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
傅秋濤，湘鄂贛革命根據地的主要領導者之一，在皖南事變中，他與右傾路線作了堅決鬥爭，率部與敵浴血奮戰，在彈盡糧絕的情況下，組織部隊分散突出重圍，保存了新四軍的骨幹力量。 1955年被授予上將軍銜。傅秋濤（1907年-1981年），湖南省平江縣安定鎮鳴山人。
1907年8月3日生。從小給地主放牛、做長工。
1925年參加工人糾察隊。 1927年參加平江農民暴動。
1929年加入中國共產黨。 1933年轉入中國工農紅軍。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任平江縣雇農工會委員長，中共湘鄂贛省委副書記兼工會委員長，湘鄂贛軍區政治部主任，中共湘鄂贛省委書記兼湘鄂贛軍區政治委員。參加了南方三年游擊戰爭。
抗日戰爭時期，任新四軍第一支隊一團團長，第一支隊副司令員、司令員兼政治委員，新四軍第七師副師長。在皖南事變中，他與右傾路線作了堅決鬥爭，率部與敵浴血奮戰，在彈盡糧絕的情況下，組織部隊分散突出重圍，保存了新四軍的骨幹力量。
解放戰爭時期，任魯南軍區政治委員，中共魯南區黨委書記，魯中南軍區司令員，華東支前委員會主任委員、支前司令部司令員，中共中央山東分局第一副書記，山東軍區副政治委員。在淮海戰役和渡江戰役期間為戰時後勤工作作出重要貢獻。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任山東軍區第一副司令員，中央復員委員會秘書長，中央軍委人民武裝部部長，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部隊列部部長、動員部部長，中央軍委人民武裝委員會副主任，總參謀部顧問。
1955年被授予上將軍銜，榮獲一級八一勳章、一級獨立自由勳章、一級解放勳章。是第二、三屆國防委員會委員，第二、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第四、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中國共產黨第七、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三中全會上被選為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常務委員。 1981年8月25日在北京逝世。 [1]
大事年表
1907年8月3日生。1925年參加農民運動，被選為鄉雇農委員會委員長。大革命失敗後，參加平江農民撲城暴動。
1929年3月加入中國共產黨，任中共鄉黨支部書記。
1930年任平江縣嘉義區雇農工會委員長、赤衛團政治委員。
1931年秋任平江縣雇農工會委員長。同年9月任紅十六軍第八師師長。
1932年4月至9月任湘鄂贛省赤色總工會委員長。同年9月至1933年7月任湘鄂贛省赤色職工聯合會書記、中共湘鄂贛省委員會委員（至1934年11月）。
1933年7月至1934年1月任少共湘鄂贛省委書記。
1933年10月至1934年11月任湘鄂贛省軍區政治部主任。
1934年11月至1937年5月任軍區政治委員。
1936年10月至1937年5月任軍區司令員。
1934年1月至10月任中共湘鄂贛省委員會副書記。 11月任中共湘鄂贛省委代理書記、湘鄂贛軍區政治委員（至1937年5月）。同年12月至1937年2月任中共湘鄂贛省委書記。
1934年2月至7月兼任湘鄂贛省軍區第三作戰分區政治委員。 7月起任中國工農紅軍第十六師政治委員。同年11月至1937年11月任湘鄂贛省蘇維埃政府主席團成員。參與領導湘鄂贛革命根據地反“圍剿”鬥爭。
1937年2月至12月任中共湘鄂贛省委常務委員、湘鄂贛省蘇維埃政府主席(至1937年11月)。堅持南方三年游擊戰爭，堅持湘鄂贛革命根據地。同年5月至1938年1月任湘鄂贛軍區人民抗日軍事委員會主席。
1937年9 月至1938年1月任湘鄂贛抗日軍第一游擊支隊司令員。1937年12月至1939年1月任中共湘鄂贛特委常務委員。率領湘鄂贛根據地的武裝力量，編入新四軍。
1938年1月至1939年春任新四軍第一支隊副司令員，後兼任第一團團長。率部到江蘇高淳、當塗、溧水三縣交界地區，開闢敵後抗日根據地，參加1940年春季皖南反“掃蕩”和父子嶺戰鬥。
1940年秋成立新第一支隊，任司令員。參加九里鎮等戰鬥。
同年11月至1941年1月任新四軍皖南第一縱隊司令員兼政治委員。皖南事變中與敵浴血奮戰，在彈盡糧絕的情況下，組織部隊分散突出重圍，保存了骨幹力量。
1941年11月至1943年3月任新四軍第七師副師長。
1942年3月至1943年8月任新四軍第七師軍政委員會委員。
1942年9月至1943年2月任中共皖鄂贛（皖江）區委員會代理書記。
1943年3月至1945年9月任新四軍第七師兼皖江軍區副司令員、皖鄂贛（皖江）區委軍事部部長（至1943年9月）。在皖江地區開展游擊戰，指揮南義戰鬥、1943年春季皖中反“掃蕩”鬥爭。後到中共中央華中局黨校學習，兼大隊長。不久去延安中央黨校學習，在學習期間擔任中央黨校一部第一支部黨支部書記。
1945年2月在中央黨校召開的湘鄂贛邊區黨史座談會上作《關於湘鄂贛邊區內戰中期後期歷史情形報告》的中心發言。
4月至6月作為華中代表團成員出席中共七大。抗日戰爭勝利後到山東。
8月至10月任中共中央華中局委員。同年12月至1948年7月任中共魯南區委書記、社會部部長、魯南軍區政治委員。
1948年魯中、魯南、濱海區合併為魯中南區。同年7月至1949年3月任魯中南區委第一副書記、常務委員，魯中南軍區司令員、第一副政治委員。
1948 年7月至1949年2月兼任華東野戰軍魯中南縱隊司令員、政治委員。
1948年9月至1949年起兼任華東支前委員會主任、支前司令部司令員。
1948年12月至1949年1月任徐州軍管會主任兼中共徐州市委員會書記。
1949年3月至9月任中共山東分局第一副書記。 9月任中共山東分局副書記。同年任華東運輸司令部司令員。為粉碎國民黨軍隊的重點進攻，特別是為支援淮海、渡江等戰役，動員幾十萬民兵和民工支援人民解放戰爭。
1949年5月任中國人民解放軍上海市軍事管制委員會下設的運輸司令部司令員。 10月任山東軍區副司令員，同年12月至1950年8月兼任副政治委員。
1949年10月至1950年5月任山東軍區黨委副書記。
1950年5月至1951年10月任黨委常委。
1949年10月至12月任中共中央山東分局第一副書記。同年12月至1950年8 月任代理山東分局書記、華東軍政委員會委員（至1952年9月）。
1950年3月至8月任山東省人民政府委員會第一副主席。同年3月至1955年1月任山東省各界人民代表會議協商委員會副主席。
1950年6月至1952年1月任中央軍委人民武裝部副部長。
1952年1月至1955年5月任部長。
1952年4月至1955年5月任黨委書記。
1953年5月至1955年5月任黨委紀律檢查委員會書記。
1950年8月調任中共中央復員委員會（後改為中央轉業建設委員會）秘書長。動員廣大民兵補充中國人民志願軍，加強全國民兵的建設，實行義務兵役制度，辦理幾百萬志願兵復員轉業。
1951年12月至1954年任中央軍委直屬隊總黨委委員。
1954年12月至1957年12月任中央軍委直屬機關黨委常務委員。
1955 年被授予上將軍銜。
1955年4月至1957年4月任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部隊列部部長、黨委書記。
1957年5月至1966年5月任總參謀部動員部部長、黨委書記。
1957年12月至1963年3月任解放軍直屬隊機關黨委常務委員。
1960年12月至1966年5月任總參謀部黨委委員。
“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恢復工作以後，主持編寫中國民兵史。
1975年任總參謀部顧問。
1978年12月被選為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常委。
1981年8月25日因病在北京逝世。 [2]
人物生平
皖南事變突圍
傅秋濤是解放軍智勇雙全的將領之一。皖南事變中，傅秋濤任新四軍一縱隊的司令員兼政委，在國民黨軍重重包圍中，他是成功突圍的新四軍最高軍事指揮官。 [3]
戰場聯絡中斷，向是兵家征戰之大忌，而傅部突圍成功，恰恰是因為戰場聯絡中斷皖南事變，是解放軍歷史上少有的一次軍事上受到重創、組織上蒙受重大損失的事件：新四軍皖南部隊慘遭覆沒；軍長葉挺下山談判被扣；副軍長項英、政治部主任袁國平、副參謀長周子昆等高級幹部犧牲；二縱隊、三縱隊兩位司令員也犧牲在戰場上，只有傅秋濤成功突圍，他所指揮的一縱隊的干部戰士也突圍出來約1000人，佔全縱隊成員的三分之一。
皖南事變前，新四軍部隊分為左、中、右三路縱隊並行開拔北上。傅秋濤司令員兼政委率領的一縱隊為左路縱隊，周桂生司令員指揮的二縱隊為中路縱隊，張正坤司令員指揮的三縱隊為右路縱隊。
軍部機關及各直屬隊、教導總隊隨二縱隊行動，共計9000餘人。
行軍路線為繞道茂林，由三溪、旌德、寧國、郎溪奔蘇南，然後北上。事實證明，由於葉挺與項英的指揮思想不一致，中路縱隊、右路縱隊陷入了軍部指揮連續失誤，戰機一失再失的危局。中路、右路縱隊的團以上指揮員個個身先士卒，衝殺在前，但傷亡慘重。只有左路縱隊因與軍部在戰鬥中失去了聯繫，幹部犧牲較少。
傅秋濤的一縱隊作為大兵團行軍的左路縱隊，在皖南事變戰鬥打響後的第三天因電台被毀，與軍部失去了聯繫，使自己能夠獨立行動，處身於葉、項矛盾旋渦和項英的錯誤指揮之外，這是傅部勝利突圍的關鍵所在。
戰役戰鬥中會議時間過長，是兵家征戰之大忌，新四軍軍部和左路縱隊在戰鬥中都召開了時間較長的軍事會議，而左路縱隊的較長時間會議卻恰恰奠定了成功突圍的基礎
新四軍北移路線可供選擇的有三條：一是直接“北渡”的路線。即由雲嶺向北，經銅陵、繁昌渡江到無為，這是一條溝通軍部與江北四、五支隊及江北指揮部的聯繫的常用交通線。二是“東進”的路線。即由雲嶺向東，經馬頭鎮、楊柳鋪、孫家埠、畢家橋、郎溪、至竹簀橋到水西地區（蘇南指揮部所在地）。三是“繞道”的路線。即由雲嶺南下茂林、三溪入寧國轉廣德、郎溪到溧陽，然後渡江北上。三條路線都各有利弊。
經過比較分析、權衡利弊，新四軍採用了“繞道”的方案。歷史事實已經證明：“繞道”是一條絕路。但軍事上的失敗往往是多種因素造成的，除了路線外，還有戰術與指揮是否正確，以及天候、民情等眾多的因素。
當三路縱隊會攻星潭未克時，項英不敢強攻，理由是害怕傷員過多而影響轉移，這反映了項英軍事閱歷不足和軍事才能不夠，說穿了，項英缺乏大兵團指揮作戰的能力。但作為新四軍和東南局黨的最高領導，本著為黨負責的心理，項英牢牢地把住軍事指揮權，排斥葉挺。在這種心理的支配下，項英主持召開了“百戶坑會議”，會議的中心議題是，討論攻占星潭未果後的行動方案。會上，提出了幾種行動方案，無非是前進、後退、迂迴之爭。
良將用兵，貴在神速，但項英此時遲疑不決，會議前後歷時7個多小時，使國民黨軍在星潭完成了圍堵行動。最後，項英下了一個回頭突圍的決心，幾經波折，使軍心失衡，鬥志渙散，埋下了失敗的種子。
與軍部的情況相反，左路縱隊在“百戶坑會議”結束的第二天，即1941年1月8日下午召開了“梓坑會議”，討論本縱隊突圍的路線問題。會議也討論了幾個小時，分析了兩種意見。一種是原路退回，走北路渡江到無為；另一種是經“東線”到蘇南。會議經過分析，形成一致意見，決定向蘇南轉移。
蘇南是新一支隊曾經戰鬥過的地方，傅秋濤擔任團長的老一團曾在蘇南戰鬥了半年，沿途群眾基礎好，不僅傅部可突出，還能背靠寧國、宣城，策應軍部突圍。
會議還決定，老一團打前衛，新一團打掩護，當縱隊司令部衝出後，支隊全體人員在板橋集合。會議雖然也開了幾個小時，但最終形成了正確的決議，奠定了傅部成功突圍的基礎。
兩個會議，兩種不同的結果，軍部的“百戶坑會議”，雖然有葉挺拿出“集中突圍，正面仰攻星潭”的正確戰術主張，但反复拉鋸，未被採納，最後，被主張錯誤方案的項英佔了上風，使部隊回走茂林，導致部隊走向失敗。
一縱隊的“梓坑會議”雖然議得也長了一點，但做出了正確的決議，使部隊突圍走向了成功。
由於“梓坑會議”確定了正確的突圍方向，一縱隊突圍的戰術方式也隨之確定，即：“正面強攻，重點突破，撕開網口”。具體的突破口選擇在球嶺嶺南六華里處“三節水”地區。
這是一個峽谷地帶，公路從二、三百米深的峽谷中穿過。因地形險要，敵人防守較鬆，僅有頑52師154團的一個營防守。走這一條路突圍是一著險棋，但兵不厭詐，用兵關鍵在於出其不意。敵人越是認為我們不敢走的地方，我們越是要走，這樣往往勝算的可能性反而大。
經過周密的兵力部署和火力配系，歷經大小三次殊死的搏鬥，在付出重大犧牲後，一縱隊的連以上乾部和一部分戰士終於突出了敵人的重圍。實現了初步的勝利，因為這雖是敵人的第一道防線，但也是防守最堅固的、最嚴密的防線。
青洪幫，向為反動會道門組織，而恰恰是青洪幫門徒幫助了傅秋濤部的突圍。出“三節水”後，傅秋濤部進入涇（縣）、寧（國）、宣（城）三縣邊境的山區——老虎坪，收集了300餘人的隊伍。其中，連以上乾部僅缺兩人，營以上乾部僅缺一人。 （這個數字統計的是老一團建制內的干部。
新一團因在三節水突圍中負責後衛，沒有突圍出來，他們後在團長張至鏽的率領下從北路突圍到江北無為。 ）在老虎坪，傅秋濤迅速恢復了部隊編制，編了一個步兵連，兩個手槍連，為繼續突圍做了種種準備。
後來，由於國民黨圍剿加劇，傅秋濤不得已在與老虎坪一坑之隔的大斧山，將300餘人的隊伍又化整為零，讓各部獨立突圍。突圍之前，為輕裝上陣，安置了病號、傷員，將愛人陳斐然留下照顧傷員，甚至將剛滿一歲的女兒也送給老鄉，僅帶著老偵察出身的營教導員汪克明以及孔誠、汪其祥、李貴誠等12名精幹幹部組成的隊伍，於1941年2月2日，離開堅持鬥爭了二十幾天的老虎坪、大斧山地區，展開了又一次往蘇南方向的驚心動魄的化裝突圍。
沿途，他們靈活機動，或裝作百姓，或裝作國民黨52師的便衣，曉宿夜行，風雨兼程。行至第三天，當陳毅、粟裕、傅秋濤、周恩來、朱克靖、葉挺小分隊進入宣城境內的一條山溝裡休息時，汪克明掏出懷錶看時間，有兩個人湊上來，看了看說，你這是瑞士表，經過一番言語交鋒，始知對方是江南青洪幫大頭目陳玉庚門下的兩個徒弟，雙方關係密切起來。
原來，新一支隊的老一團在1938年6月，曾經隨陳毅、粟裕等到江南進行戰略偵察，一支隊的老一團，曾在鎮江、句容、丹陽、金壇等地活動，二支隊在高淳、當塗、江寧、溧水一帶活動。當時，日軍已佔領了南京一帶，但由於兵力不足，在農村有許多真空地帶。江南一帶留下的國民黨散兵游勇、社會渣子乘機拉桿子起事。兵匪一家，有幾個人、幾條槍，就自稱司令。司令多如牛毛，同日寇一樣，橫行鄉里，魚肉百姓。
為了打開局面，就必須消滅這些“司令”。新四軍老一團經過周密的偵察，在江南一舉消滅了劉春發匪部；又在南京桑園舖一帶，全殲了朱永祥匪部，活捉了朱永祥等多人。事過不久，附近的青洪幫頭子陳玉庚求見，原來俘虜中，朱永祥的警衛連長是陳玉庚的三弟。陳玉庚為了同傅秋濤拉關係，特地送來了兩挺機槍、兩支駁殼槍、兩匹馬，這在當時是一筆重禮！為了開展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參加抗日，鑑於陳玉庚三弟也並非罪大惡極之徒，傅秋濤答應了陳玉庚的要求，放了其三弟，兩家從此交了朋友。
在兩個青洪幫門徒的幫助下，傅秋濤等越過了52師的最後一道封鎖線，越過孫家埠渡過水陽江，進入廣德、郎溪、宣城交界地區。 （許多史書都說過了孫家埠就進入當塗境內，此說有誤。因為，當塗縣治在長江邊上，從孫家埠到當塗有很長的距離，另外，若到了當塗，就不用回過頭來，再過當塗北面的南漪湖去蘇南了。）
當隊伍在一個村子休息時，遇上了國民黨保安隊，他們邊打邊退，一直退到南漪湖邊。此時，只見湖邊停著兩隻大船，被船主誤認為是52師的便衣隊，怎麼也不肯給擺渡，眼見追兵已到，汪其祥急了，拿出槍來說：“不走就打死你！”被迫之下，船老大開了船。終於甩開了保安隊。
船至湖心，傅秋濤向船老大道歉，說明了自己的真實身份。船老大笑了，說：“如若不是及時說出你們是新四軍，到了湖水深處，就準備沉船，將你們全淹死。”
為了確保傅秋濤等人的安全，船老大把船停在湖心，駕一隻小船先上岸，進入江蘇高淳縣境內了解情況，原來那裡原是老一團後勤留守處的駐地，有良好的群眾基礎。就這樣，在群眾的掩護下，傅秋濤一行晚上上了岸。
過了湖，很快到達東壩地區，國民黨52師又封鎖了渡口，傅秋濤命令折回七八里地住下，派汪其祥到中壩去偵察，不料汪被保安團抓住，幸虧他鬥爭經驗豐富，在押解的途中逃了回來。
接著，傅秋濤在離下壩約兩裡的地方雇了一條船，過了河，經溧水到溧陽。
2月10日，經過七災八難、艱難曲折，歷時一個月零四天，傅秋濤終於到了羅忠毅、廖海濤的新四軍十六旅駐地，一行12人全都勝利地回到了新四軍的懷抱。過了幾天，他們穿過長蕩湖和太湖，到達無錫地區，在新四軍六師師部，見到了任師長兼政委的譚震林。在六師休息了幾天后，劉少奇和陳毅來電，要傅秋濤到新成立的新四軍軍部匯報。傅秋濤在六師的護送下又渡江北上，在鹽城見到了劉少奇和陳毅，終於回到了黨的懷抱。
晚年回憶
到了鹽城後，凡皖南突圍出來的團以上乾部，皆由新任的軍參謀長賴傳珠負責政審，確認無問題，做出組織結論後，再另行分配工作。
傅秋濤在新四軍鹽城華東黨校一邊學習，一邊接受審查，歷時一年。這是一個逐漸理清傅秋濤皖南突圍過程的必要的組織程序。 1942年3月傅秋濤被任命為駐安徽無為的新四軍7師副師長（師長張鼎丞在延安，未到任），重新獲得了帶兵權。
傅秋濤晚年在與家人講述突圍的體會時，曾動情地講：“皖南事變突圍戰鬥中，電台沒了，又離開了軍部，當時的心情就像沒娘的孩子，孤獨極了！
一股腦想的是，趕快突圍去蘇南找黨，找陳老總！
現在看來，新一縱隊之所以能突圍出這麼多中、高級幹部，首先，也是最關鍵的，是廣大人民對新四軍的愛護和支持。在危難的時候，連青洪幫都肯出來幫助我們，更不要說廣大的人民群眾了！
可見黨和毛主席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的英明。不然的話，我傅秋濤早死過幾回了。
其次，集中兵力突破三節水防線是被逼出來的，不集中兵力則無論如何也出不來。這時要分兵突圍是對部隊、對戰士不負責，對黨不負責。
軍部要是不回師茂林，而是堅持死攻星潭，估計也能成功突圍。另外，在大斧山收容部隊組成建制連，後又打破建制，分成小分隊化裝突圍，那也是為形勢變化所迫而作的決定。不然，就過不了國民黨52師的層層攔截關。 ”
傅秋濤用人得當。這是高明指揮員的高明之處。傅秋濤在大斧山危機的情況下，聽取了汪克明的建議，在關鍵時刻分兵突圍，放下包袱，組成精幹的隊伍，相繼先後突圍。
皖南事變中傅秋濤部突圍，處處充滿“歷史辯證法”：戰場聯絡中斷本是失敗之徵，但卻使他能夠獨立行動，作出突圍的正確抉擇；戰鬥期間的較長會議本不可取，但卻因為集中了大家的智慧，形成了正確的決議；反動道會門組織本是革命的對象，但卻因為國民黨的倒行逆施和共產黨統一戰線政策的英明，使他們幫助傅秋濤部逢凶化吉，而這一切又與傅秋濤的個人政治思想素質、軍事素質和指揮才能緊密相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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