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iday, August 30, 2013

90年前的上海平民女校:學生多走上革命道路

90年前的上海平民女校:學生多走上革命道路




  

  李達 本版文圖由中共二大會址紀念館提供

  《新青年》和新文化運動,一貫倡導婦女解放。1921年中國共產党成立后,就
開始作婦女解放運動實踐的嘗試,這嘗試的第一步就是創辦平民女校。

  平民女校是中國共產党創辦的第一所培養婦女干部的學校,開辦于1922年2月,
前后共招收30多位學員,其中較著名的有王一知、錢希均、王劍虹、丁玲等。校務
主任先后由李達、蔡和森擔任,陳獨秀、高語罕、邵力子、陳望道等授課。陳獨秀
和李達在《婦女聲》雜志上發表文章,熱情贊揚平民女校是“到新社會的第一步”。


  陳獨秀、李達建議創辦平民女校

  20世紀初的上海作為近代中國工業的主要發源地,工人階級相當集中。這里紗
厂多、煙厂多,自然女工也就多,可是因為舊社會女子普遍文化程度較低,理解力
和思想覺悟都不高,所以婦女運動的開展舉步維艱。陳獨秀和李達等中國共產党早
期領導人認為,我党急需培養一批婦女骨干以領導婦運工作,适應革命需要。同時,
上海也是當時我党領導中樞所在,李達的寓所又是中央局的一個机關,全國各地前
來請示匯報的同志絡繹不絕。由于党成立之初,經費拮据,所以安排來滬人員及其
家屬食宿問題非常困難,外加有些家屬的文化程度低下,謀生技能缺乏,這些都給
成立之初的中國共產党工作開展帶來了不少的后顧之憂。

  基于种种現實原因,1921年10月,陳獨秀与李達商量在上海創辦平民女校,以
期養成婦運人才,開展婦女工作。由于在帝國主義和北洋軍閥統治下的上海,共產
党完全處于秘密狀態,不能公開辦學,所以平民女校最終是以上海女界聯合會的名
義進行籌辦的。
  因為李達的夫人王會悟是上海女界聯合會的成員,李達和陳獨秀便同她商量能否用中
華女界聯合會的名義。王會悟即同聯合會會長黃宗漢商談。黃宗漢是同盟會元老黃
興的夫人,在社會上很有聲望,与陳獨秀、李達都有交往。她對開辦平民女校欣然
贊同。并且認為,這樣一來,對婦女很有好處。女界聯合會的聲望也會提高。

  1921年12月10日和25日,平民女校先后兩次以“上海中華女界聯合會”的名義,
在《婦女聲》和《民國日報》上公開刊登了招生廣告。招生廣告簡明扼要地說明其
宗旨為:“本校是我們女子自己創辦的學校,專在造就一班有覺悟而無力求學的女
子,使其得謀生工具,養成自立精神。”

  翌年2月,平民女校在上海正式誕生。党的第一份婦女刊物《婦女聲》當時還出
版了“平民女校特刊號”。李達深有感触地說:“現在感覺知識缺乏的女子一天比
一天多了,假使全國各大城市都能照樣的把平民女學創辦起來,使這類有覺悟的女
子都能夠得到求學的机會,那么,我想不上几年,真的女子解放的先鋒隊到處都要
組織起來了。”所以取名為“平民女校”,教員沈澤民解釋說:“‘平民’是別于
‘貴族’的意思,換一句話說,何以稱作平民女校,因為第一,這是平民求學的地
方。第二,這是有平民精神的女子養成所”,希望平民女校發達起來“實現我們理
想中所盼望的婦女運動之花。”

  李達租借了南成都路輔德里632號A(今老成都北路7弄42號-44號)作校舍。鑒于
當時党的經費緊張,每月50元的租金由李達用自己的稿費支付,由李達夫人王會悟
出面租賃。這是一棟兩樓兩底的石庫門里弄房子,樓上的客堂間作為教室,課桌椅
都是上海中華女界聯合會負責人徐宗漢(黃興夫人)捐助的。樓上的廂房是學生的宿
舍,樓下是學生的工讀工場和飯廳。李達住于同弄內另一處,便于就近領導。
  

  2002年9月,平民女校原址被上海市婦聯命名為“上海婦女教育基地”。

  党培養婦女干部的學校

  平民女校的辦學宗旨是:“養成婦運人才,開展婦運工作”。

  學校的校務主任先由李達擔任,夫人王會悟協助辦校。平民女學的教師陣容是
相當強的,高級班教員安排設置:陳獨秀教社會學,高語罕、邵力子教語文,陳望
道教作文,張守白教國語文法,沈雁冰、沈澤民和美籍教員安立斯女士教英文,李
達教數學,商務印書館的物理編輯周昌壽教物理、化學,李希賢教經濟學,范壽康
教教育學。

  初級班教員安排設置:王會悟、高君曼教語文,張秋人教英語,柯慶施教算術。
這些教師都有很高的學識和造詣,都有獨特的新穎的教育方法。

  除此之外,為了拓寬學生的視野,學校經常請教師輪流作講演。劉少奇、張太
雷、惲代英等許多革命家或知名人士都在平民女校擔任過兼職教員或舉辦過革命講
座。這些演講都闡述了革命真理,啟發了學生的階級覺悟。

  平民女學的學生人數并不多,約30人左右。高級班學生有王劍虹、王一知、丁
玲(蔣冰之)、高君曼、王會悟、王醒予、秦德君、王蘇群、薛正源、傅戍凡、蔣鞠
伊、黃玉衡、傅一星等。初級班學生有錢希均、王淑亮、盧亮、張怀德、高玉英等。
大多數學生是經党員介紹進校的。許多學生是為了追求真理和婦女解放,慕陳獨秀、
邵力子之名而來的。如湖南桃源第二女師的進步學生王劍虹在上海訪問了陳獨秀、
李達、王會悟等,了解了平民女校的籌備情況,1921年末,她回湖南時向同學親友
介紹了平民女校的情況,于是她和同窗好友丁玲、湖南漵浦小學教員王一知、堂姑
王醒予以及王蘇群、薛正源就在1922年春從湖南來到上海,進入平民女校。傅一星、
黃玉衡是外地女師的學生,因反對封建婚姻,毅然离家進女校。錢希均是浙江諸暨
人,從小是童養媳,是張秋人的未婚妻,張秋人參加革命后,對童養媳制度深惡痛
絕,他們一直沒有結婚,張秋人對錢希均的處境寄予深切的同情,處處關心她,把
她作為自己的“妹妹”化名張靜介紹進平民女校,錢希均從此走上一生為革命而奮
斗的道路。

  平民女學的學生年齡差別很大,從12歲到30歲左右,文化程度也參差不齊,從文盲
到初中生。盡管如此,但大家有一個共同點,就是都向往革命,渴求真理。這些學生
中,丁玲成為著名的作家,代表作為《太陽照在桑干河上》。這些女學員不僅走上了
革命道路,有的還和我們党的領導人結成了革命伴侶,王劍虹成為瞿秋白的夫人,王
一知成為張太雷的夫人,錢希均成為毛澤民的夫人。

  精髓体現在“平民”二字

  平民女校的辦學制度,首先,其精髓体現在“平民”二字。它的組織架构和辦
學宗旨与貴族學校有著本質的區別。1921年12月,《中國女界聯合會創辦平民女校
緣起》一文明确提出了創辦這所學校的用意:“我們中國女子到今天還不曾有女子
自動(己)的學校,以致教育的權柄都被一班蹂躪女權的教育者掌握去了。為抨擊這
种腐敗的女子教育起見,我們創辦自己的學校。”李達也曾熱情洋溢地稱贊“平民
女學是到新社會的第一步”。他指出中國社會存在三類女子。“第一,現在抱有熱
烈的求學欲望而無學校可入的年長的女子正不知有多少;第二,因為經濟問題而不
能求學的与不能繼續求學的女子正不知有多少;第三,甘受机械教育而被教育机關
摒斥的,或不甘受机械教育的女子,也不知有多少。”綜觀中國社會教育資源,
“能夠收納這三項女子的學校,除了這創辦的平民女校之外一個也沒有。”陳獨秀
指出:“教育是改造社會重要工具之一”,他“希望新成立的平民女學校作一個風
雨晦冥中的晨雞!”

  其次,注重分層教育,采取因人施教的辦學模式。女校設高級班和初級班。
《中華女界聯合會創辦平民女校緣起》一文指出“中國的中等女學校,不論是師范
不論是中學,大都嫌程度太低,以致卒業的學生仍舊考不進男子的大學或高等專門
學校。為使女子有登上高等學府的机會起見,我們設立高等班,專替女子們補習必
修的基本科學。”“年長失學的女子大概是前途無望的了。我們設立初等班,專為
她們再辟一個求學的門徑。”同時,女學的課程設置也是根据學生的文化程度差异
來确定的,高級班開設語文、英文、數學、理化、教育學等課程,“為一般不愿受
机械的教育的女子設專班教授,使能自由完成個性。”初級班設語文、算術、初級
英語等課程,“為年長失學的女子設專班教授,務使于最短時間,灌輸最多智識。”


  第三,注重實踐教育,采取靈活多樣的辦校形式。平民女學專為“無力求學的
女子設工作部,替伊們介紹工作,使取得工資維持自己的生活,實行工讀互助主義。”
“為實行工讀互助主義,資本由本校借給,所得之收入,充本人膳宿費”。工作部
由王會悟負責,學生自愿踊躍參加,半天讀書,半天勞動。

  工作部分縫紉、織襪、編織三個組。“學生每天是做半天工,讀半天書,掙得
的工資,可供自己生活、學習所需的費用。”秦德君在回憶文章中提到: “到了上
海以后,李大釗叫我先到閘北、虹口交界處的健華鐵工厂內的襪厂做學習女工。還
給我三十元洋錢去交押金,說是等到我學成后,到上海平民女學校組織學生勞動…
…恰好,上海平民女學校,极需要人參加籌備開學,工作部的事情正等著人干。我
就這樣做了平民學校的工作部部長。”

  從《平民女學簡章》中可以看出女校相當重視這种半工半讀的學習方式,其中
規定女校學費“高等班每月兩元。初等班每月一元。凡加入本會工作部者免收學費。”
這項政策對鼓勵女子參与勞動起到了積极推動作用。李達也特地撰寫文章闡明其支
持“勤工儉學、半工半讀”的主張,要求工作部的學生努力做到:“第一,須有刻
苦耐勞之精神,切不可好逸惡勞,懶于操作。第二,須有嚴格自制的意志,切不可
依賴他人或仰助學校。”這种辦學形式的創新嘗試,不僅解決了學習經費緊缺問題,
還把理論學習与實踐操作有机聯合起來,引導了當時女子教育發展的必然趨勢。

  

  平民女校教室

  陳望道教作文,李達教代數

  女校十分注重時事教育,關注平民女子的切身利益。作為我党培養婦女干部的
革命搖籃,女校的課程設置不僅僅局限于文化知識的傳授,更側重馬列主義的傳播
与普及。陳獨秀、陳望道、李達、邵力子、沈雁冰、沈澤民、周昌壽等一批名望頗
高的國內早期馬克思主義者和我党早期領導人都曾在女校任教。在李達的倡導下,
他們從教學內容和教學方法上都進行了徹底變革。王會悟在《入平民女校上課一星
期之感想》一文中寫道:“國文教員邵力子先生。他所選的國文,是從現今報紙上、
雜志上、小說上所載的名著譯文及評論的一類文字,和那貴族女學所受(授)的什么
節婦傳,什么太史公牛馬走的文章,真是有天上人間之別了。作文教員陳望道先生。
他的教法与一般國粹先生完全不同。他第一教我們作文法,他說,先前的作文是重
文字,現在的作文是重意義的。”高級班的英文老師沈澤民,專教讀本,注重翻譯,
他的教本是莫泊桑的小說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窮人》英譯本。陳獨秀講授社會學,
向學生宣傳社會科學、馬列主義的基本理論。代數教員李達,還專門為學生講授馬
列主義原理。

  最難能可貴的是,教員除了按規定講課外,輪流每周還有兩個小時的演講,极
大地拓展了女子的眼界,提升了女性的覺悟。演講內容大多是婦女問題和婦女運動
問題,還有:中國革命必須革私有財產的命,走十月革命的道路;軍閥割据与世界
帝國主義的關系;為何要反帝反封建。這是一般女校中絕無僅有的。陳獨秀、李達、
施存統以及其他党和團的負責人都曾到校演講。張太雷、劉少奇等從蘇俄回國后,
也曾到校演講,介紹俄國的革命和建設的狀況,使學生耳目一新,通過全面的、前
沿的課程教授,鼓舞了他們追求真理,投身革命的熱情。

  組織開展婦女工作的場所

  學校是為培養婦女干部,開拓無產階級的婦女運動而設,因此學校積极組織學
生參加工人運動。青年團的領導人施存統說:“希望能在這平民女校中訓練及培育
越多越好婦女運動底先驅出來。”平民女校的學生并沒有辜負党的團的期望。除了
上課、听演講、做工之外,平民女學的學生還直接參加了革命斗爭的時間,促進了
与勞動婦女運動相結合。

  王一知是党員,王會悟等几個人是團員,她們都和同學一起積极參加党、團組
織所舉辦的各种活動。王會悟回憶道:“我們參加的社會活動,主要是到工厂去進
行宣傳教育,組織工人搞罷工斗爭。這方面的工作多是由李啟漢同我們聯系。我們
到小沙渡、杈袋角一帶的工厂比較多些。”据王一知回憶,女校的積极分子主要到
各工厂、特別是一些女工工厂如紡織厂、綢厂、煙厂等去進行宣傳鼓動、貼標語、
發傳單、听工人的生活訴苦等等。如1922年3月19日,女校學生參加了上海工人和各
界人士舉行的黃愛、龐人銓追悼會,抗議軍閥殺害湖南勞工領袖。1922年4月和5月,
浦東日華紗厂3000多工人兩次舉行罷工,青年團施存統、張秋人等和中國勞動組合
書記部發動平民女校學生向日華紗厂罷工女工進行慰問与宣傳,該校學生到處募捐,
由王會悟帶頭到工厂去演講。女校學生也參加了全市學生組織的罷工工人經濟后援
會,拿了寫著“支援工人罷工!”“不許虐待工人!”“要求改善勞動條件!”的
小旗,挂了竹筒,不顧巡捕的威脅,到街上募捐,支援罷工工人,大大地鼓舞了罷
工工人的斗志。王會悟到工人中演講宣傳,后來她將演講稿整理后題為《對罷工女
工人說的話》,發表在《婦女聲》第10期上,贊揚紗厂女工組織了紡織工會,鼓勵
她們再接再厲,發揚英勇無畏的精神,加強團結,堅持斗爭。

  在慶祝十月革命胜利5周年的群眾大會上,平民女校的學生們上街游行,邊發傳
單邊宣傳蘇聯人民的生活情況。

  党的一個交通聯絡站

  因為學校是公開的,外地有人到上海來找党中央,多先找到平民女學,党內有
些會議也在平民女學召開。

  1922年秋,李達及其夫人王會悟因故去長沙湖南自修大學任教,學校由蔡和森、向
警予接辦。由于教員大半為負責党員,承擔了繁重的党務工作,忙于革命,難以分身
兼顧學校,特別是經費拮据,1922年底,平民女學停辦了。停辦后,部分學生(錢希
均、丁玲、王劍虹、王一知)轉到當時的共產党人和國民党合作的“上海大學”進行
學習。“上海大學”原址在閘北青云路青云里,1924年2月遷至西摩路(今陝西北路
南陽路口),當時有“東方紅色大學”之譽。

  平民女校雖然只開辦了僅八個月,但它的意義非常重大。它不僅僅体現了上世
紀20年代初的一批婦女同胞敢于掙脫封建禮教的束縛,追求獨立、追求自由和真理
的精神,更反映了我党對革命教育事業和婦女解放運動的關怀与重視。作為我党第
一所培養婦女干部的學校,平民女校為党培養出大批优秀的婦女干部,她們在女校
初步受到了馬列主義的熏陶,學習了新的文化、科學知識,并開始投身于革命,和
工人運動相結合,為革命事業鞠躬盡瘁,貢獻了自己畢生的精力。丁玲是我國著名
的文學家。錢希均長期從事地下工作,1926年在上海与毛澤民結婚,后來參加二万
五千里長征,是江西中央蘇區長征隊伍中30個女戰士之一。王一知從1922年起長期
從事地下工作,解放后從事教育事業。平民女校是她們革命一生的起點。

  平民女校在中國共產党的工人運動史、婦女運動史和教育史上都留下了珍貴的
一頁。

  1984年5月,平民女校原址被定為上海市文物保護單位。2002年9月,被上海市
婦聯命名為“上海婦女教育基地”。 (  來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