輿論失控：蘇聯解体的催化劑

时间:2010年11月01日 09时00分   来源:《求是》   作者:赵　强

蘇聯解体對于西方來說是一場胜利，但對于利害切身的俄羅斯人民則是一場空前 的國家災難。蘇聯演變和解体的原因很多，“新聞改革”、輿論失控在其中扮演了 极其重要的角色。 　　新聞改革是戈爾巴喬夫推行的“民主化”、“公開性”的重要組成部分。令人 扼腕的是，這种新聞改革走上了否定馬克思主義新聞觀、背离社會主義新聞工作原 則的邪路，最終導致輿論失控。主要表現在以下几個方面： 　　1.各類媒体逐步脫离党的領導。党性原則是社會主義新聞事業的根本原則。堅 持党對新聞工作的領導，是党性原則的核心。但是，戈爾巴喬夫的新聞改革不僅沒 有堅持這一點，反而明令廢止對文化宣傳工作的“行政干涉”，致使從中央到地方 各級党委不敢實施對所屬文化宣傳部門及其所掌握的輿論工具的領導，任其各行其 是，各自為政。這在事實上拋棄了新聞工作的党性原則，放棄了党對新聞事業的領 導。1990年6月，蘇聯最高蘇維埃通過的《新聞出版法》規定，國家机關、政党、社 會組織、宗教團体以及年滿18歲的公民“都有權利創辦輿論工具”，這為“自由辦 報”開了綠燈，使反對派政党團体辦報和私人辦報完全合法化。當年10月，已有700多 家報刊，包括13個党的報刊進行了登記，其中1/7屬個人所有，還出現了獨立通訊社。 《新聞出版法》生效后，涌現出不少新的報刊，其主要的輿論傾向就是反對共產党。 有的報刊甚至刊登退党者的文章，聲稱留在党內的都是些“不正派的人”，從而使 退党人數明顯增多，起了瓦解蘇共的作用。与此同時，《莫斯科新聞》、《文學報》 及隸屬于最高蘇維埃的《消息報》等許多机關報刊都紛紛拋棄机關報性質宣告“獨 立”。《消息報》甚至長期批評蘇共和蘇聯政府，支持各地的“民主派”和民族主 義者。 　　一方面，執政党和政府自己辦的報紙、廣播、電視在輿論導向上出了問題，不 僅不再是党和政府的喉舌，保持應有的戰斗力和社會責任感，反而站在党和政府的 對立面，對党和政府工作進行不負責任的批評和指責。這种自己出錢辦報罵自己的 現象在世界上任何國家都是難以想象的。另一方面，各种反對派別也深知控制輿論 的重要性，紛紛不惜血本辦起自己的報刊，這些報刊几乎都以丑化蘇共、責罵社會 主義為宗旨。1990年上半年，蘇聯境內各种“非正式”出版物多達上千种。對此， 俄羅斯著名作家邦達列夫指出：“在6年當中，報刊實現了歐洲裝備最精良的軍隊在 40年代用火与劍侵入我國時未能實現的目標。那支軍隊有第一流的技術設備，但缺 少一樣東西——這就是千万份帶菌的出版物。” 　　2.各類負面輿論借“公開性”之名充斥媒体。戈爾巴喬夫入主克里姆林宮后不 久，便提出“民主化”和“公開性”等一系列新理念，動員報紙雜志就改革中出現 的各种思想問題進行公開辯論。他提出要實行“毫無限制的公開性”和“輿論多元 化”；并且明确表示“任何事件，不論是今天的痛楚或是過去歷史上的悲慘事件， 都可以成為報刊分析的對象”。“民主化”和“公開性”成了策動全蘇聯各种反對 派大肆聲討蘇共的總動員令，蘇聯媒体掀起了一場“公開事實（包括國家机器運作 程序）和揭露歷史污點的大革命”。一時間，報刊大量刊登的揭露官場營私舞弊、 貪贓枉法、腐化墮落以及社會上酗酒、吸毒、婦女賣淫等現象的文章触目惊心，嚴 重搞亂了普通民眾的思想。同時，媒体還大量刊登否定蘇聯和蘇共歷史的文章，一 些不曾報道過的事實和失誤被嚴重歪曲和無限夸大，一些媒体還以聳人听聞的報道、 荒誕無稽的假新聞乃至針對蘇共和社會主義的造謠、誹謗等等來吸引讀者，造成民 眾對政府的普遍不滿和國內民族矛盾的不斷激化。 　　閘門已被打開，形形色色的反蘇反共反社會主義的思潮如同洪水般奔涌而出。 斯大林成了“惡魔”，列宁成了“無賴”，整個蘇共和蘇聯的歷史除了罪惡還是罪 惡，十月革命和社會主義帶來的只是災難，而資本主義社會則成了人們心目中自由 和富足的理想天堂。當主流輿論千百次地重复蘇共和蘇聯社會主義實踐是失敗的， 當各种媒体把党的領袖的形象抹得漆黑一團，執政党的威信也降到了零點。人們對 共產党的領導是否正确、對社會主義制度產生了怀疑，蘇聯人民的民族自豪感受到 沉重打擊。而面對敵對勢力利用“民主化”、“公開性”對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 發動的猖狂進攻，以戈爾巴喬夫為代表的蘇共領導人不僅沒有及時給予回擊，反而 姑息、縱容、欣賞，甚至自己也參与到這种大合唱中。 　　3.為西方意識形態的大舉進攻開放門戶。1987年1月，根据戈爾巴喬夫的指示， 蘇聯停止干扰BBC對蘇廣播，不久又相繼停止干扰美國之音、自由廣播電台等多家西 方電台的對蘇廣播，蘇聯民眾從此可以隨時听到外國電台的聲音。這些西方國家政 府的喉舌大肆宣揚西方的生活方式，介紹西方對蘇聯改革的態度和觀點，以西方的 立場和視角評論蘇聯的政治局勢。這對當時正處于改革十字路口的蘇聯人來說，其 蠱惑性、煽動性不言自明。對此，美國國際廣播委員會認為， “蘇聯停止干扰西方 廣播，可能比戈爾巴喬夫決定從東歐撤軍50万的允諾更重要。對美國來說，它為促 進蘇聯社會的和平演變，提供了難得的机會”。但是，蘇聯并沒有就此打住，同年 12月，蘇聯決定撥款400万外匯盧布，進口20個西方國家的報刊，在國內公開出售。 這進一步助長了西方對蘇聯的輿論攻勢。 　　事實表明，戈爾巴喬夫的新聞改革使蘇聯經過几十年努力构筑起來的社會主義 思想防線，短短几年間就從內部土崩瓦解。有學者把新聞改革到政權喪失的過程概 括為一個模式：新聞改革——媒体放開——外力介入——陰暗面曝光——群眾不滿 情緒積累——反制無力——輿論徹底失控——政權喪失、國家解体。這個模式清楚 地表明，輿論失控是蘇聯演變的重要原因之一。其中，新聞媒体脫离党的領導，是 蘇聯輿論失控的關鍵。如學者所言，在改革進行的關鍵時刻，“俄羅斯媒体人成為 推倒蘇聯大廈的最后一個操盤手”。俄羅斯前總統葉利欽說得更明确：“正是新聞 傳媒發起的揭露蘇聯歷史黑暗面和現存体制缺點的運動，直接動搖了這一帝國的根 基”。而戈爾巴喬夫，這個親手搞垮蘇聯的人，卻獲得了西方頒發的諾貝爾和平獎。 　　千里之堤，潰于蟻穴。媒体失控導致反共反社會主義的輿論一步步瓦解、摧毀 了蘇聯意識形態大廈的根基，掏空了蘇聯制度的核心价值体系，加速了蘇聯演變和 解体的步伐。蘇聯解体后，俄羅斯經歷了持續10年的動蕩和衰退，使當年的超級大 國淪落為一個備受西方擠壓的國家，多少俄羅斯人反思起來為之痛心疾首。頗有意 味的是，普京、梅德韋杰夫治理下的俄羅斯，出現了西方所批評的“民主倒退”， 包括加強對媒体的控制，但卻帶來俄羅斯經濟的強勁复蘇和政局穩定。這一切，對 于正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上闊步前進的中國而言，無疑有着十分重要的借鑒意 義。現在有人攻擊中國的新聞制度，鼓吹媒体民營化，這恰恰證明我們的制度是正 确、有效的。他們的用心不言而喻，就是想讓中國走蘇聯的路。前車之鑒不遠，我 們不會上當。

[评]: 說新聞改革促進蘇聯滅亡是沒錯, 但是這不能怪對手太強, 沒有新聞改革, 蘇聯一樣會滅亡, 因為蘇聯的存在不是依靠對媒体的控制, 控制了媒体不保證蘇聯繼續存活下去。 老戈新聞改革推行“民主化”和“公開性”沒有錯。這种改革怎樣走上了否定馬克思主義新聞觀、背离社會主義新聞工作原則的邪路 ? 什么才是馬克思主義新聞觀? 社會主義新聞工作原則又是什么東西?  是只手遮天還是黑箱作業?  "媒体脫离党的領導。喪失党性原則, 戈爾巴喬夫明令廢止對文化宣傳工作的“行政干涉”，致使從中央到地方各級党委不敢實施對所屬文化宣傳部門及其所掌握的輿論工具的領導，任其各行其是，各自為政。" 文化宣傳中央集權制, 在社會主義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都會發生的了, : 在社會主義國家是運用政治力量來掠奪這個控制權; 在資本主義國家是運用金錢力量來控制社會上的文宣工作。 遠 的不說, 就說我們香港的傳媒, 大部分都是地產大亨包辦的, 李嘉誠透過旗下長江實業及和記黃埔，共同持有新城廣播有限公司，主打財經資訊；其子李澤楷的電訊盈科，旗下有now收費電視，還另外透過信托基金私人持有 香港信報。先前now還向港府申請免費電視牌照。九龍倉集團也間接持有香港一家收費電視台有線電視，最近也開始申請免費電視牌照；醉心投資大陸房市的榮丰 控股董事長王征今年也投放不少資金到香港的亞洲電視，還透露希望打造成亞洲CNN。 共產黨控制傳媒如果是以人民利益為最高目標還說得過 去, 如果是為了穩定政權打壓異己, 丟掉輿論工具又有誰會來可憐? 讓共產黨控制洗腦權好還是讓資本家控制洗腦權好呢? 對被洗腦的人來說, 這是沒有意義的討論 !  老戈的新聞改革是拿掉共產党對傳媒的控制權而把輿論控制權拱手讓給資本家,  對老百姓來說, 只是換湯不換藥而已。 共 產党想要長期控制輿論, 大前題不是先去打倒資本家而是落實為人民服務, 控制傳媒的最終目的應該是為了人民的最高利益而不是為黨的繼續生存而控制,  群眾基礎是共產党的堅定靠山,  共產党亡是亡于脫离群眾, 而不是亡在民主改革, 這才是蘇聯亡國給中國帶來的最大教訓! 為了共產黨的繼續生存而長期壓制言論自由和集會自由已經是大錯特錯, 沒有表達的自由, 還會有思考的自由嗎?  我們現在面對的是溝通自由被壓制了, 但是附帶的後果不是批不批評政府這麼簡單。 草木皆兵到連反日抗美的思想和感情都不讓人自由表達出來, 這樣的政府還想人民支持你長期控制對人民的"洗腦權"?  這樣的政權丟掉對傳媒的控制權是眾望所歸, 是你自己在選擇走蘇聯的老路, 不是顏色革命在迫你走蘇聯亡國的老路! 言論自由長期被壓制, 跟別人沒有思想交流溝通的機會,  這個民族沒法發展獨立思考和批判思維, 整個國家的素質都會受影響,  沒有獨立思想和批判思維的民族在國際上拿什麼爭話語權呢? 對內方面也不是什么好事, 人民長期沒有表達不滿的渠道, 政府就長期缺乏量度老百姓對政府不滿的指標, 社會矛盾要激化到爆發點政府才知道是什么一回事就太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