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ul 31, 2012 11:15 PM
１９２７年８月１日凌晨，一聲槍響划破了南昌城寂靜的夜空。以周恩來為書記的中
共前敵委員會及賀龍、葉挺、朱德、劉伯承等，率領党掌握或影響下的北伐軍兩万
多人在南昌舉行起義。
經過數小時激戰，全殲守敵，占領了南昌城。
正如毛澤東后來所說，中國共產党和革命人民是被國民党反動派“逼上梁山”
的。
１９２７年４月和７月，中國國民党內的蔣介石集團和汪精衛集團，勾結帝國
主義和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在上海和武漢發動反革命政變，殘酷屠殺共產党人和革
命群眾，使中國人民從１９２４年開始的國共合作的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遭到失敗。
血的教訓擦亮了人們的眼睛。它表明：沒有革命的武裝就無法對付武裝的反革
命。沒有一個人民的軍隊，便沒有人民的一切。
為了反抗國民党反動派的屠殺政策，挽救中國革命，中共中央于７月１２日進
行改組，停止了中央委員會總書記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的領導。
下旬，決定集合自
己掌握和影響的部分國民革命軍，并聯合以張發奎為總指揮的第二方面軍南下廣東，
會合當地革命力量，實行土地革命，恢复革命根据地，然后舉行新的北伐。
李立三、
鄧中夏、譚平山、惲代英、聶榮臻、葉挺等在九江具体組織這一行動，但發現張發
奎同汪精衛勾結很緊，并在第二方面軍中開始迫害共產党人。
隨即向中共中央建議，
依靠自己掌握和影響的部隊，“實行在南昌暴動”。
据此，中共中央指定周恩來、
李立三、惲代英、彭湃等組成中共中央前敵委員會，以周恩來為書記，前往南昌領
導這次起義。
預定參加起義的部隊有：國民革命軍第二方面軍第１１軍第２４、第１０師，
第２０軍全部，第４軍第２５師第７３、第７５團以及朱德為團長的第五方面軍第
３軍軍官教育團一部和南昌市公安局保安隊一部，共２万余人。
從７月２５日起，
第１１、第２０軍分別在葉挺、賀龍指揮下，陸續由九江、涂家埠（今永修）等地
向南昌集中。２７日，周恩來等到達南昌，當天就在城內的江西大旅社正式組成前
敵委員會，領導加緊進行起義的各項准備工作。
３０日早晨，中央代表張國燾來到南昌，中共前委立即召開緊急會議。張國燾
堅持認為，根据共產國際的指示精神，應該爭取張發奎參加，否則不能舉行暴動。
周恩來等多數同志認為，“在客觀應當是我党站在領導的地位，再不能依賴張”。
第二天，中共前委再次開會進行辯論。最后，張國燾表示服從多數人的意見。
此時，國民党武漢政府的第五方面軍（總指揮朱培德）第３軍主力位于樟樹、
吉安、万安地區，第９軍主力位于進賢、臨川地區，第６軍主力正經萍鄉向南昌開
進；第二方面軍的其余部隊位于九江地區；南昌市及近郊只有第五方面軍警備團和
第３、第６、第９軍各一部共３０００余人駐守。
中共前委決定赶在援兵到來之前，
于８月１日舉行起義。
８月１日２時，南昌起義開始。
按照中共前委的作戰計划，第２０軍向舊藩台
衙門、大士院街、牛行車站等處守軍發起進攻；第１１軍第２４師向松柏巷天主教
堂、新營房、百花洲等處守軍發起進攻。
激戰至拂曉，全殲守軍３０００余人，繳
獲各种槍５０００余支（挺），子彈７０余万發，大炮數門。
當日下午，駐馬回岭
的第２５師第７３團全部、第７５團３個營和第７４團机槍連，在聶榮臻、周士第
率領下起義，第二天到達南昌集中。起義最終取得了成功！
南昌起義成功后，中共前委按照中共中央關于這次起義仍用國民党左派名義號
召革命的指示精神，發表了國民党左派《中央委員宣言》，揭露蔣介石、汪精衛背
叛革命的种种罪行，表達了擁護孫中山“三大政策”和繼續反對帝國主義、封建軍
閥的斗爭決心。
８月１日上午，召開了有國民党中央委員、各省區特別市和海外党
部代表參加的聯席會議，成立了中國國民党革命委員會，推舉鄧演達、宋慶齡、何
香凝、譚平山、吳玉章、賀龍、林祖涵（林伯渠）、葉挺、周恩來、張國燾、李立
三、惲代英、徐特立、彭湃、郭沫若等２５人為委員。
革命委員會任命周恩來、賀
龍、葉挺、劉伯承等組成參謀團，作為軍事指揮机關，劉伯承為參謀團參謀長，郭
沫若為總政治部主任；并決定起義軍仍沿用國民革命軍第二方面軍番號，賀龍兼代
方面軍總指揮，葉挺兼代方面軍前敵總指揮。所屬第１１軍（轄第２４、第２５、
第１０師），葉挺任軍長、聶榮臻任党代表；第２０軍（轄第１、第２師），賀龍
任軍長、廖乾吾任党代表；第９軍（無作戰部隊），朱德任副軍長、朱克靖任党代
表。全軍共２万余人。
８月２日，南昌市各界群眾數万人集會，慶祝南昌起義的偉大胜利和革命委員
會的成立。會后各界青年踊躍參軍，僅報名的學生就有數百人。
南昌起義后，汪精衛急令張發奎、朱培德等部向南昌進攻。中共前委按照中共
中央原定計划，決定率起義軍向廣東進軍，計划以廣東為基地再次組織北伐。
８月３日至６日，起義軍分批撤出南昌，沿撫河南下。起義軍進至進賢縣時，
第１０師師長蔡廷鍇驅逐在該師工作的共產党員，率部折向贛東北，脫离起義軍。
由于起義軍撤离南昌比較倉促，部隊未經整頓，加上酷暑遠征，部隊減員較多，７
日到達臨川時，總兵力約１．３万人。
８月下旬，起義軍在瑞金、會昌地區擊破國民党軍錢大鈞、黃紹竑等部的攔阻，
殲敵６０００人，繳獲槍２５００余支（挺）。起義軍傷亡近２０００人。
會昌戰斗后，起義軍陸續折返瑞金，改道東進，經福建省長汀、上杭，沿汀江、
韓江南下。９月２２日，第１１軍第２５師占領廣東省大埔縣三河壩，主力繼續南
進，于２３日占領潮安（今潮州）、汕頭。
在此期間，駐廣東的國民党軍第８路軍
總指揮李濟深令錢大鈞殘部牽制第２５師，令黃紹竑部經丰順進攻潮安，令陳濟棠、
薛岳部３個師１．５万余人組成東路軍，由河源東進，尋起義軍主力決戰。
南昌起義紀念塔
据此，中共前委決定，第２０軍新建的第３師隨革命委員會駐守潮、汕地區，
集中主力６５００余人迎擊東進之敵。
９月底，起義軍主力在揭陽縣白石和普宁縣
流沙与國民党東路軍激戰不胜，１０月初部隊大部潰散。革命委員會和起義軍領導
人分散轉移，余部１３００余人進入海陸丰地區，加入到該地區的革命斗爭。
退出
三河壩的第２５師同由潮、汕突圍的第３師一部于饒平會合后，在朱德、陳毅率領
下，轉戰閩粵贛湘邊，最后保存起義軍約８００人，參加了湘南起義，并于１９２
８年４月到達井岡山革命根据地同毛澤東領導的湘贛邊界秋收起義部隊會合。
南昌起義主要領導人賀龍、朱德、周恩來、葉挺、劉伯承群雕
南昌起義部隊雖然受到很大損失，但這次起義卻有巨大的歷史意義。
它打響了
武裝反抗國民党反動派的第一槍，標志著中國共產党獨立地創建革命軍隊和領導革
命戰爭的開始。
它如一聲春雷，使中國人民在黑暗中看到了高高舉起的火炬，指明
了中國革命的方向。
１９３３年７月１１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根据中央革命軍事委
員會６月３０日的建議，決定８月１日為中國工農紅軍成立紀念日。
１９４９年６
月１５日，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發布命令，規定以“八一”兩字作為中國人民
解放軍軍旗和軍徽的主要標志。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將此紀念日改稱為中國人
民解放軍建軍節。
“八一”建軍節的确定
据統計，１９５５年授予元帥軍銜的１０個人當中直接或間接參加過南昌起義
的有７位：朱德、賀龍、劉伯承、聶榮臻、陳毅、林彪、葉劍英。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3-07/28/content_99638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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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暴動被隱去的史實
裴毅然
八一南昌暴動一直為中共高調渲染，南昌城里至今還保留十分隆重的紀念館与
暴動領導人群雕。但這場中共建軍的暴動，怎么會失敗？怎么虎頭蛇尾？后來呢？
具体細節呢？中共党史一直語焉不詳。筆者根据《李立三報告——八一革命之經驗
与教訓》、《張太雷報告——“八一事件”之經過、失敗原因及其出路》，稍述其
詳。凡引號處，均出自中共中央的四份文件：《中央通告第十三號——為葉賀失敗
事件》（1927年10月24日）、《李立三報告——八一革命之經過与教訓》、《張太
雷的報告——“八一事件”之經過，失敗原因及其出路》（1927年10月15日南方局
廣東省委聯席會議席發言）、《張國燾的報告——1927年10月9日》注1。
隱去的細節
南昌暴動后，暴動主力葉挺、賀龍部經撫州、瑞金、會昌、梅縣，再折回汀州、
上杭一帶，最后經大埔一直退往潮汕方向。1927年9月24日，暴動部隊前鋒抵達汕頭，
汕頭農軍起來響應，但遭陳濟棠、王俊（國民党潮梅警備司令）、黃紹雄合圍，9月
30日不得不退出汕頭，在湯坑進行防御。湯坑之戰乃赤暴軍隊的最后一役，對壘雙
方實力懸殊：國軍1．5万，暴動赤軍五千。中共〈中央通告第十三號——為葉賀失
敗事件〉：「巷戰一晝夜而我軍竟完全解体」。
湯坑敗后，葉挺部僅余七八百人，退甲子巷而潰散；賀龍20軍第12師二三千人
奔海陸丰，「這部分的軍官政治意識本甚模糊，离開大隊之后，更是絕無目標的情
形，竟要求李濟琛收編。」革命意志居然如此脆弱！
1927年10月24日中共中央關于葉賀部失敗的〈通告〉中，將敗因歸于「沒有大
大殺滅豪紳資產階級的權勢与勢力（葉賀軍隊之中『不扰民』的口號几乎高于一切」。
〈通告〉批判前敵委員會政綱錯誤，「提出『沒收二百畝以上的地主土地』的主張，
這是非常之大的錯誤，這證明沒有土地革命之決心，這种政綱可以使葉賀暴動根本
上喪失其意義。」意思是為什么不沒收二百畝以下中小地主的土地？分明是對“土
地革命”有所保留。
無論最后的湯坑之戰“一晝夜而完全解体”，還是“要求李濟琛收編”，包括
只沒收入“二百畝以上地主土地”，既不英勇，缺乏革命堅定性，也不符合土地革
命的徹底性，不宜標舉搖晃。
“隱身”的領導人
1927年7月19日李立三、鄧中夏、譚平山奉中共中央之命到達九江。他們討論后
議定在南昌組織暴動。李立三、鄧中夏即赴廬山找瞿秋白商議，瞿秋白完全贊同這
一計划。他們召開緊急會議，李立三、鄧中夏請瞿秋白代表九江同志提出暴動意見，
并請中央速決。過了兩天，形勢更緊，張發奎尚未到九江，但態度更右傾。李立三、
鄧中夏听說張發奎等也將在廬山開會，商議解決第二方面軍中的中共分子問題。此
時，譚平山將南昌暴動計划向賀龍探底，賀龍反應熱烈，決定其部于28日前集中南
昌，28日晚舉行暴動，于是譚平山急電中央征詢可否。鄧中夏、譚平山、惲代英等
人奉電召回到九江，參加暴動決策會議，与會者對暴動計划持完全一致意見。26日
周恩來從武漢銜中央之命赶來，表示完全同意在潯（九江簡稱）同志意見，決定由
鄧中夏回武漢報告中央。一干人于27日齊赴南昌，依中央命令成立前敵委員會。只
是因軍事准備來不及，改于30日晚舉行暴動。
不久，中常委又派張國燾赶來，說是共產國際不主張干，僅因譚平山一力主張，
暴動決議才通過。張太雷的報告中：“致使這次暴動成為平山所領導，自然這個運
動也變成了軍事的投机。”
29日上午，張國燾從九江連發密電，謂“暴動宜慎重，無論如何候他到后再決
定。”但前委決定暴動決不能停止，繼續進行一切暴動准備。30日早上，張國燾赶
到南昌，立即召開前敵委員會，傳達中央“宜慎重”的意見。第三國際的指令性電
報謂：（大意）
如有成功把握可舉行暴動，否則不可動，將軍隊中的同志退出，派到各地農民
中去；目前形勢應极力拉攏張發奎，除非得到張的同意，否則不可動。
周恩來、惲代英、李立三、彭湃、譚平山等一致反對這項意見，謂暴動不能再
拖，更不可停止；張發奎已受汪精衛包圍，決不會同意中共計划；我党應站在領導
者地位，不能再依賴張發奎，爭論數小時，因張國燾代表中央意見，不能以多數票
決。31日晨再開會議，又辯論數小時，張國燾最后表示少數服從多數，最終決定晚
二時暴動。
最有“意思”的是南昌八一紀念館的群雕，朱德占有顯著一席。文革時，暴動
時不過小小排長的林彪，居然也躋身“南昌起義領導人”。而朱德其時僅為南昌警
察局長，挨不上號的的人物，真正的策划与組織者張國燾、譚平山、瞿秋白等人，
均因政治原因，對不起了。尤其譚平山，對整個暴動及后來的行軍影響甚大。李立
三：“八一革命表面上看起來似乎完全在党的指導之下，實際上不過是許多C．P．
（按：英文共產党首字母）分子的個人指導，最后几乎變成平山同志的個人指導。
……當時平山在政治負了很大的責任，中央并未將他撤換。”尤其決策階段，譚平
山力主發難，理据是捏有兵權的賀龍、葉挺都同意干。此外，譚平山時任國民政府
農民部長，乃中共在國民党里的最高職務者，而南昌暴動又舉著國民党左派的旗號，
客觀上也需要一位標志性人物。1927年11月14日，譚平山竟被開除中共党籍，指責
他与鄧演達另立第三党——中華革命党。張國燾亦于同日的〈政治紀律決議案〉中
被開除臨時政治局候委、中執委資格。加上張國燾后來叛共，自然只能歸于“人類
狗屎堆”。至于瞿秋白，被捕后寫了《多余的話》，晚節不貞，不足為訓。注2 如
此這般，譚平山、張國燾、瞿秋白這三位南昌暴動真正的領導人，必須“隱身”。
不宜撩看的細節
1927的7月31日晚，因賀龍部20軍某營長泄露秘密，增加暴動困難。至翌晨六時，
始將第三、六、九軍在南昌的部隊完全繳械。8月1日成立革命委員會，因四周敵軍
將至，決定全軍回粵。此時得現洋十万，七十万紙票（但不好用）。
8月5日從南昌出發，共2．1万人。三天后赶到江西臨川，天气极熱，沿途多山
路，每日行軍60里至百里，士兵負擔极重，每人背50～300發子彈、机關槍、大炮，
無挑伕。沿途得不到農軍配合，因為農民聞風而逃。李立三原文：
食物与飲料全買不到，甚至終日難得一粥。渴則飲田溝污水，以故兵士病死极
多，沿途倒斃者絡繹不絕。同時軍隊中多無軍醫處、衛生處等的組織，無法救治。
加以宣傳工作极坏，逃走极多。僅行軍三日，實力損失已在三分之一以上，遺棄子
彈將近半數，迫擊炮完全丟盡，大炮亦丟了几尊，逃跑及病死的兵士將近四千（二
十軍最坏，軍隊紀律亦极坏，放槍拉伕等事隨時都有）。
暴動部隊中的第十師，親共的范藎團被“解決”，全師徑自開往浙江，尋找南
京政府要求收編。暴動赤軍立“減中”五千人。“沿途疾病落伍及逃亡者不下七千
人”。瑞金、會昌之役再損失千人，戰斗兵員僅剩八千。
臨川整休三日，前往瑞金，沿途農民對赤軍越發仇視，落伍傷員常被農民所殺。
行軍途中，數日不見一人，宜黃縣城原有近二万人口，等暴動赤軍到達，僅剩48名
六十歲左右老人。
20軍、11軍的一些參謀在臨川逃跑，原定軍事計划有可能泄漏。因此抵達瑞金
后，前敵委員會決定改道汀州、上杭赴東江。但瑞金已有守敵，為奪取瑞金城，再
傷亡600余人。此時，會昌已有錢大鈞、黃紹雄兩部共計18個團，赤軍不得不強攻會
昌，戰況激烈，傷亡八百余。
及至抵達湯坑，共計不到六千士兵，而敵方總計兵力五個師，約1．5万人。在
分水、湯坑激戰三晝夜，赤軍傷亡很大，24師下級干部殆盡，20軍亦死二名團長，
無兵補充，不得不下令退卻，潮州、汕頭亦不守。
南行路上，革命委員會下設的政治保衛處，在驛前、廣昌、屏山、瑞金、會昌
等處殺了30余個“土豪劣紳”及AB團分子。在汀州再殺四“劣紳”。原准備到廣東
后大規模屠殺“反動派”，結果僅在潮州殺了三人、大埔殺四人、汕頭殺12人。潮
汕失守時，牢里還關著几十個反動派（多半是工會送來的），“竟無法殺他（晚上
不能放槍，又沒有刀子）。”張太雷事后總結：
以前五十畝以下土地不沒收的，這實在是土地革命的障礙，以后便一切地主
（小地主在內）的土地都要一概沒收，徹底地干去……
我們現在要放膽去干，不應象以前太規矩，要平民式地干，不要有仁慈，打破
好人的觀念，對土豪應該亂殺，絕對不要恐怕冤枉了。
就是暴動部隊的兵士，走了一路還不明白革命意義。“連八一革命的意義，不
但是沒有深入群眾，就是兩軍（按：指葉賀二部）的兵士亦不明白。二十軍的兵士
沿途騷扰農民拉伕、拿物，甚至奸淫的事都發生過。”
行軍途中，与中央完全失去聯系。至汕頭后，方知有“八七緊急會議”，行軍
兩月，簡直成了野人。
1927年11月14日，中共文件《最近組織問題的重要任務決議案》載，中共党員
人數從政變前的五万余驟降至万余。
這些那些，都不符合“偉光正”的尺寸呵！政治標准第一、党的利益第一、現
實需要第一。為此，南昌起義這些一系列“后來”，全都需要“淡化”。因此，打
響中共武裝暴動第一槍的“南昌起義”，便成了紀念館里的“政治平衡物”——只
見虎頭不見蛇尾、只見……
注1：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三冊（1927），中共中央党校出
版社1989年8月第一版，第394—429頁。
注2：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三冊（1927），中共中央党校出
版社1989年8月第一版，第483頁
http://beijingspring.com/bj2/2010/170/20115123282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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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共党史或中國革命史文獻和著作中，對1927年8月1日南昌起義的一些細節很少提
及，這或許是因為缺少相關資料，或許是被過去的官方定式評价所限。本文旨在以
蘇聯解体后陸續解密的檔案材料為根据，對南昌起義中的“蘇聯因素”進行分析和
探討。
【共產國際代表曾直接參与南昌起義的策動】
在汪精衛發動“七一五”反革命政變10多天后的1927年8月1日，中國共產党人
就在南昌打響了反對國民党白色恐怖的第一槍。9月9日和12月11日，又先后在湘贛
邊界和廣州發動了秋收起義和廣州起義。這些起義都曾受到蘇聯方面的直接影響或
援助。
1927年7月23日抵達漢口的新任共產國際駐華代表羅明納茲，曾多次跟瞿秋白、
張國燾等中共領導人討論過即將發動的南昌起義。7月26日，羅明納茲和曾擔任國民
革命政府總軍事顧問的布留赫爾等人，再次跟中共領導人商討南昌起義問題。張國
燾在《我的回憶》中，對這一天的會商情況作了這樣的描述：“由于羅明那滋的發
動，中共常委會于二十六日下午四時在漢口一所住宅里秘密舉行會議，參加的有中
常委我和瞿秋白二人，李維漢、張太雷兩中委，羅明那滋和另一少共國際代表，俄
顧問加侖及范克，另外還有兩位翻譯人員。”此處的“羅明那滋”，即羅明納茲，
一些文獻資料還將此人譯成“羅米納茲”，實指同一人；“俄顧問加侖”是指布留
赫爾，“加倫”是布留赫爾在中國使用的化名，張國燾稱其為“加侖”，也是譯名
差异而已。商討過程中，布留赫爾建議最好能爭取第二方面軍總指揮張發奎一起行
動，那樣的話將會“在軍事上极為有利”，否則，“如在南昌与張氏分家，參加暴
動的兵力不過五千至八千”。
南昌起義后該怎么辦？布留赫爾建議南下廣東，因為大革命時期廣東曾是革命
的中心，工農群眾的覺悟較高，有良好的革命基礎，而且南下廣東東江，占領出海
口，也便于獲取蘇聯方面的援助。這樣先恢复廣東革命根据地，建立革命政府，然
后再圖舉行第二次北伐。布留赫爾的建議得到了莫斯科方面的贊同，8月5日聯共
（布）中央政治局致電布留赫爾：“您關于汕頭等等的意見，我們認為都是正确的。”
（《聯共（布）、共產國際与中國蘇維埃運動（1927—1931）》，中央文獻出版社
2002年版）李維漢后來在其《回憶与研究》一書中也指出：“至于南昌起義軍要南
征去占領潮汕，以便接受蘇聯的援助，更是共產國際的具体指示。”
上述回憶材料及檔案文件清晰地證實：共產國際代表和蘇聯軍事顧問曾直接參
与了南昌起義的策動和計划。
【中共武裝起義須經共產國際批准？】
《中國共產党歷史（1921—1949）》第一卷在講述南昌起義時指出：“1927年
7月中旬，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常務委員會派遣李立三、鄧中夏、譚平山、惲代英等
赴江西九江，准備組織中國共產党掌握和影響的國民革命軍中的一部分力量，聯合
第二方面軍總指揮張發奎重回廣東，以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實行土地革命。7月20日，
因發現張發奎已經站在汪精衛一邊，李立三等立即拋棄依賴張發奎的計划，提議獨
立發動反對南京和武漢的國民党政府的軍事行動，即南昌起義。中央臨時政治局常
委會在獲悉李立三等人的提議后，正式确定了在南昌舉行武裝起義的部署。隨后，
向共產國際報告了起義的計划。”
為什么中共發動武裝起義須事先報告共產國際？因為中共于1922年7月正式加入
共產國際，成為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因而在組織上必須服從共產國際的領導。1922年
7月中共二大通過的《中國共產党加入第三國際決議案》指出：“中國共產党……正
式加入第三國際，完全承認第三國際所決議的加入條件21條，中國共產党為國際共
產党之中國支部。” （《共產國際、聯共（布）与中國革命文獻資料選輯（1917—
1925）》，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年版）而21條的《第三國際的加入條件》中的第
17條則明确規定：“共產國際代表大會及其執行委員會的一切決議，所有加入共產
國際的党都必須執行……當然，共產國際及其執行委員會在一切工作中，同時必須
考慮到各党斗爭和活動的种种條件，只是在可能的情況下，才對某些問題作出全体
成員都應當執行的決議。”
不僅如此，共產國際代表有關共產國際与各國支部關系的宣傳也讓中共早期組
織及其領導人頗為滿意和放心。早在1921年初，中共還沒有正式誕生時，張國燾就
曾跟受共產國際派遣來華考察中國革命形勢的維經斯基探討過俄共（布）和共產國
際之間的關系問題：“在他看來……共產國際……是由各國共產党共同組織起來的
世界革命的大本營，總部雖設在莫斯科，但不能与蘇俄政府混為一談……俄國共產
党不過是共產國際的一員；根据國際主義的精神，盡一個支部的義務，享一個支部
的權利。共產國際的一切決議都須經由多數通過才算有效，并不是俄共所能操縱的。
不過俄共在各兄弟党中，因為是革命獲得胜利的唯一的一個，它的領袖列宁与托洛
茨基又都具有极高的國際聲望，所以事實上它在共產國際具有領導党的地位。但它
決不會濫用它的這种地位，換句話說，它不會要求共產國際來适合蘇俄的外交政策，
也不會強迫其他各國共產党采取某种不适合于其本國革命要求的政策……威金斯基
的說法得到我們的普遍贊許。也許這真是初期共產國際的方針，也許只是他過于天
真的說法，我們當時也竟沒有料到會由此發生什么問題，而后來事實上的表現卻完
全不是如此簡單。”
盡管張國燾后來站到了反革命立場上去了，但他上述對俄共（布）与共產國際
關系問題的描述和判斷，還是被后來共產國際与各國共產党關系的客觀歷史所證明。
事實上，當時中共的重大活動往往都須報經共產國際的同意和批准，共產國際也習
慣于直接給中共下命令，在一定程度上共產國際逐漸變為維護蘇共和蘇聯利益的一
個工具和平台，只不過在形式上借用了共產國際及其執委會的名義而已。
【共產國際發來關于南昌起義的“全面”意見】
莫斯科對于中共有關發動南昌起義的報告的答复就證明了聯共（布）借用共產
國際的名義直接給中共下命令的事實。根据張國燾回憶，在上文提及的中共常委會
上，羅明納茲向与會者宣布了共產國際對于中共有關發動南昌起義的報告的答复意
見：“倘若這暴動無成功希望，最好不要發動，張發奎部的共產党人可全部退出，
并派他們到農民中工作。”當張國燾質問羅明納茲“共產國際老說我們是机會主義，
不能堅決革命，現在南昌暴動准備成熟了，又來電阻止，這是什么意思”時，羅明
納茲解釋說：“這的确是一封阻止南昌暴動的電報，是一個嚴重的訓令，是斯大林
親自決定的電報由布哈林具名拍來的。我們如何能不遵行，我個人也認為事出意外，
不過即使這個指示錯了，我們還是要執行的。”緊接著，他又語鋒一轉，板起臉孔
對張國燾說：“我們在漢口是根据我們這一地方的情況來看問題，共產國際是根据
全部國際情況來決定行動。它所考慮的，有國際關系，中蘇關系，以至許多我們不
知道的因素。如果我們不按照共產國際的指示行事，不僅會遭受失敗，我們還有違
反紀律的罪名。過去中共中央的錯誤，就是對這一點認識不夠，今后不可再如此。”
1927年11月30日，《中共中央复張國燾的信》指出：“國燾同志這信中所提各
點，本次擴大會議的議決案都可以答复。至于國燾同志的錯誤之主要點，政治紀律
議決案已經說得很明白，事實的經過是：——國際上電報說：‘如毫無胜利的机會，
則可不舉行南昌起義。’這無异乎是說：‘除非毫無胜利机會，否則南昌暴動是應
舉行的。’”（《南昌起義（資料選輯）》，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0年版）這些
都證明了莫斯科是以共產國際的名義答复中共有關發動南昌起義的報告的。
然而，解密檔案文件充分證明，上述莫斯科對中共有關發動南昌起義的報告的
答复內容，根本不是由共產國際領導人或者共產國際執委會确定的，而是由斯大林
親自确定的。解密檔案文件“聯共（布）中央政治局會議第119號記錄”清晰地留著
“中央書記”斯大林的簽名，這份會議記錄包含了1927年7月25日聯共（布）中央政
治局在听取關于中國問題的報告后政治局委員們的意見結果：“決定：向漢口伯納、
烏拉爾斯基發去以下電報：‘答复434號專電：如果有成功的把握，我們認為你們的
計划是可行的。否則，我們認為更合适的是讓共產党人辭去相應的軍事工作并利用
他們來做政治工作。我們認為烏拉爾斯基和我們其他著名的合法軍事工作人員參加
是不能容許的。最高領導机關。抄送：伏羅希洛夫、加拉罕同志’。”（《聯共
（布）、共產國際与中國蘇維埃運動（1927—1931）》）這表明，斯大林只是借用
了共產國際的名義發送電報而已。
此外，從這份檔案文件中，我們還可看出莫斯科給中共發來的回電中，措辭
“精妙”、意見也“非常全面”：“如果有成功的把握，我們認為你們的計划是可
行的。”反之，如果中共沒有成功的把握，“我們認為更合适的是讓共產党人辭去
相應的軍事工作并利用他們來做政治工作”。
從回電內容來看，莫斯科方面的潛在意思還是比較明顯的：那就是間接、變相
地阻止中共的南昌暴動計划。其一，莫斯科方面非常清楚，中共的計划是以獲取莫
斯科方面提供人力、物力、財力的支援為前提的，或者至少中共對此是充滿期待的。
但回電既明确禁止蘇聯軍事顧問參与南昌暴動，又只字不提支持和援助。其二，在
暴動發動前，誰都沒有百分之百的把握确保成功，莫斯科將正反兩方面情形都說到
了，是否照計划行事讓中共自行解決，表面上看似乎是在尊重中共的自主權利，實
質是把万一暴動失敗的責任推給中共獨自擔承；而一旦暴動成功了，則又是莫斯科
指導有方。
【莫斯科為何嚴禁蘇聯軍事顧問參与暴動？】
上述密電發出后僅過了四天，即1927年7月29日，莫斯科又給羅明納茲和布留赫
爾發送了一封密電，再次明确指示“建議烏拉爾斯基同志去養病”，此處的“烏拉
爾斯基”就是指布留赫爾將軍，即加倫將軍；電文中還提到“伯納”，指的是共產
國際代表羅明納茲。在不到一周的時間里，莫斯科連續發送了兩封密電嚴禁在華的
蘇聯軍事顧問參与中共武裝暴動。与此同時，布留赫爾也給在華的蘇聯軍事顧問們
轉達了這一命令。曾在張發奎部隊中擔任過軍事顧問的_._.戈列夫回憶說，7月“27日
在漢口接到電報……指示中說，我們不應与整個這件事發生任何關系”；也曾在華
擔任過軍事顧問的瓦西列維奇也回憶說：“我記得，當加倫給我們布置任務時，他
立即提出：不管怎樣都要投入到暴動者方面去，第二天他又明确地提出任務：不參
与暴動，暴動一開始就离開部隊，從那里脫身。”曾擔任葉挺將軍的軍事顧問的_._.捷
斯連科后來也在《回憶葉挺》一文中敘述道，他本人是“在起義前五天于德安收到”
布留赫爾發來的密電，“命令我們立即回國”。可是，羅明納茲以及布留赫爾等人
都曾參与過南昌起義的策動，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莫斯科電令嚴禁在華蘇聯顧問參
与南昌暴動呢？
這主要是因為當時不僅在中國國內，而且在國際社會掀起了新一波反共反蘇浪
潮。1927年4月6日，奉系張作霖派軍警突襲了蘇聯駐北京大使館，不僅搜查并劫掠
了所有的貴重物品和各种文件資料，而且逮捕了當時正在大使館里的60名中國人，
其中包括李大釗等20名中共党員。据現場目擊者亞?伊利尼奇娜事后回憶，李大釗及
同時被捕的15名蘇聯工作人員當時在大使館里就遭到了毒打。
事件的嚴重后果，還在于從大使館里搜查出來的文件資料，被奉系軍閥和帝國
主義視為蘇聯政府暗地里鼓動和支持中國革命以及從事間諜活動的鐵證。蘇聯政府
一方面緊急照會中國當局，指責中國當局刊登到各大報紙上的所謂的從蘇聯駐北京
大使館里查抄出來的文件是其為了達到罪惡目的而精心偽造的，并要求中國當局立
刻釋放被捕蘇聯公民，毫不拖延地歸還被查抄的所有文件資料和各种財物，另一方
面指示蘇聯駐外使領館赶緊“銷毀所有可能會有損蘇聯國家和政府聲譽及形象的文
件”。
1927年5月12日，英國警察突然搜查了蘇聯駐英商務大樓、英蘇貿易公司，指控
蘇聯商業人員從事間諜活動，英蘇兩國關系進一步惡化。5月23日英國內閣會議批准
了同蘇聯斷絕外交關系的決定，當天就向蘇聯駐英國代辦遞交了照會。而美國政府
則公開發表聲明稱贊、支持英國政府的決定，5月30日美國駐法國大使赫里克還在巴
黎公墓發表演說，呼吁資本主義各國政府聯手對蘇聯進行“十字軍遠征”。
在上述國際環境下，1927年6月2日聯共（布）中央政治局召開特別會議，作出
決議：領事及簽發密碼電報的人員必須承擔如下責任：絕對禁止拍發用真名署名并
由官方人員和机构收取的特殊電報。真實簽名及負責人的地址和姓名均應用化名代
替。
与此同時，中國國內先后發生了蔣介石、汪精衛背叛革命的“四一二”反革命
政變和“七一五”反革命政變，大大小小的反動軍閥在全國各地對共產党人和工農
群眾揮起了屠刀，中外反動勢力也日益緊密地勾結到一起聯手反共反蘇。在這樣的
背景下，莫斯科自然要禁止在華蘇聯顧問直接參与中共發動的南昌暴動。
此外，在相當長的時期里莫斯科都將中國國民党看作是“中國唯一重大的民族
革命集團”，并且對國民党提供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支持和援助，可是蔣、
汪等人相繼叛變革命，無疑給莫斯科抽了一記耳光。但即便如此，蘇聯駐華總軍事
顧問布留赫爾等人對唐生智、張發奎等仍舊抱有幻想。而蘇共領導人斯大林本人，
即使是在蔣介石、汪精衛等大肆屠殺中國共產党人和革命群眾的白色恐怖時期，也
仍然對“國民党革命化和民主化”、“跟國民党結盟”抱持幻想。几份解密檔案文
件證實了這一點，比如，在1927年8月8日發送給羅明納茲和布留赫爾的一封密電中，
斯大林叮囑他們“如果不能爭得國民党，而革命將走向高潮，那就必須提出蘇維埃
的口號并著手建立蘇維埃”；在8月12日的另一封密電中，斯大林要求他們“盡一切
努力使國民党革命化和民主化。只有當重建革命國民党的嘗試明顯無望和明顯失敗，
而隨著這种失敗出現新的革命高潮時，只有在這种情況下才走上建立蘇維埃的道路”；
在8月13日發送給他們的又一封密電中，斯大林強調“我們認為跟國民党結盟必須不
是從外部，而是從內部”，“如果國民党革命化在實踐上毫無指望，同時出現新的
巨大的革命高潮，只有在這种情況下才建立蘇維埃”。這些解密檔案文件表明，即
便是在大革命失敗已經既成事實的情況下，斯大林本人仍對國民党抱持幻想。這是
莫斯科禁止在華蘇聯顧問參与南昌暴動的第二個原因。還有一個原因，便是莫斯科
長期以來對中共存有輕視態度，對南昌暴動能否成功存有疑慮、缺乏信心。
【唯一的例外：蘇聯軍事顧問_._.庫馬宁】
但嚴禁蘇聯顧問參与南昌暴動的命令在傳達過程中出現了失誤，有一位蘇聯軍
事顧問因未及時收到命令而直接參与了暴動，他就是擔任賀龍的第二十軍軍事顧問
的_._.庫馬宁。
庫馬宁，生于1897年，曾參加過第一次世界大戰和蘇俄國內戰爭，1926年秋天
抵達廣州，擔任國民政府的軍事顧問，為了在華工作方便取了個中文名“紀功”。
根据曾擔任過布留赫爾的參謀長的_._.勃拉戈達托夫將軍后來回憶，庫馬宁是從1926年
起擔任李宗仁的軍事顧問的，當時，“國民革命軍分成了三路大軍，即東路軍、中
路軍和西路軍……中路軍……包括兩個方面軍：江右軍（南京方面軍）和江左軍
（安慶方面軍）……江左軍也由三個縱隊組成（第七軍、第十軍和第十五軍），由
李宗仁將軍指揮，顧問是_._.庫馬宁。”（_._.勃拉戈達托夫《中國革命紀事（1925—
1927年）》，三聯書店1982年版）蔣介石發動反革命政變之后，庫馬宁隨同效力于
武漢國民政府的賀龍部繼續北伐至河南前線。
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庫馬宁參与了南昌暴動呢？1927年9月14日，戈列夫在蘇
聯工農紅軍參謀部偵察局的會議上回憶說：“（7月）27日在漢口接到電報……指示
中說，我們不應与整個這件事發生任何關系，而個別同志應當從事這項工作。”莫
非庫馬宁就是此處所說的“個別同志”？可是，根据上文引述的解密檔案文件——
1927年7月25日和29日莫斯科發送給羅明納茲和布留赫爾的密電以及一系列蘇聯軍事
顧問的回憶材料來看，莫斯科是嚴禁蘇聯軍事顧問參与南昌暴動的，因此，戈列夫
此處所說的“個別同志應當從事這項工作”，顯然是沒有根据的。
上文曾介紹過的曾擔任葉挺將軍軍事顧問的_._.捷斯連科后來在《回憶葉挺》
一文中的敘述給我們提供了答案：“起義前夕，駐南昌部隊中留有兩名蘇聯顧問：
一位是本文作者（即捷斯連科本人——作者注），在葉挺第二十四獨立師；另一位
是_._.庫馬宁，在賀龍部第二十軍。鑒于政治形勢的复雜化，_._.布留赫爾發密電
將我們召回，命令我們立即回國。我是在起義前五天于德安收到這份電報的。駐南
昌郊區的_._.庫馬宁沒有收到電報，所以參加了后來發生的事件。”（《在中國土
地上——蘇聯顧問回憶錄（1925—1945）》，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版）因此，
庫馬宁參与南昌起義純屬沒有及時收到指示而造成的意外。
根据原定計划，參与起義的各部隊于8月3日開始撤离南昌，准備到廣東去建立
革命根据地。起義軍在撤退途中遭到了國民党軍隊的圍追堵截，庫馬宁不幸被俘獲。
_._.勃拉戈達托夫后來回憶說，庫馬宁在獄中受監禁一年之后才獲釋返回蘇聯。而
_._.維什尼亞科娃_阿基莫娃在其《中國大革命見聞（1925—1927）——蘇聯駐華顧
問團譯員的回憶》一書中則回憶說：“起義失敗后，他被投入監獄，八個月后才獲
釋。”返回蘇聯后，庫馬宁曾用文字記述了他參加南昌起義的經過，后被收入1961年
在莫斯科出版的《蘇聯志愿人員談中國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一書。
【如何評价南昌起義中的蘇聯因素】
通過上文的分析，對于南昌起義中的蘇聯因素可以作出以下几點評价：
首先，南昌起義是中國共產党人獨立地領導革命戰爭、創建人民軍隊和武裝奪
取政權的開始。這种獨立，不僅是相對于大革命時期國共兩党關系而言的獨立，而
且是相對于中共与共產國際及莫斯科的相互關系而言的獨立。除了羅明納茲和布留
赫爾等人參加過几次策動會議，以及軍事顧問庫馬宁因為偶然因素參加了起義之外，
中共發動的南昌起義一沒有獲得過莫斯科的經費支持，二沒有得到過蘇聯的軍火援
助，三沒有蘇聯軍事顧問的幫助。所以說，南昌起義，是中國共產党人獨立領導革
命戰爭、創建人民軍隊和武裝奪取政權的開始。不過，這僅僅只是開始，在后來的
跟共產國際及莫斯科的關系發展過程中，中共始終在為這种獨立自主而不懈奮斗。
其次，莫斯科之所以給中共發來一封意見“非常全面”的回電，固然在一定程
度上有謹慎從事的審慎心理這一因素使然，然而更多的則是從其自身國家利益出發
考慮問題的結果。莫斯科之所以給中共發送如此內容的密電，還因為它仍然在輕視
中共，對國民党抱有不切實際的幻想。
第三，莫斯科在1927年7月25日密電中指示，如果南昌暴動沒有成功的把握，
“我們認為更合适的是讓共產党人辭去相應的軍事工作并利用他們來做政治工作”。
而殊不知轟轟烈烈的大革命之所以慘遭失敗，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在共產國際和莫
斯科的干預和影響下，中共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里忽視了對武裝力量的掌握和軍事
工作的領導。然而，在大革命失敗之后的白色恐怖時期，莫斯科卻仍然堅持“讓共
產党人辭去相應的軍事工作并利用他們來做政治工作”，以換取跟張發奎等人的貌
合神离，這說明此時蘇聯領導人仍然沒有正确，至少是沒有完全正确地總結出中國
大革命失敗的教訓及其指導方針所存在的嚴重錯誤。
第四，正因為沒有正确地總結出中國大革命失敗的教訓，所以在后來對中國党
和中國革命的指導上，莫斯科又不斷地犯了這樣或那樣的錯誤。一個典型的例證就
是當南昌起義最終失敗后，共產國際代表羅明納茲將失敗的根源推到以周恩來為首
的前敵委員會的頭上：“總之——前敵的指導，在政治上及策略上并未能真正代表
工農”，指責前敵委員會將八一革命“變成僅僅是投机的行動。這是一切錯誤的總
錯誤”（《南昌起義（資料選輯）》），并給予以周恩來為書記的前委全体成員以
“警告”處分。而對共產國際和莫斯科在指導思想上的錯誤以及他本人的种种錯誤
則采取回避態度。
http://history.people.com.cn/GB/205396/15269904.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