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c 5, 2011 9:01 PM
悲壯的場面：2400多名紅軍被就地活埋
1983年7月28日，陳云、李先念、徐向前在人民大會堂。由于這三位西路軍歷史親歷者的干預，鄧小平的支持，西路軍的歷史真相才逐步得以澄清。1990年，徐向前去世。1992年，李先念去世。根据遺囑，他們的骨灰都撒在了西路軍當年的戰場上
作為當年西路軍的主要領導者，徐向前和李先念在晚年最后的一段時間里，經常談到西路軍 。
“父親心頭非常怀念當時在一塊儿英勇奮戰，特別是犧牲了的西路軍將士。”在接受《西征的紅軍》攝制組采訪時，徐向前的儿子徐小岩說。
“爸爸臨終時曾跟我講，再讓國家花一次錢，把我的骨灰撒在祁連山，他要跟西路軍的烈士在一起，最后也要在一起。”李先念的女儿李紫陽說。
1990年，徐向前去世。1992年，李先念去世。根据遺囑，他們的骨灰都撒在西路軍當年的戰場上。
紀念紅軍長征胜利70周年之際，以西路軍為題材的電視紀錄片《西征的紅軍》在上海電視台紀實頻道首播，第一次以影像的方式向觀眾講述了這段鮮為人知的紅軍故事。
10年心系“西路軍”
“不能因為失敗就淹沒了一段歷史，不能因為失敗就否認了戰士們的浴血奮戰，作為中國紅軍的一部分，西路軍的事跡同樣可歌可泣。”《西征的紅軍》的學術顧問、國防大學教授朱玉說。
在《西征的紅軍》策划人應啟明看來，不管有什么遺憾，《西征的紅軍》能夠拍出來，在電視上公開播出，就是成功。早在10年前，為紀念紅軍長征胜利60周年拍攝紀錄片《長征——世紀丰碑》時，他就想拍一部關于西路軍的專題片，由于种种原因，這個心愿未能實現。
“當年我們積累了大量西路軍的材料，后來作為歷史資料，在庫房里塵封起來。”應啟明回憶道。作為《長征———世紀丰碑》的總編導，他只能在集中反映紅一、二方面軍和紅二十五軍的英勇事跡的同時，把一些四方面軍的將士采訪內容糅到里面。
西路軍血戰河西走廊失敗以后，1937年12月，毛澤東在接見西路軍所剩部分領導人時，將西路軍的失敗歸根于張國燾机會主義路線。早在1936年12月毛澤東寫的《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一文中就說：“為敵人嚇倒的极端的例子，是退卻主義的‘張國燾路線’。紅軍第四方面軍的西路軍在黃河以西的失敗，是這個路線的最后的破產。”其實，當時西路軍尚存1.5万人，并沒有徹底失敗。
在1951年出版的經毛澤東本人審定的《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中針對這段文字的注釋為：“1936年秋季，紅四方面軍与紅二方面軍會合后，從西康東北部出發，作北上的轉移。張國燾這時候仍然堅持反党，堅持他一貫的退卻主義和取消主義。同年10月，紅二、四方面軍到達甘肅后，張國燾命令紅四方面軍的前鋒部隊2万余人，組織西路軍，渡黃河向青海西進。西路軍1936年12月在戰爭中受到打擊而基本失敗，至1937年3月完全失敗。”
此后，所有涉及西路軍問題的著述，基本的調子都与此相符。
在很長一段時間里，西路軍問題一度成為党史和軍史研究中的一個“禁區”。直到改革開放后，由于親身經歷者徐向前、陳云、李先念等人的直接干預，鄧小平的堅定支持，西路軍的歷史真相才逐步得以澄清。
朱玉回憶說，“1980年春，奉組織之命，我幫助徐向前元帥整理回憶錄。我從文獻史料中惊异地發現了毛澤東下令四方面軍人馬西渡黃河和成立西路軍的電文，原來西路軍西進是肩負打通國際路線，接應共產國際給予党和紅軍的物資接濟的任務，(西路軍的)整個行動是党的整個戰略部署的重要組成部分。”
1980年12月2日，朱玉根据新發現的檔案資料，以“竹郁”筆名寫成了《“西路軍”疑》一文，就西路軍西渡黃河、建立永(昌)涼(州)根据地、拒絕東返等問題提出疑問。不久，這篇文章被報送到鄧小平處，鄧小平對西路軍問題极為重視，將此文批給李先念研究。
同樣，作為西路軍事件的參与者和當事人，陳云和李先念在1981年11月22日的談話中說：“西路軍過河是党中央為執行宁夏戰役計划而決定的，不能說是張國燾分裂路線的產物。西路軍是當年根据中央打通國際路線的決定而組織的。我在蘇聯時，曾負責同他們聯系援助西路軍武器彈藥的事，而且在靠近新疆的邊境上親眼看到過這些裝備。”
根据鄧小平的批示，加上陳云建議，李先念組織人員查閱了大量歷史檔案，于1983年初寫出了《關于西路軍歷史上几個問題的說明》。《說明》指出：“西路軍執行的任務是中央決定的。西路軍自始至終都在中央軍委領導之下，重要軍事行動也是中央軍委指示或經中央軍委同意的。因此，西路軍的問題同張國燾1935年9月擅自命令四方面軍南下的問題性質不同。西路軍根据中央指示在河西走廊創建根据地和打通蘇聯，不能說是執行張國燾路線。”
1983年1月5日，陳云看過《說明》及所附几十份電報后，委托秘書電話轉告李先念辦公室說，可送小平同志。3月8日，陳云又就西路軍問題致信李先念：“你寫的關于西路軍歷史上几個問題的說明和所有附件，我都看了兩遍。這些附件都是党內歷史電報，我贊成把此件存中央党史研究室和党的中央檔案館。可先請小平同志閱后再交中央常委一閱。”
1983年3月12日，李先念致鄧小平的信中說：“近一年來，我花了點時間回憶，又派秘書查閱一些歷史檔案，才寫出這份材料，并請(徐)向前同志看過。請您審改后，可否按陳云同志的意見處理。請予指示。”不久，鄧小平在李先念寫的說明和附件上批示：“贊成這個說明，同意全件存檔。”
鄧小平的批示，從根本上解決了西路軍的歷史問題，為澄清西路軍的歷史真相邁出了不可逆轉的第一步。但由于李先念的《說明》和中央常委的批示只限存檔，因此，中央關于西路軍的新結論并不為史學界及公眾廣泛知曉。
1991年6月，《毛澤東選集》第二版出版發行。新版對西路軍的注釋作了重大修改：“1936年7月，紅四方面軍和紅二方面軍會合后，由于中共中央的積极爭取，并經過朱德、劉伯承等以及四方面軍廣大指戰員的斗爭，張國燾被迫同意与二方面軍共同北上，于同年10月到達甘肅會宁。10月下旬，四方面軍一部奉中央軍委指示西渡黃河，執行宁夏戰役計划。11月上旬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的決定，過河部隊稱西路軍。他們在极端困難的條件下孤軍奮戰4個月，殲敵2 万余人，終因敵眾我寡，于1937年3月失敗。”
和一直在關注這些變化的朱玉不同，應啟明想拍“西路軍”的想法一直推遲到2005年才有机會實現。2005年冬天，為准備紀念紅軍長征胜利70周年，已經是上海電視台紀實頻道總監的應啟明在台里的會議上，提出了拍一部關于西路軍的專題紀錄片的想法。去年冬天，應啟明把這個專題紀錄片的拍攝任務交給了台里的高級編導江宁。
就這樣，55歲的江宁和攝制組匆匆忙忙赶到了河西走廊，開著車沿著當年西路軍的行進路線拍攝采訪，在一個個戰場、遺址邊尋找健在的西路軍老戰士。
在朱玉和甘肅省委党史研究室离休干部麻琨的幫助下，他們尋找散落在甘肅、陝西、青海、江西、北京等地原西路軍戰士和他們的子女，采訪到了50個老紅軍，另外40多個人是他們的親人和子女、朋友、研究者。
由于歷史原因，西路軍留下的歷史材料很少，能為電視所用的材料就更少了。他們所能找到的材料，只是一些老照片。就連這些照片，也是當年屠殺西路軍的馬步芳用來向蔣介石邀功請賞才流傳下來的。
記憶中的戰場
1936年的10月10日，紅軍一、二、四方面軍經過長征，會師在黃河以東的甘肅會宁城下。會宁會師的第二天，党中央發布《十月作戰綱領》(即“宁夏戰役計划”)。
那時的宁夏地域廣闊，与外蒙古相交接。如果紅軍先取宁夏，后取甘西(甘肅西部)，就可以從外蒙古及新疆兩個方向連通蘇聯，獲取戰略物資，解決紅軍長久以來謀求的戰略靠背問題。按照党中央的指示，徐向前、陳昌浩率領紅四方面軍的三十軍、九軍、五軍，以及紅四方面軍總部、直屬部隊共計21800余人，先期于1936年10月24日至30日渡過黃河，先北進一條山地區，后又西進河西走廊。這時，河東紅軍主力和河西部隊的聯系已被快速赶來的國民党部隊切斷。
就這樣，西路軍走上一條坎坷路。
1936年11月16日，攻占了古浪城不久的紅九軍被敵人團團圍住。這一仗打得异常激烈：紅軍共斃傷敵人2000多人，但己方損失達2400多人。紅九軍參謀長陳伯稚及二十五師師長王海清，二十七師政委易漢文等不少干部壯烈犧牲。
在高台的一仗也异常慘烈，時任紅五軍四十五團政委張力雄回憶說，紅軍剛進高台城，敵人騎兵就追上來了。這一仗打了20多天，2000多紅軍面對的是2 万步兵、騎兵、炮兵組成的敵軍。紅五軍軍長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楊克明、參謀長劉培基、四十五團團長葉崇本等2000多人在這場戰斗中壯烈犧牲。
戰斗結束以后，陳昌浩去看望剛剛生過孩子的妻子。陳昌浩安慰妻子，說自己沒盡到責任。張琴秋說她也能理解，目前要以大局為重，孩子以后還可以再生。但她沒有料到，她因此永遠都不能生育了，還落下病根：1949年以后，她只要听說河西走廊找到紅軍留下的孩子，她神經會緊張好几天，還會發作婦女病。
原西路軍前進劇團的演員陳淑娥，与紅九軍軍長孫玉清在長征路上好上了。他們沒有對外宣布結婚，也沒有開會，生了個孩子。西路軍兵敗，陳淑娥也沒能逃脫被俘的噩運，因為她年輕貌美，被迫當了馬步芳部隊一個軍官的小妾。為了保護她和孫玉清的孩子，她受盡屈辱，頑強地活了下來，以一生為代价保存了烈士的遺孤。
在丈夫鄭義齋犧牲后，楊文局怀著8個月的身孕，在祁連山中被馬匪俘虜。結果在押解過程中，因為她要生孩子了，敵人把她丟掉了。在一戶老百姓家里，楊文局生下了鄭義齋的遺腹子鄭盟海。
就在楊文局飢寒交迫、在逃亡路上快凍死時，一個路過的皮匠救了她，后來成為她的丈夫。因為這個婚姻，楊文局才能夠躲開馬步芳部隊的搜捕，把她和鄭義齋的孩子撫養成人。
終于等到1949年，解放軍西渡黃河進軍河西走廊，楊文局騎上毛驢，翻山越岭尋找部隊。此后她先后擔任了永昌縣婦聯主任和酒泉勞改局被服厂厂長，一直工作到退休。
女紅軍在西路軍失敗時，或犧牲，或被俘，或散落民間，能夠回到延安的是极少數。据甘肅省婦聯1984年的調查統計，甘肅省散落民間的女紅軍還有231 人，其中多數為原西路軍女戰士;青海各地散落民間的女紅軍，還有136人，全部是原西路軍女戰士。
硝煙之后，命運在繼續
55歲的江宁在拍攝中的遺憾是，如今健在的30多名西路軍老戰士，年齡最大的96歲，最小的也有86歲。另外，因為資料的匱乏，他們無法拍全景式的紀錄片，只能以人物故事來呈現西路軍這段被塵封的歷史。
戰爭年代，人的命運真是難測。回到延安的李先念，組織上原先准備將他由軍政委降到營級干部，經毛澤東干預才作罷。突圍到新疆的西路軍參謀長李特、紅五軍政委黃超，不久以托派罪名被槍斃。
三十軍二六七團營長政委宋承志當時受了傷，躲在一個山洞里。當他已經放棄一切希望時，李先念的左支隊帶上他們去了星星峽。建國后，宋承志成為了炮兵司令。
更多的西路軍戰士沒有像宋承志這樣的幸運，一輩子成為种地農民。趙明祥是西路軍參謀長李特的馬夫，在紅柳園子一仗中不幸負傷被俘，他只能選擇留在安西縣，靠給人打長工、放羊、挖煤維生。直到1950年，他參加了農會，組織民兵進山打土匪，表現積极，才獲得重新入党的机會。
原紅五軍通訊連排長易明清，在石窩山戰斗中負傷，他的腿折了，不能跟著轉移的部隊走，躲在石窩山下的康隆寺里養傷。但是，腿好了以后，易明清成了石窩村的村民，再也沒有离開石窩山。
西路軍的軍政委員熊國炳，在西路軍被打散以后，就留在當地當了農民，再也沒有回家鄉。他覺得自己無臉回去，因為從家鄉帶出來了那么多的年輕人全部死在戰場上，從此他隱姓埋名，所謂“三年自然災害”時期，在大雪天里被活活餓死。
原西路軍班長王怀文在梨園口戰斗中，被敵人的炮彈片擊中，腰和腿嚴重受傷。在生死存亡之際，遇到了正好路過的老道士徐合德，他冒著生命危險先后5次將王怀文轉移到不同的山洞里，每天給王怀文送水送飯，敷藥治傷。傷雖然好了，可是王怀文的一條腿卻瘸了，腰也直不起來。王怀文傷愈之后，就在張掖安下了家，結婚，生子。
在西路軍政治部工作的肖成佳在古浪戰役中，全身多處被彈片擊中，衛生員把他從死人堆里背出來，在經過短暫的逃亡后，肖成佳被馬家軍的騎兵押回老家江西省泰和縣，母親用30塊大洋把他贖了出來，一直在家務農。
在采訪過程中，最讓江宁感動的人，來自王怀文。“他經常跟人家宣傳說，我當了紅軍活下來了。你看和我一塊儿的、那么多的戰士、干部、英雄都比我早死几十年了。我活下來了，而且渾身鑽了8個窟窿還沒死掉。”
即使在和平時期，散落在鄉村的西路軍戰士的日子也充滿了動蕩。
“文革”開始后，大部分西路軍流落干部戰士被打成“張國燾的走狗”、“叛徒”。1967年，61歲的原西路軍軍政委員會主席、政委陳昌浩在遭到毒打后服藥自殺，妻子格蘭娜被迫与他离婚后，仍然被投進了監獄，3個儿子陳祖莫、柏生、洋生被逼得四處奔逃。陳昌浩死后被秘密火化，骨灰被揚棄于荒野，現在八寶山革命公墓陳昌浩的墓穴里只有一個空骨灰盒。
1983年，回到河西走廊的西路軍老戰士、謝覺哉夫人王定國和伍修權分別以個人名義，致信給中共中央，反映流散在民間的西路軍老戰士生活困難。不久，xxx批轉總政治部、民政部、衛生部、人事部，要求他們出台聯合政策，适當給予照顧。此次出台的政策是給每個老紅軍提供免費醫療和每年500元錢;另外，將以前頒發的流落紅軍證換為紅西路軍老戰士證。這些舉措令西路軍老戰士揚眉吐气，挺起了腰杆。
江宁在去采訪王泉媛時發現，她的精神比10年前應啟明去采訪時要好得多。隨著物价的上漲，她的待遇也上漲，不僅享有普通老戰士每年應有的1000元錢，她還享受當地退休副局級的政治待遇和生活待遇。
据朱玉透露，這樣的政策只限于個別省份，遺有西路軍戰士的湖北、江西、安徽并沒有執行這樣的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