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9之前美國是多麼有信心透過滲透中國的經濟改革可以和平演變中國的政治体制 。
因為趙紫陽, 陳一諮, 鮑彤等一眾所謂改革派全都上了"鉤" , 索羅斯拼命泵錢入中國以為很容易在中國複製匈牙利的基金模式, 怎知趙紫陽失勢後索羅斯馬上跟陳一咨中止協議切斷財源, 嘿嘿, 這是毛澤東思想: "打得贏就打, 打不贏就跑" , 不是嗎?
夠諷刺吧! 崇洋媚外的趙紫陽, 陳一諮, 鮑彤都賠上自己的政治生涯; 猶太佬索羅斯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跟中國打持久戰一直打到今天, 雖然1997年想趁回歸狙擊香港被曾蔭權擊退, 但是再耐心等一下, 等到2001年再來中國時, 不又是被中國當貴賓款待?
六四前還有一個不為中國人熟悉的猶太佬在北京活動, 他就是美國智庫愛因斯坦研究所的大佬, 顏色革命的教父, 金夏普。 他提出非暴力主義的顏色革命模式, 在許多國家複製過, 成功推翻過許多美國看不順眼的政權, 來到中國卻敗給鄧小平。 附: 金夏普寫的書《從獨裁到民主》
真的挺懷念鄧小平做中國"大家長"的日子, 那時好像比現在踏實一點, 鄧小平走了之後, 現在領導中國的班子都不會打仗了.....
美國的傳媒經常的造假造謠, 08藏亂, 09疆亂, 我都見證不少了, 現在再想想六四那年我們在香港看見的新聞片, 在香港記者都撤出廣場之後拍給我們看的新聞片都是美媒拍得的 。他們是不是拍得的全部給我們看? 不是, 是有選擇性地給我們看, 我們看了新聞之後, 中計了, 馬上沖上街抗議, 為北京添亂, 也為香港添亂!
為何89年「香港電視新聞」不報導真相, 隱瞞真相?
1994年，香港亞洲電視台購買了西班牙攝製隊在現場拍攝的六四清場片段，並製做了一個六四特輯。亞視管理層一度禁止新聞部播放這個清場片段。其後雖然這段錄像以一個特輯形式播出，卻惹起爭議，引發六位資深新聞工作者集體請辭，人稱亞視六君子事件。
當許多人追問著清場時究竟發生甚麼事時？其實除了中國一早已播放出清場片段外，西班牙的攝影隊在當時也在天安門廣場，他們拍攝了整個清場過程。
現在請你們用自己的眼睛，去看看六四時天安間廣場究竟發生了甚麼事情。聽不懂廣東話的朋友，可以 按此 廣東話文字翻譯：同時做參考。現場畫面自0.42開始。亞視時事追擊 ─ 歷史的空白：解放軍清場片段3
支聯會於是成立, 司徒華一直做主席做到死都不放手, 嘿嘿! 好一個民主鬥士! 雖然已經去世, 但是今年六四維園集會的主題是什麼都由他定好了。
不管六四死了千千萬萬人還是沒死一個人, 政府給足時間你撤退你聽柴大媽話, 就是要流血, 就是要不走, 這個自己找死的, 不關鄧小平事。
你去 youtube.com 鍵入 "Waco Massacre " 找些視頻看看"民主自由"的美國1993年在德州WACO大衛教派的牧場是怎樣"辦事情"的, 叫裡面的人投降出來, 裡面的人不出來, 燒死他們就是燒死他們, 連小孩子都不放過就是連小孩子都不放過 !
1986年年初，索羅斯向經濟体制改革研究所表示，他愿意仿照在匈牙利搞基金會的模式，每年拿出不少于100万美元資助中國改革和開放的研究活動。
同年6月，在索羅斯的資助下，隨團出訪的經濟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長陳一咨（北京動亂后，參加了1989年9月在巴黎召開的反動組織"民主中國陣線"成立大會)，在布達佩斯就在中國建立基金會一事交換了意見。回國后，陳向鮑彤(原趙紫陽的秘書）匯報了此事。
10月，陳又和索羅斯在北京會談并簽署了協議，成立"中國改革与開放基金會"。責成北京青年經濟研究會的李某籌建基金會北京辦事處。据陳說，基金會成立過程中，鮑彤曾向趙紫陽匯報過，趙也同意。隨后，索羅斯就傳出話來，說他很想与我領導人建立私人關系，就中國的經濟改革問題交換意見。
1986年底，北京青年經濟研究會的李某向美方要錢。1987年1月初，索羅斯向基金會匯來25万美元，据有關部門調查，這是美國中央情報局的 一筆特別經費，經向中央報告后，1988年1月趙紫陽批示結束体改所和索羅斯的關系。不久，決定將基金會挂靠在"中國國際文化交流中心"。
到1989年5月，索羅斯一共匯來250万美元，指明它的用途有4個方面：一部 分用來派赴美國的人員和接待美國來華人員；用50万美元進口美國和西方的社會科學書刊；25万美元建立一個政治性沙龍；明确撥10万美元給体改所專用，可以不經審批。其他用于文化事業。
這個基金會的問題，一是索羅斯的私人代表有美國中央情報局特工之嫌；二是美方顧問委員會有4人和中央情報局有關系；三是鮑彤和陳一咨与基金會并沒有脫鉤，索羅斯來華兩次，其私人代表來過三次，都和他們有過接触；四是1988年8月索羅斯的私人代表來京，正值中共中央北戴河會議，他要求到北戴河（未予安排）。
后來他說已与陳一咨通話，已經知道北戴河會議情況，中央領導中意見分歧，經濟形勢不如去年，知識分子不滿情緒很大。他本來要在北京停留兩周，但一周后即提前回國。
在1989年"6.4"反革命暴亂中，在幕后進行策划和公開進行煽動的人中，有許多人是拿這個基金會的錢去美國的。原基金會的中方主席陳一咨表現尤為突出。
4月21日体改所在天安門廣場升起的"耀邦不死，改革万歲"的大气球就是陳支持搞的。
4月24日陳對人說這次主攻的目標是解散中顧委。5月19日，在陳的主持下，以体改所等單位的名義發表了關于時局的6點聲明，攻擊共產党和政府"違背良知"，要求公開高層領導的決策內幕和分歧等等。
5月20日，体改所等單位發表了關于時局的再聲明，煽動群眾對抗戒嚴令，提出了罷免李鵬。5月21日，陳一咨人將25000元人民幣送交非法組織"高自聯"、"外高聯"使用。可見，這些所謂趙紫陽的智襄人物實際是美國培植起來的。
就在5月23日，索羅斯給基金會中方主席陳一咨來信說，不得不終止協議，理由是：一、鑒于中國局勢；二、趙紫陽先生已离開領導位置。索羅斯在來信中毫不掩飾地說，在過去兩年里，我們之間的合作是成功的，今天我對不得不終止協議而表示遺憾。
（原載《中流》一九九七年第八期；有刪節）
同年6月，在索羅斯的資助下，隨團出訪的經濟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長陳一咨（北京動亂后，參加了1989年9月在巴黎召開的反動組織"民主中國陣線"成立大會)，在布達佩斯就在中國建立基金會一事交換了意見。回國后，陳向鮑彤(原趙紫陽的秘書）匯報了此事。
10月，陳又和索羅斯在北京會談并簽署了協議，成立"中國改革与開放基金會"。責成北京青年經濟研究會的李某籌建基金會北京辦事處。据陳說，基金會成立過程中，鮑彤曾向趙紫陽匯報過，趙也同意。隨后，索羅斯就傳出話來，說他很想与我領導人建立私人關系，就中國的經濟改革問題交換意見。
1986年底，北京青年經濟研究會的李某向美方要錢。1987年1月初，索羅斯向基金會匯來25万美元，据有關部門調查，這是美國中央情報局的 一筆特別經費，經向中央報告后，1988年1月趙紫陽批示結束体改所和索羅斯的關系。不久，決定將基金會挂靠在"中國國際文化交流中心"。
到1989年5月，索羅斯一共匯來250万美元，指明它的用途有4個方面：一部 分用來派赴美國的人員和接待美國來華人員；用50万美元進口美國和西方的社會科學書刊；25万美元建立一個政治性沙龍；明确撥10万美元給体改所專用，可以不經審批。其他用于文化事業。
這個基金會的問題，一是索羅斯的私人代表有美國中央情報局特工之嫌；二是美方顧問委員會有4人和中央情報局有關系；三是鮑彤和陳一咨与基金會并沒有脫鉤，索羅斯來華兩次，其私人代表來過三次，都和他們有過接触；四是1988年8月索羅斯的私人代表來京，正值中共中央北戴河會議，他要求到北戴河（未予安排）。
后來他說已与陳一咨通話，已經知道北戴河會議情況，中央領導中意見分歧，經濟形勢不如去年，知識分子不滿情緒很大。他本來要在北京停留兩周，但一周后即提前回國。
在1989年"6.4"反革命暴亂中，在幕后進行策划和公開進行煽動的人中，有許多人是拿這個基金會的錢去美國的。原基金會的中方主席陳一咨表現尤為突出。
4月21日体改所在天安門廣場升起的"耀邦不死，改革万歲"的大气球就是陳支持搞的。
4月24日陳對人說這次主攻的目標是解散中顧委。5月19日，在陳的主持下，以体改所等單位的名義發表了關于時局的6點聲明，攻擊共產党和政府"違背良知"，要求公開高層領導的決策內幕和分歧等等。
5月20日，体改所等單位發表了關于時局的再聲明，煽動群眾對抗戒嚴令，提出了罷免李鵬。5月21日，陳一咨人將25000元人民幣送交非法組織"高自聯"、"外高聯"使用。可見，這些所謂趙紫陽的智襄人物實際是美國培植起來的。
就在5月23日，索羅斯給基金會中方主席陳一咨來信說，不得不終止協議，理由是：一、鑒于中國局勢；二、趙紫陽先生已离開領導位置。索羅斯在來信中毫不掩飾地說，在過去兩年里，我們之間的合作是成功的，今天我對不得不終止協議而表示遺憾。
（原載《中流》一九九七年第八期；有刪節）
索羅斯与中國
‧光 明‧
索羅斯被譽為“當今世界上唯一一個擁有其個人的對外政策，又能付諸實施的人”。他出生在匈牙利布達佩斯的一個猶太人家庭，１４歲上，因逃避納粹迫害，來到倫敦投奔親戚。因為英語欠佳，又無談話對手，不得不一度与海得公園“講演人角”里的那些怪人廝混。在投考著名的倫敦經濟學院時，曾因英語不過關而重考。
入學后，始服膺哲學家波普（ＰＯＰＰＥＲ）的“開放社會”學說。他于１９５６年怀揣５千美元來到華爾街闖蕩，迅即成為“世界上最偉大的理財家”而致富。到此為止的人生故事并不算特別，但在他５０歲上，經歷了“中年危机”（用他的一個朋友的話說，叫“男性絕經”）后，卻一而變為矢志于人權，人道事業，欲實現其“開放社會”的主張。２００２年４月，第一本有關他的傳記問世（ＳＯＲＯＳ ＴＨＥ ＬＩＦＥ ＡＮＤ ＴＩＭＥＳ ＯＦ Ａ ＭＥＳＳＩＡＮＩＣ ＢＩＬＬＩＯＮＡＩＲＥ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ＢＹ ＡＬＦＲＥＤ Ａ．ＫＮＯＰＦ）。本書首次披露了他如何以其一人之力，投入１０億美金之巨，建立“開放社會基金會”，在全世界向集權主義和共產主義挑戰的經過。其中有關他与中國民運的一段瓜葛，讀來令人唏噓不已。
從匈牙利開始
且讓我們從頭道來。１９８３年深秋的一個周日，索羅斯來到布達佩斯的一個朋友家里，他來詢問如何建立一個獨立于政府和党控制的基金會，以贊助文化和教育項目。當時的匈牙利人對基金會并沒多少概念，全國也找不出一個真正獨立的，不受党領導的組織。不過，索羅斯和他在匈牙利的朋友們發現，以卡達爾（ＪＡＮＯＳ ＫＡＤＡＲ）為首的當時的匈党，并不完全拒絕与一個華爾街的闊佬建立某种合作，以便向西方證明他們經濟改革的決心。談判中雙方為了基金會的組織結构，領導權等細節爭論不休。一波三折。傳記中對此有生動的描述。最后達成共識的基金會是一种“雙軌制”模式，基金會“隸屬”（或挂靠？）匈最高學術机關科學院，基金會負責審批項目的管理委員會由索羅斯与科學院的秘書長共同擔任，索羅斯擁有對項目的撤資權，即一旦發現政治干扰，他有權中斷和撤回全部資金。基金會的項目執行机构也有兩套人馬，本來安全部堅持基金會工作人員必須從他們的干部中招聘，索羅斯堅決不干，几乎鬧崩，后來雙方各出一個代理人共管，所有決定需由兩人共同簽字。安全部指定的那位代理人后來在工作中逐漸理解了索羅斯的事業，并放棄了共產主義，在１９８９年匈共下台后，他被挽留在基金會繼續工作。
１９８４年５月２８日，“匈牙利科學院／索羅斯基金會”正式成立，“它的成立標志著匈牙利和全世界共產主義走向衰亡的重要一步”。是全世界共產主義政權第一次与私人机构就社會和文化事宜的合作。
基金會成立后的第一個成功的項目是向匈牙利文教机构贈送海外圖書，不少是禁書。第二個項目是引進施樂（ＸＥＲＯＸ）复印机。當時在匈牙利的科研机關，复印文件需填表并附上要印的材料報批。報批過程需好几個星期。复印机在索羅斯的眼中即是開放社會概念的一個形象体現。它体現的是信息的自由流通和人們對信息的自由的采集和加工。而這正是公民社會的力量之所在。基金會連續几年每年為各大文教机關提供２００多台最新款式的施樂复印机。不久，匈牙利知識分子和大學生就開始享受其便利了：“人們复印任何想印的東西，研究報告，情書，政治和宗教小冊子……”
４年以后，１９８９年，包括匈牙利在內的東歐共產主義陣營便土崩瓦解了。
來到中國
索羅斯与中國結緣來自一本書，“革命之子”（Ｓ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作者梁衡。梁衡生于１９５４年，１９７８年考入湖南師范大學中文系，与來華進行教學和研究的美國學者ＪＵＤＩＴＨ相識相愛，兩人于１９８０年結婚，翌年來到美國。１９８３年梁衡在妻子的幫助下出版了這本追憶文革中童年故事的自傳。筆者在本校（康乃爾）的圖書館查到了本書，共出兩版。從前言看，西方人顯然對文革中成長起來的中國青年的內心世界很好奇。
匈牙利在索羅斯的眼中并不比其他國家更近些。他當初之所以選擇匈牙利作為他的突破口，用他的話說，全是因了“該死的語言”，借助共同的語言，“他可以更深入地了解匈牙利人的內心和希望，也更清楚誰值得信賴”。通過“革命之子”他認為本書的作者可以成為他通向中國的橋梁。１９８５年，索羅斯給梁衡打電話要求見面。
梁衡帶著使命回到中國，他見了不少人，其中就有陳一咨，當時趙紫陽的經濟顧問，經濟改革研究所的主任。陳和趙紫陽的副手鮑同對梁衡所說的這位索羅斯和他要在中國成立基金會的想法很感興趣，他們很快同意了索羅斯的第一個建議：資助中國的經濟學家去匈考察那儿的經濟改革。在布達佩斯，專程前往的索羅斯和陳見了面。索羅斯向陳介紹了他的設想：建立一個中國人所有，為中國人所用的獨立的基金會。資金由他提供，但是項目資助需通過由無干系的專家主持的公開競爭獲得。基金會將采用匈牙利模式，經濟改革研究所作為合作伙伴，索羅斯和陳本人為基金會共同主席，雙方都有項目的否決權。梁衡是他的私人代表。
１９８６年１０月，索羅斯和他第二任妻子ＳＵＳＡＮ來到中國，鮑同与之簽署了中國改革開放基金會的有關文件。此舉被譽為出人意料的和空前的進展。索羅斯視之為繼匈牙利之后的又一胜利。
基金會開始運轉后，梁衡按照索羅斯的指示，開始步調較小。基金會只雇了４個人，第一年，（１９８６－１９８７），２００人提出了申請，５０人獲得了資助。其中有民間藝術工藝品收集項目，后來又有傳統音樂采集等項目。１９８８年當年的項目申請已達２０００例，其中２０９獲得批准。其中有戴晴，她借此完成了三峽建設的生態和社會后果的調查。
但是，大部分的資助給了同經濟改革研究所有關的人。索羅斯對此很煩惱，他多次要求梁衡制衡陳一咨，他認為陳想獨占資源。他告誡梁要擴大申請受理范圍，使之近可能多地為中國人所用。同時他警告梁基金會要當心政治陰謀。
但是基金會還是不可避免地卷入了政治漩渦，這本是索羅斯一心要避免的。改革派及其對手都認為基金會是改革派的一個附屬机构。這并非索羅斯的初衷，雖然他同情改革。他的設想是基金會應高于政治。但這在中國是不可能的。索羅斯和基金會成了政治關注的對象。這樣，他就逐漸失去了對中國的興趣，而把興趣轉到了剛剛建立的俄國的基金會上了。
１９８７年，在一份供高層傳閱的文件上，索羅斯被認定是中央情報局的代理，目的是利用基金會削弱共產主義。這些指控同當時對學生運動的和改革派的打擊遙相呼應。但是，鮑同提交了一份報告，為索羅斯正了名。鮑還在一次會議上指出，蘇聯老資格的共產党人葛羅米柯（長期擔任外交部長）剛剛批准了索羅斯在莫斯科新設一個机构，而象葛這樣的人會跟ＣＩＡ的人合作嗎？鮑同隨后建議陳一咨不再擔任基金會的共同主席，另由中國國際文化交流中心取代經濟改革研究所成為新的合作伙伴。索羅斯自己寫到，“我一直對基金會的運作不滿，也不高興可怜的陳一咨把太多的資金花在自己的机构上，所以我天真地想，這下可好了！”
但是一切還是換湯不換藥，政治空气又愈加惡化，知識份子們都銷聲匿跡了。
１９８８年底，索羅斯到北京去想看個究竟，他被帶去參觀一個少先隊的移動圖書館，他看到整個是一場戲，人們說的話如同背書，他的“中國人所有，中國人所用”的獨立基金會的夢想就此破滅。１９８９年初，從戴晴的來信中他更得知，安全部的人滲透到了基金會內部。
１９８９年春，基金會關閉了。
不到一個月，就爆發了天安門事件。
在趙紫陽，鮑同等人失勢后，由于擔心他們和其他基金會的收益人的命運，他寫信給鄧小平，表示愿意到中國當面澄清事實。他沒有接到回信，但看到他的信被登在了高層傳閱的出版物上。
索羅斯后來總結到，“事實證明我到中國設立這樣一個基金會是個錯誤的舉動。中國的條件還沒有成熟，因為那里沒有獨立的和持不同意見的知識分子，我依靠的那些人是党內一個宗派的成員，他們為宗派所限，就不可能做到完全開放和盡心盡職了。”
□ 寄自美國
刊登在 2002 華夏文摘
‧光 明‧
索羅斯被譽為“當今世界上唯一一個擁有其個人的對外政策，又能付諸實施的人”。他出生在匈牙利布達佩斯的一個猶太人家庭，１４歲上，因逃避納粹迫害，來到倫敦投奔親戚。因為英語欠佳，又無談話對手，不得不一度与海得公園“講演人角”里的那些怪人廝混。在投考著名的倫敦經濟學院時，曾因英語不過關而重考。
入學后，始服膺哲學家波普（ＰＯＰＰＥＲ）的“開放社會”學說。他于１９５６年怀揣５千美元來到華爾街闖蕩，迅即成為“世界上最偉大的理財家”而致富。到此為止的人生故事并不算特別，但在他５０歲上，經歷了“中年危机”（用他的一個朋友的話說，叫“男性絕經”）后，卻一而變為矢志于人權，人道事業，欲實現其“開放社會”的主張。２００２年４月，第一本有關他的傳記問世（ＳＯＲＯＳ ＴＨＥ ＬＩＦＥ ＡＮＤ ＴＩＭＥＳ ＯＦ Ａ ＭＥＳＳＩＡＮＩＣ ＢＩＬＬＩＯＮＡＩＲＥ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ＢＹ ＡＬＦＲＥＤ Ａ．ＫＮＯＰＦ）。本書首次披露了他如何以其一人之力，投入１０億美金之巨，建立“開放社會基金會”，在全世界向集權主義和共產主義挑戰的經過。其中有關他与中國民運的一段瓜葛，讀來令人唏噓不已。
從匈牙利開始
且讓我們從頭道來。１９８３年深秋的一個周日，索羅斯來到布達佩斯的一個朋友家里，他來詢問如何建立一個獨立于政府和党控制的基金會，以贊助文化和教育項目。當時的匈牙利人對基金會并沒多少概念，全國也找不出一個真正獨立的，不受党領導的組織。不過，索羅斯和他在匈牙利的朋友們發現，以卡達爾（ＪＡＮＯＳ ＫＡＤＡＲ）為首的當時的匈党，并不完全拒絕与一個華爾街的闊佬建立某种合作，以便向西方證明他們經濟改革的決心。談判中雙方為了基金會的組織結构，領導權等細節爭論不休。一波三折。傳記中對此有生動的描述。最后達成共識的基金會是一种“雙軌制”模式，基金會“隸屬”（或挂靠？）匈最高學術机關科學院，基金會負責審批項目的管理委員會由索羅斯与科學院的秘書長共同擔任，索羅斯擁有對項目的撤資權，即一旦發現政治干扰，他有權中斷和撤回全部資金。基金會的項目執行机构也有兩套人馬，本來安全部堅持基金會工作人員必須從他們的干部中招聘，索羅斯堅決不干，几乎鬧崩，后來雙方各出一個代理人共管，所有決定需由兩人共同簽字。安全部指定的那位代理人后來在工作中逐漸理解了索羅斯的事業，并放棄了共產主義，在１９８９年匈共下台后，他被挽留在基金會繼續工作。
１９８４年５月２８日，“匈牙利科學院／索羅斯基金會”正式成立，“它的成立標志著匈牙利和全世界共產主義走向衰亡的重要一步”。是全世界共產主義政權第一次与私人机构就社會和文化事宜的合作。
基金會成立后的第一個成功的項目是向匈牙利文教机构贈送海外圖書，不少是禁書。第二個項目是引進施樂（ＸＥＲＯＸ）复印机。當時在匈牙利的科研机關，复印文件需填表并附上要印的材料報批。報批過程需好几個星期。复印机在索羅斯的眼中即是開放社會概念的一個形象体現。它体現的是信息的自由流通和人們對信息的自由的采集和加工。而這正是公民社會的力量之所在。基金會連續几年每年為各大文教机關提供２００多台最新款式的施樂复印机。不久，匈牙利知識分子和大學生就開始享受其便利了：“人們复印任何想印的東西，研究報告，情書，政治和宗教小冊子……”
４年以后，１９８９年，包括匈牙利在內的東歐共產主義陣營便土崩瓦解了。
來到中國
索羅斯与中國結緣來自一本書，“革命之子”（Ｓ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作者梁衡。梁衡生于１９５４年，１９７８年考入湖南師范大學中文系，与來華進行教學和研究的美國學者ＪＵＤＩＴＨ相識相愛，兩人于１９８０年結婚，翌年來到美國。１９８３年梁衡在妻子的幫助下出版了這本追憶文革中童年故事的自傳。筆者在本校（康乃爾）的圖書館查到了本書，共出兩版。從前言看，西方人顯然對文革中成長起來的中國青年的內心世界很好奇。
匈牙利在索羅斯的眼中并不比其他國家更近些。他當初之所以選擇匈牙利作為他的突破口，用他的話說，全是因了“該死的語言”，借助共同的語言，“他可以更深入地了解匈牙利人的內心和希望，也更清楚誰值得信賴”。通過“革命之子”他認為本書的作者可以成為他通向中國的橋梁。１９８５年，索羅斯給梁衡打電話要求見面。
梁衡帶著使命回到中國，他見了不少人，其中就有陳一咨，當時趙紫陽的經濟顧問，經濟改革研究所的主任。陳和趙紫陽的副手鮑同對梁衡所說的這位索羅斯和他要在中國成立基金會的想法很感興趣，他們很快同意了索羅斯的第一個建議：資助中國的經濟學家去匈考察那儿的經濟改革。在布達佩斯，專程前往的索羅斯和陳見了面。索羅斯向陳介紹了他的設想：建立一個中國人所有，為中國人所用的獨立的基金會。資金由他提供，但是項目資助需通過由無干系的專家主持的公開競爭獲得。基金會將采用匈牙利模式，經濟改革研究所作為合作伙伴，索羅斯和陳本人為基金會共同主席，雙方都有項目的否決權。梁衡是他的私人代表。
１９８６年１０月，索羅斯和他第二任妻子ＳＵＳＡＮ來到中國，鮑同与之簽署了中國改革開放基金會的有關文件。此舉被譽為出人意料的和空前的進展。索羅斯視之為繼匈牙利之后的又一胜利。
基金會開始運轉后，梁衡按照索羅斯的指示，開始步調較小。基金會只雇了４個人，第一年，（１９８６－１９８７），２００人提出了申請，５０人獲得了資助。其中有民間藝術工藝品收集項目，后來又有傳統音樂采集等項目。１９８８年當年的項目申請已達２０００例，其中２０９獲得批准。其中有戴晴，她借此完成了三峽建設的生態和社會后果的調查。
但是，大部分的資助給了同經濟改革研究所有關的人。索羅斯對此很煩惱，他多次要求梁衡制衡陳一咨，他認為陳想獨占資源。他告誡梁要擴大申請受理范圍，使之近可能多地為中國人所用。同時他警告梁基金會要當心政治陰謀。
但是基金會還是不可避免地卷入了政治漩渦，這本是索羅斯一心要避免的。改革派及其對手都認為基金會是改革派的一個附屬机构。這并非索羅斯的初衷，雖然他同情改革。他的設想是基金會應高于政治。但這在中國是不可能的。索羅斯和基金會成了政治關注的對象。這樣，他就逐漸失去了對中國的興趣，而把興趣轉到了剛剛建立的俄國的基金會上了。
１９８７年，在一份供高層傳閱的文件上，索羅斯被認定是中央情報局的代理，目的是利用基金會削弱共產主義。這些指控同當時對學生運動的和改革派的打擊遙相呼應。但是，鮑同提交了一份報告，為索羅斯正了名。鮑還在一次會議上指出，蘇聯老資格的共產党人葛羅米柯（長期擔任外交部長）剛剛批准了索羅斯在莫斯科新設一個机构，而象葛這樣的人會跟ＣＩＡ的人合作嗎？鮑同隨后建議陳一咨不再擔任基金會的共同主席，另由中國國際文化交流中心取代經濟改革研究所成為新的合作伙伴。索羅斯自己寫到，“我一直對基金會的運作不滿，也不高興可怜的陳一咨把太多的資金花在自己的机构上，所以我天真地想，這下可好了！”
但是一切還是換湯不換藥，政治空气又愈加惡化，知識份子們都銷聲匿跡了。
１９８８年底，索羅斯到北京去想看個究竟，他被帶去參觀一個少先隊的移動圖書館，他看到整個是一場戲，人們說的話如同背書，他的“中國人所有，中國人所用”的獨立基金會的夢想就此破滅。１９８９年初，從戴晴的來信中他更得知，安全部的人滲透到了基金會內部。
１９８９年春，基金會關閉了。
不到一個月，就爆發了天安門事件。
在趙紫陽，鮑同等人失勢后，由于擔心他們和其他基金會的收益人的命運，他寫信給鄧小平，表示愿意到中國當面澄清事實。他沒有接到回信，但看到他的信被登在了高層傳閱的出版物上。
索羅斯后來總結到，“事實證明我到中國設立這樣一個基金會是個錯誤的舉動。中國的條件還沒有成熟，因為那里沒有獨立的和持不同意見的知識分子，我依靠的那些人是党內一個宗派的成員，他們為宗派所限，就不可能做到完全開放和盡心盡職了。”
□ 寄自美國
刊登在 2002 華夏文摘
“自由之家”名字优雅，歷史悠久，它是在 20世紀40年代為支持創立北約而建立起
來的。該組織的主席是美國前中央情報局局長詹姆斯‧沃爾賽。沃爾賽稱最近在阿
富汗和伊拉克發生的政權更迭為“第四次世界大戰”。其它成員還包括美國前國家
安全顧問布里辛斯基、前克林頓政府商務部部長埃森斯塔特和國家安全顧問安東尼
‧雷克。資助自由之家的机构包括：美國國際開發署、美國新聞總署、索羅斯基金
和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在眾多支持吉爾吉斯民主運動的非政府机构當中，“反腐
敗文明社團”是其中一個，該組織由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NED)”資助。
全國民主基金會和自由之家在近年發生的多次顏色革命中，發揮了中心主導作用。
NED創立于里根政府時代，事實上是一間“私有化的中情局”，以此開展更多的自由
行動，又或者是中情局習慣所稱的“似是而非的否認行動”。NED的主席是前共和党
參議員文．韋伯，他与新保守派比爾班奈特關系密切。自1984年以來，前自由之家
學者卡爾?格許曼一直擔任NED的總裁。
曾在1999年引領美國轟炸塞爾維亞的北約軍官韋斯利．克拉克，也是NED的成員之一。
協助撰寫成立NED立法草案的阿倫‧威斯坦，在1991年曾經說過，“我們今天所做的
事情，25年前中情局就已經秘密地做過了。”吉爾吉斯“郁金香革命”的最后一位
支持者，要數索羅斯的“開放社會研究所”，該机构同樣資助了塞爾維亞、格魯吉
亞和烏克蘭的顏色革命。
吉爾吉斯的“反腐敗文明社團”領導人是托利肯．伊斯梅洛瓦，他組織了塞爾維亞、
烏克蘭和格魯吉亞等國家使用的革命手冊的翻譯和發行工作，這本手冊由金‧夏普
撰寫，金‧夏普是波士頓艾伯特愛因斯坦研究所的創始人，他寫的書《從獨裁到民
主》，成為了顏色革命的的“入門手冊”，內容包括非暴力抵抗運動的信息。夏普
的書簡直是一本顏色革命的圣經，是一种“無聲的政權更迭”。
在哈佛大學的支持下，夏普于1983年創立了艾伯特?愛因斯坦研究所，該研究所由索
羅斯基金和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提供資助。訓練人們學習“非暴力的戰爭方式”的
理論，多年來。夏普一直与北約和中情局合作，從事訓練特工的工作，這些特攻遍
布緬甸、立陶宛、塞爾維亞、格魯吉亞、烏克蘭、台灣、甚至委內瑞拉和伊拉克。
總而言之，在過去20年，在美國支持下所發生的所有“軟政變”，几乎都与金夏普
及其同僚羅勃特‧赫爾維有關，后者是一名退休的美國軍隊情報專家。值得注意的
是，1989 年北京天安門廣場發生六四事件前兩個星期，夏普正是在北京。
五角大樓和美國情報机构已經把這种“軟政變”提升到爐火純青的程度。RAND策划
者稱之為‘蜂擁而致”，指的是年輕人通過發放短訊或互聯网互相聯系，蜂擁聚集
在一起，听從更迭政權的命令。
颜色革命，地缘政治和石油管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