國青年去送命，所以他們基于一個學者的職業良心，一定要堅決反戰。他們進而從理論上分析導緻美國陷入越南泥沼的深層原因是美國狹隘的國家利益，是僵硬的美蘇兩極的反共反華的冷戰思維，是從理論上和實踐上都有問題的敵視共産中國和在東南亞圍堵中國共産主義的多米諾骨牌理論。費正清一手建立的中國學就是這種圍堵中國的理論和大戰略的一個構成部分。

　　1968年美國接連不斷的越戰災難使他們深深感到，整個天都要蹋下來了；過去他們深信的美國基本價值、教育體制和運作機制、政學關系、建立在言論自由價值上的大衆傳媒，現在都面臨信仰的危機，都需要徹底從新審視。一時間，美國人引以自豪的文明突然變得一無是處，都出了問題！

　　我的好友和室友，佩克和利文斯通于1968年10月間，同費正清和沃格爾進行的冗長的辯論的焦點，是質問他們所主持的東亞研究中心，爲什麽要培訓在當 時反戰學生深惡痛絕的中央情報局人員。他們認爲，這是根本違反學術的自由和獨立性的，是可忍，孰不可忍？費正清被迫被動性地回應說，雙方的合作是互利的， 中心可以從國防部得到經費支持，并可從中央情報局得到保密的資料。費的回答徹底暴露了美國中國學的真實面貌，原來所謂客觀獨立的學術研究隻是個幌子，中國 學骨子裏隻不過是美國外交政策的一個馴服的工具，爲美國的亞洲政策提供所需的理論依據而已。

　　這些前所未聞的、令人震驚的反戰、反權威、反現行體制的觀念，從根本上動搖了我對哈佛作爲一個維護學術獨立和尊嚴的信念，使我對費正清一手建立的美國 中國學的一些基本假定打了個大問号；連帶地使我原來在台灣國民黨長期教育下形成的傳統儒家和西方自由主義矛盾共存的曆史觀、世界觀、 人生觀的心理思想結構，陷入支離破碎的境地，以緻思想陷入了嚴重的混亂狀态；嚴重到不知道論文究竟要寫什麽和怎麽寫；嚴重到失掉了論文的立場、大方向和前 景，不知道應該朝着什麽方向來引導論文的論證。确切地說，這時我感到的是迷惘、失落、焦慮，陷于嚴重的思想和心理危機，同我初到哈佛時的那種意氣風發和樂 觀自信，适成鮮明的對比。我的哈佛之夢，開始幻滅了！



五、另起爐竈



　　因爲我的美國同學們和他們的同志，例如哈佛的利•卡根（Leigh

　　Kagan）、威斯康辛大學的埃德•弗裏德曼（Ed. Friedman）, 華盛頓大學的馬克•塞爾登（Mark Selden）等，他們假定導致越戰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以哈佛學派爲首的中國學學者通過他們的著作和建言，向當道提供了關于中國的錯誤的研究成果和信 息，并嚴重誤導了美國公衆。所以他們在1968年3月利用亞洲學會年會之際，将越南問題核心小組(Vietnam Caucus)擴大成爲關心亞洲問題學者委員會,長期推動對亞洲研究和中國學的重新評價。同時一方面糾集全美各地的反戰同志，出版了CCAS 學報，作爲他們反戰的言論園地，另方面糾集一些研究生或教授另起爐竈，撰寫專論，從理論上批判以費正清學派爲主的現代化理論，并建立同情共産中國的進步的 自由主義左翼的解釋體系。

　　于是爲了達到這個目的，這些美國同學決定寫一本關于文化大革命的專論集。1971年1月15日，該書的共同主編佩克和倪正式通過紐約一家有名的蘭登出 版社（Random House）所屬的潘西恩書局（Pantheon Books）邀請我加入他們的寫作班子，我欣然接受，并全力以赴。我被指定負責從鴉片戰争以來中國近代文化思想變化的這個側面，追溯文革的深層歷史文化原 因。

　　具體而言，我之所以樂于參與這項事業的基本動機與我的美國同學是不同的；我的出發點不隻是反戰，更重要的是，要通過這篇專論，試圖從西方中國學學者的手裏奪回中國自由自由主義者長期以來甘願放棄的對中國近代歷史的解釋權。所以我和這些美國同學是同途而殊歸。

　　由我來寫這篇專論，我所具備的資格還是比較充分的，除了我在哈佛三年的方法學訓練和對西方近代思想史特别是社會主義思潮的掌握之外，我還具備另外兩個比較優越的條件：一個是1962至1966年我在台灣當研究生時，曾經參與編輯由陶希聖主持、蔣君章主編的《中華民 國開國五十年文獻》（當時的同事有李敖、張俊宏、陸寶千、張國興、郎德渝等），從而對上至清初下至民國北伐期間的三四百年歷史的走勢和文獻檔案，是比較熟 悉的。我在這方面的獨特經驗，大概是費正清所有攻讀中國近現代史的中國學生中，包括張灏、郝延平、李歐梵，還有我的同班同學居蜜（居浩然女公子，居正孫 女）都欠缺的。

　　其次是，我的進步的左翼立場和觀點正在穩步形成中。1969年和1970年，我寫了〈略論美蘇兩國的中國學學者對中國近代史解釋的基本分歧〉、〈試論 西方中國史學家對中國近現代史的幾個錯誤假定〉，分别發表在1969和1970年的《大學雜誌》。1971年又在美國由張系國主持的《大風雜誌》發表了 〈中國歷史波動論〉。在這三篇文章裏，我已經大體上形成了我對中國史和中國近現代史的有異于費正清學派和中國自由主義者的觀點。我的思想傾向這時已明顯地 開始向左轉了。

　　應當特别強調的是，在〈基本分歧〉和〈錯誤假定〉兩文中，我強烈呼籲中國歷史學者應當從速從美蘇的中國學學者手裏奪回中國歷史的解釋權，并建立中國人自 己的一套解釋體系；當然，這是我從一個海外學者的立場呼籲的，實際上文革時期大陸的史學家們正在猛烈批判美蘇兩家的史學理論，建立中國自己的史學理論。台 灣那時的文學界裏已經有人例如唐文标（台大數學系教授），開始批判文學的現代主義和現代詩，最後于1978年發展成爲具有重要歷史意義的鄉土文學大辯論。 然而台灣史學界卻一向是保守反共的新儒家和自由主義共治的天下，所以我的文章出來後，應者寥寥，幾乎沒有激起一點波瀾漣漪。

　　所以，基于這些考慮，我是有信心可以完成他們所交付的任務的。



六、終于觸摸到中國社會的脈動了！



　　但是，這不是一篇二三十頁的小文章，而是一篇無論就内容、時間跨度和篇幅而言，都相當于甚至于尤勝于博士論文的大文章。爲了撰寫這篇文章，這幾年中我 系統地大量閱讀了大陸近現代史家和思想史家如範文瀾、胡繩、黎澍、劉大年、侯外盧、李澤厚等學者的著作和大陸報章雜誌上的有關專論；當然毛選和馬列經典也 是必讀和精讀的書籍。此外，也閱讀和參考了大量有關的英文書刊專論。

　　花了整整三年多的時間，也就是相當于撰寫一篇博士論文的時間，終于于1974年中完成了這篇題目爲"Cultural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1840－1969）"（近代中國歷史上的文化革命）的長達103頁印刷頁（非打字頁）的專論，從鴉片戰争起一直寫到1969年，前後時 間跨度長達一百三十年。拙文的中心思想是結合銳利的階級分析觀點和韋伯的理性分析法，說明近代中國的無産階級不是西方意義的現代産業工人階級，而是由于國 家長期沉重的外債、連年内戰和帝國主義在不平等條約下的長期經濟侵 略，在廣大農村和沿海城市制造了無數的貧困農民和工人的無産階級，這是經濟發展嚴重滞後的近代中國的特殊國情。這些廣大的無産者極端不滿現狀，渴望推翻現 狀，所以要求革命，投入革命，成爲毛澤東人民戰争無窮無盡的人力來源。其次是結合辯證法的主觀能動性的概念和儒家的道德直觀法，說明毛如何在文革中改造中 國歷代一脈相承的「公」的概念，在現代工業化的基礎上賦予現代内容，從而在毛澤東思想裏引入了儒家的道德價值觀念。在當時進行揚法抑孔、儒法鬥争的大氣候 下，提出這樣一個肯定儒家積極成分的論斷，是需要一點勇氣的。

　　對我個人來說，撰寫這篇專論的過程相當于完成了一次深刻的思想改造，嘗試以階級分析爲主，兼采韋伯和儒家的兩家之長。無疑地，這是我個人當時思想上的一次質的巨大飛躍。

　　在撰寫這篇專論的過程中，我對中國現代化進程的認識加深了，并總結出了三大基本規律，也可以說是中國進行現代化的三大政治前提：必須建立一個可以自由 行使主權和意志、充分支配物質、精神和人力資源的強大的國家權力核心；其次是必須阻止和徹底清除外力，也即徹底抑制帝國主義對中國現代化進程的粗暴幹擾和 無端阻礙；三是必須讓絕大多數的中國農民和工人過上溫飽的生活。具體言之，就是讓中國不再挨打，讓中國人不再挨餓。否則，一切現代化的談論和努力，都将流 于空談和徒勞。

　　對于如何提供這三個涉及國脈民命的政治大前提，國民黨的傳統儒家和西方自由主義矛盾共存的治國方略和思維模式，對陷于「國亡、種滅、教毀」的三大深重 危機的苦難中國而言，是完全蒼白無力的（今年4月連戰在北大的演講，基本上仍然沒有超出這個導緻國民黨在大陸喪失政權的思維框架），甚至還會使危機加劇； 形象地說，就像座美女雕 像，雖然好看，但卻沒有生命；當然，如果在和平時期，它們在經濟和文化教育的領域裏，還是可以起到很大的促進作用的。但中共的社會主義的治國方略和思維模 式，無論在革命年代或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都展現出一種充滿摧枯拉朽、起死回生的蓬勃朝氣、無限的生命力和創造力，而這正是一個垂亡掙紮的古老中國文明所 亟需的良藥。這就是毛澤東思想在當時對我産生強大吸引力的根本原因。所以，從此我的治學思想轉而同情和選擇性地接受了中國社會主義。這個個人思想的革命式 轉變就是在這個激情的歲月裏完成的。

　　歷史學者很像一名社會醫生，根據歷史事實來診斷社會的病因。過去我這個社會醫生，學的是傳統儒家和自由主義的那一套本領，結果始終把不出中國社會的脈 動。自從通過毛澤東思想――遺憾地是未能等到通過鄧小平理論――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之後，我開始觸摸到中國社會的脈動了。這個結果真使我喜出望 外，興奮莫名！

　　我到哈佛留學取經不正是要學到這套本領嗎？但極具諷刺意味的是，我不是從費正清、施華茨那裏學到的，而是從批判他們的學派馬克思主義和毛澤東思想那裏學到的。這是我到哈佛之初怎麽也沒有料想得到的！



七、大功告成



　　我們的專論集《無産階級文化大革命》（The Great Proletarian Cultural Revolution）于1975年大功告成，正式出版。其中一共收了四篇論文，佩克、倪和我各一篇，加上卡爾•裏斯金（Carl Riskin, 紐約皇後學院教授）的一篇, 我們分别從理論、文化思想、制度、心理動機和政治運動等各個角度來分析文革。專論集是當時有關文革的一本比較有份量的專書，厚達500頁。全書的主要目的 是要在美蘇兩家之外，另創一家；左批蘇聯以革命正統自居的修正主義，右批西方的爲發展中國家構建的唯西方馬首是瞻的「現代化理論 modernization theory」，然後以文革時的毛澤東思想爲依據，建構一套嶄新的發展中國家現代化進程中必須遵循的群衆路線理論。文革就是毛的這種模式的理論構建和具體 實踐。

　　随後許多書評也出來了，美國左翼雜誌《每月評論》（Monthly Review）的主編保羅•斯維齊（Paul Sweezy）和《翻身》作者韓丁（William Hinton）都給予高度評價。拙文也頗獲好評；其中有一個書評家約翰•康拉德（John Conrad）甚至說，拙文是整本書中最紮實的力作，并指出拙文的觀點相當持平（balanced view）。接着他贊譽拙文說：該文簡明扼要，肯定是全書中最紮實的力作，自成一家之言。如果想要對本書和中國歷史有所了解，好好讀讀這一節就夠 了。"Concisely written, this article is definitely the strongest section of the book, and it is able to stand on its own. Any reader wishing to get a feel for the book and Chinese history would do well to read this section."  但是深獲我心、最能道出拙文特點的還是《柯克斯評論》（Kirkus Review）的編輯們，他們銳利地指出我強調毛澤東在文革中發揮儒家傳統中的主觀道德的能動性作用，從而對當代的馬克思主義作出有别于列甯的客觀理性能 動性的重大貢獻。（An article by Kung Chung-wu provides solid material on Mao's fundamental continuity, not only with Confucianism and its "subjective emphasis, but with Western rationalism. Kung contends that the continuity of this ethical tradition is part of Mao's "great contribution to Marxism."）是的，我将三家即馬克思主義、儒家和西方的理性主義融合于毛澤東思想的框架之中，沒有偏激過左。這是我的個性，也是我一向奉行的兼容 并蓄的基本治學立場。

　　這些書評，對我來說，真是莫大的安慰；它們告訴我，我這幾年辛勤的筆耕終于結出了碩果！



八、該來的終于來了



　　由于這篇文章的問世，個人認爲，我當初到哈佛深造和求索中國現代化之路的學術目标基本上可以算是達到了，雖然是走了同我的老師費正清和施華茨相反的道路。但是，我卻爲此付出了沉重的代價，當然這原本也是意料中的事，該來的總是要來了。

　　首先是，我同我的那些奉儒家和自由主義爲治學圭臯的師長們和師兄弟們，愈來愈沒有共同語言。我的師長們，費正清、施華茨、餘英時，都曾試圖勸說我不要 卷入學運，回到研究室裏安心撰寫論文。有天早上，那是1972年的某個春天早上吧，費正清讓他的秘書小姐特别把我叫到他的辦公室共進早餐，以嚴肅的語氣提 醒我盡快動筆，撰寫論文。餘英時在這前後也把我叫到他在哈佛燕京圖書館裏的研究室，曉谕我參加學運的利害，言下之意是希望我從速「迷途知返」。我的同班同 學，詹姆斯•裏夫斯•普西（James Reeve Pusey）（哈佛前校長内森•普西Nathan M.Pusey的兒子，已故汪德昭教授的女婿），也好意地做過這樣的嘗試。

　　但是我已經走上了不歸路，因爲我是不惜爲求索中國現代化真理付出高昂代價的；因爲作爲一個中國人，作爲一個近現代史的專業學者，這種求索就是他的學術 生命的真谛。我怎麽會就這樣聽從他們的勸說而回頭呢？但是，我還是非常感謝他們的善意，特别是費正清和餘英時的殷殷關切，是我終生難以忘懷的。

　　其次是，我在哈佛求學的這段歲月，都是靠哈佛燕京社的研究金贊助支持的。本來，領取研究金的人當然有義務撰寫論文，提交論文，然而這些年來，從 1971至1974年，我一方面撰寫那篇文革的文章，另方面卻不時參加保釣同志們舉辦的示威行走和召開的各種讨論會，例如1971年4月10日的華盛頓大 行走，同年8月初的布朗大學美東讨論會，9月初的密西根大學中西部國是讨論會，以及後來幾年的儒法鬥争讨論會等；此外，還同尹夢龍等創辦《群報》，同謝定 裕和黃庭芳等合辦《新境界》，并且還經常爲《七十年代》、《盤古》、《廣角鏡》、《大風》等雜志寫稿。

　　在費正清的眼裏，我已經成了他的一個「不務正業」的學生。作爲我的指導教授之一，他焉能不爲我擔心。可是，在那段浪漫激情的時代，不止我這個中國學生 「不務正業」，他的許多美國學生也都是「不務正業」，其中有好幾個後來根本離開了哈佛，放棄了學業。從這個大環境下來看，我的言行，并非特例，幾乎是當時 美國各大學研究院反戰學生的通例。

　　話雖然這麽說，但家有家法，校有校規，費正清看到口頭上既不能勸我回頭，隻好形諸文字，三番四次地以私函催促我提交論文。我隻好表面上敷衍他說我正在撰寫中，而實際上卻仍然我行我素，照舊搞我的學運活動，寫我那篇文革專論。

　　鑒于我仍然「執迷不悟」，繼續撰寫「不務正業」的專論，而「應務正業」的論文竟然一直沒有下文，費正清理所當然地就停了我的研究金。就在這個斷炊的 1973年吧，國民黨波士頓總領館，也落井下石，于當年11月1日正式來文以「台端申請護照延期事，經呈報有關機關未獲核準」的理由，吊銷了我的護照，讓 我在美國成了一個非法居留的無國籍人士。接着移民局通知我三個月内離境，真是雪上加霜，禍不單行！于是，在随後這一年多裏，在生活費、身份、論文這一大堆 問題的折磨下，我的身心真是備受煎熬！

　　爲了解決身份問題，1974年隻好到華盛頓的中國駐美辦事處，領取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護照，以便在美國合法居留，繼續撰寫我的論文。當時，我恐怕是哈佛 校史上第一個拿「中華人民共和國」護照的中國留學生吧？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當時被吊銷護照的台灣保釣留學生當然不止我一個人，還有李我焱、徐守騰、林孝 信、鄭培凱、虞光等等一大批，但必須強調，我們沒有一個――我要再強調一下，沒有一個――以政治迫害爲理由而向美國政府尋求政治庇護的。所以我們對那些滞美不歸的大陸民運人士，不顧國家尊嚴和個人人格，紛紛向美國尋求政治庇護，領取綠卡的背叛行爲，是非常不齒的。



九．重新拾起論文



　　爲了長期解決生活問題，1975年初隻好進聯合國當一名國際公務員，既解決了飯碗問題，又解決了身份問題，可謂一舉兩得。

　　當時，外界一般把進入聯合國服務的老保釣視爲特權分子，我不知道别的老保釣是怎麽想的。但對我而言，完全不是這樣的，因爲我隻是亟需一個不受政治幹擾 的安定環境和一份可以養家糊口的工作，從而可以定下心來撰寫論文和利用業餘時間從事愛國活動。我曾經向費正清和施華茨請求将我剛發表的專論作爲我的博士論 文，但是施華茨說，哈佛不接受出版了的文章作爲論文。所以，我被迫隻好重新拾起被擱在一邊好幾年的文稿了。

　　雖然業餘時間比較多，但無法集中使用，所以接連利用兩個暑期（1978和1979年）向聯合國申請留職停薪，到哈佛繼續收集我的論文資料。當時聯合國内有些熱過頭的保釣朋友竟然爲此指控我搞白專。如果要給在學術上探索中國的現代化問題加上白專的罪名，我願背上這個罪名。

　　正當我在聯合國利用業餘之暇撰寫論文的時候，國内外的大氣候又發生了巨變，越戰結束了，反戰運動急劇降溫了，毛周相繼辭世，燃起激情的三大熾熱火源都 消失了，激情随之自然逐漸冷卻下來，歸于平靜。這爲我可以以比較清醒冷靜、客觀持平的心情撰寫我的論文，提供了有利的大氣候。但令人深感遺憾的是，由于文 革被徹底否定，被批得一無是處，我們的專論集自然也成了不受歡迎的「黑材料」，從暢銷書變成無人聞問，而逐漸被人淡忘；中國官方正式将文革的歷史束諸高 閣，讓它塵封起來。而我花了這麽多的心血，甚至不惜把個人的學術生命壓在上面，才打造出來的新爐竈一下被砸得粉碎。這個教訓實在太慘痛了！也實在太令人失 望了！于此足證，不論中外古今，曆史與意識形态的關系是多麽緊密的結合。因此一個曆史學者要在一個風雲變幻莫測、錯綜詭谲的國内外大氣候之下，探索曆史的真相，真是談何容易！

　　這是不是說，費正清當初對我的規勸是完全對的呢？ 固然有一定的道理，但也不能說全對，因爲作爲費正清的學生，我同他的分歧，已經超出師生的情誼，而是涉及如何正确看待中國革命、中國在世界的定位，以及中 國現代化方向等這一系列的大是大非的學術問題；我的挫折困頓，應當是任何人在求索真理的過程中，在走自己的道路時，必然要付出的代價。歷史總會有一天證 明，我将是他的笃守哈佛校訓「追求真理」的中國學生之一。

　　本着這種追求，我選擇将晚清的著名儒臣張之洞的思想作爲我的論文主題，因爲他的《勸學篇》是一個晚清儒臣（康有爲、梁啓超不是儒臣，隻是儒生），一個 中國帝王之學的最後代表人物，爲了将官方儒學現代化所作的最後的一次主要努力。他的内（聖）外（王）的唯心辯證思維同李大钊、毛澤東的上（紅）下（專）的 唯物辯證思維是相反而相成的。通過他，可以将中國傳統的「帝王之學」同毛澤東一手開創的現代的「人民之學」有機地貫通聯系起來。所以，我的論文是具有無限 發展潛力的。六年後，也就是1981年的春天，我終于提交了論文，正式完成了我在哈佛漫長的艱辛求學過程。對于我的這份執着，相對于某些老保釣的中道而 廢，有始無終，自己還是頗感安慰的。

　　實際上，在哈佛這段漫長的求知求真的過程中，我一共寫了兩份都是高質量的論文。其間我還積極投入了釣運，參加讨論會，發表演講，還爲左翼報刊寫了難以 計數的文章，并以業餘時間擔任一家小周報《華報》的總編輯（現在香港的大導演徐克，原名徐文光也是合作者）。所以我是絲毫沒有虛耗我的寶貴的哈佛青壯歲月 的。當時像我這樣一個不循常規的哈佛研究生，當然不是隻有我一個。

　　不過，我要特别感謝費正清和施華茨兩位教授的雍容大度，讓我這個「離經叛道」、「背叛師門」的中國留學生，能夠按照自己的意願完成我在哈佛的學業。這 在一般大學和中國社會（包括兩岸三地）是很難想象的。這不僅顯示近代歐美學術界自由獨立研究的優美學風，也突顯了費正清、施華茨這樣宗師級的大學者，爲了 維護學術研究的客觀和獨立性，允許學生向自己挑戰的可敬風範。在我國唐宋的盛世時期，我們也曾有過類似的優美學風，但随着皇權的日益高度集中，明清以後蕩 然無存，實在令人追慕不已！

　　論文提交之後，我曾向施華茨提出我想離開聯合國，到學校教書，但是他好意地建議說， 他可以推薦我到香港或新加坡的大學去。如果在美國教書，我的意識形态将會爲我帶來很多的困擾和麻煩。經他這麽一說，加上我已有家室之累，更是難以輕言搬 動。所以，以後就沒有再向他提起教書的事。此後就一直安心留在聯合國做個業餘的曆史學者，繼續一本初衷，專心研究、比較和總結近百年來苦難中國歷盡坎坷曲 折的現代化進程中的因果關系和成敗得失，并進而探索通往一個民主、富強、正義的現代化中國之路。

　　這是我終生的治學目标，雖然還有一段很長的路要走！我隻能以屈原的話來自勉：路曼曼其修遠兮，吾将上下而求索！這是我的執着，直到人生的盡頭！



十、小結――呼喚理想主義

　

　　讀完了拙文的讀者們或許會問：受了這麽多的磨難，走了這麽多的彎路，真的值麽？

　　當然值。三十六年後的今天，撫今思昔，我仍然無怨無悔；甚至還引以爲榮，深感自豪。

　　釣運激發我理想主義的激情，才使我有勇氣背叛師門，同我的過去決裂；才敢順從歷史潮流，認同祖國，回歸中國歷史的主流；才有機會學習和運用銳利的階級分析方法。

　　我也曾以滿腔的熱情投入釣統運，并豐富了釣統運。

　　就這兩條，我覺得再大的磨難，再多的彎路，也值得承受，值得去走；如果有機會讓我再做一次選擇，我将會毫不猶疑地、潇灑地再走一回這條充滿激情和理想主義的老路。

　　不論是一個人，或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都是要有點理想的，否則人生剩下的将隻是一片空虛蒼白；否則這個國家或民族，縱然經濟上富庶繁榮，文化上必将 蒼白無力，沒有精神靈魂。在今天這樣一個一切望錢、望權看的世道下，我們是多麽地亟需發揚和傳承當年海外我們這些老保釣曾經爲之奉獻犧牲的關心國事、天下 事的高尚愛國主義情操和激情的理想主義精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