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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 1910年（19歲）考取庚子賠款第二期官費生赴美國留學，於共濟會辦的康乃爾大學先讀農科。後改讀文科，1914年往哥倫比亞大學攻讀哲學，從學於哲學家約翰·杜威。杜威是美國共濟會33級別大師，胡適經他介紹入會為石匠學徒。 1917年（26歲）夏杜威推薦胡適回國擔任美國資助的北大任教授。 （注：杜威和胡適的共濟會身份資料可在美國共濟會有關資料中查到。）
由於胡適具有的共濟會背景，回國後事業順風順水。 1917年（26歲）北京大學教授、1919年（28歲）北大代理教務長、1922年（31歲）北大教務長、1928年4月至1933年中國公學校長、1932年（41歲）北大文學院院長、天主教輔仁大學教授及董事、1938年（47歲）中華民國駐美國特命全權大使、美國國會圖書館東方部名譽顧問、1946年（55歲）北京大學校長、中央研究院院士、普林斯頓大學葛思德東亞圖書館館長、1957年（66歲）中華民國中央研究院（位於台北縣南港鎮（今台北市南港區））院長等職。
胡適被美國共濟會塑造為20世紀中國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先驅和大師。
如果共濟會文化未來在當代中國得到進一步地滲透和擴散，胡適及其他具有共濟會背景的海龜學者地位會愈來愈被造神化和尊崇。而如魯迅、聞一多、郭沫若等民族主義者或左翼學者則將進一步被貶斥和邊緣化。
胡適畢生宣揚自由主義，提倡文化懷疑主義，但是只懷疑中國古董，從不懷疑美國和西方的東西。
1918年胡適以《新青年》月刊為陣地，宣傳自由主義和無神論。倡言“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懷疑一切都是可以，“言必有徵”的治學方法。但是胡適雖自稱自由主義，卻曾經在學術圈打擊不同信仰的學者，特別對信仰社會主義及基督教的學者多所迫害。
( 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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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這個垃圾毀掉了中國古代哲學文化
這個胡適之不知道自己是中國人，而一味說中國文化都是不好，美國文化什麼都是好。當時有一些沒有氣節、沒有骨頭、沒有宗旨的人，就都一唱百和地附和他，因此他也弄出個名堂來，提倡語體文。他用語體文寫《中國哲學史》；可是他的《中國哲學史》只寫了上半部，下半部卻無法下筆，為什麼？因為他不懂佛理。中國從漢、晉到隋、唐這段期間，大乘八宗──律宗、華嚴宗、天台宗、三論宗、法相宗、真言宗、禪宗、淨土宗，並駕齊驅，佛教在中國大放異彩，佛教的道理已融入中國人的思想文化之中；儒、釋、道三家，構成中國文化思想的核心。他不懂得佛教，如何能寫中國哲學史？總而言之，我說他是胡鬧。
他批評《華嚴經》說：「《華嚴經》就像倒水似的，翻來覆去一盆水。」他說《華嚴經》像水，講得還有意思。水是源遠流長，滔滔不斷，無窮無盡的，這個說法還不錯，可惜他又用盆子來比喻。如果說《華嚴經》是水，應該是盡虛空、遍法界的水，找不著邊際，摸索不透，並沒有地方可倒，沒有地方可覆，偏偏他說翻來覆去是一盆水。大家都知道「馬前潑水」，那是覆水了，你再把盆子拿起來，水已經沒有了。要是說翻來覆去一盆水，怎麼還會有一盆水？這簡直有很大的語病，這叫自語相違，自相矛盾，自己打自己的嘴巴。
若說《華嚴經》不是一盆水，而是盡虛空、遍法界的水，無所不在，無所不流，無所不通，這可以的。 《華嚴經》講的是「事無礙，理無礙，理事無礙，事事無礙」，圓融而沒有一點缺陷。那胡適為什麼要那麼說？因為他不懂，所以拿黃金當銅。為什麼他不懂？就像小孩子沒有上過小學，你問他小學裡讀什麼書，他怎麼會知道？胡適之可以說是沒上過小學的小孩。雖然他自己說作學問要「大膽假設，小心求證」，可是他不夠大膽，也不夠小心，所以他所說的連他自己都還不懂呢！ 「大膽假設」是用很大的膽來假設，可是之後要再小心考證，求其正確性。而他未加考證，根本自己都不懂就妄加批評，妄下註解，真是胡說八道！
因為他沒有明白佛教，沒有了解佛教，所以更不懂《華嚴經》；因為不懂佛教的關係，所以他的《中國哲學史》寫不下去。他自己也不知慚愧，臉皮厚厚的，這真是斯文裡的敗類。
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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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哲學方法的複興，其核心就是對中國自古就被學者十分重視、並認為是須臾不能離開的“道”的內涵的認識，也就是要還中國哲學方法的本來面目，並在國人中普及。自公元1918年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第一次以西方哲學方法來論述中國哲學方法時，將把握“道”的方法給抹煞了，代之以古代學者人人成了哲學家， 80多年過去了，中國哲學界沒有改變以胡適的這套以西方哲學方法研究中國哲學方法的西化思路。
雖然哲學界中有一些學者在呼喚中國哲學，但不是哲學方法，可是至今非但無人能很清楚明白地講清和應用這套方法，並提綱攜領地將它們呼喚出來，反而卻越發加大了“肢解”的範圍，將本是在中國哲學方法指導下創立的各個學說，卻分別冠以XX哲學。這樣，對哲學均以不同學科不同人名命名，造成了相當嚴重的混亂局面，使後學者無以是從，它對國人的誤導是致命的，對中國文化的肢解和破壞也是不可低估的。造成這種混亂局面的主要原因就是以胡適的那本書《中國哲學史大綱》為標誌、為開端的新文化運動中那不分良莠的全面西化，和他未對中國哲學方法有所認識，從而給中國哲學界造成只講哲學而不講哲學方法的局面。
我們學習西方文化，不是用它來代替中國固有的文化，而只是吸取其精華，進行綜合。如《中國傳統學術的知識形態》一文所述：“近百年來，由於中國文化自身的因素，對西方文化無法進行綜合，因為這裡有一個不對等的因素，這就是，誰也沒有將中國文化中與西方文化中相互對等的學說進行過整理。例如，中國文化的知識形態主要是經史子集，經學是中國學術的核心，但是，按照中國文化的這種四部學術的劃分，西學中沒有一部可以納入經部的，在西方講中國學術的也從未有完整的講經學的。胡適的'功績'就在於將經學改造為符合西學的只言片段，在這種知識形態的大轉換中，中國學術的整體性，它的哲學方法論與思維方式全然被丟掉了”
就哲學這一名詞而言，古代中國學術中是不用它的，而是用“道”來表示的，這個“道”本身就是指方法。進入現代，我們的哲學家們並沒有把“道”的哲學內涵搞清楚，一味往西方模式上套，根本不管二者知識形態的不同，以凡套的上的就好，套不上的就是迷信的、落後的，甚至忿恨中國古代為什麼沒有產生像西方那樣的哲學方法。這種認識和行為簡直太可笑無知了，這是筆者所唾棄的。故本書所用哲學方法一詞的內涵，完全是以中國學術中的“道”為主線的，與胡適所用的哲學內涵是不同的。本書著重論述的是中國哲學方法，即中華文明創立的指導方法，不是去評價古代學者與諸子百家的只言片語，而是去探討他們之所以要如此闡述的指導方法是什麽，即古人所謂的“知其要者，一言而終；不知其要，流散無窮。”【注9】意在對任何事物的認識一定要從其最大的方面去把握，要知道其“要”，也就是這個事物的宏觀方面，而宏觀又有形象化後的“一”作為隱喻，“一”即宏觀，宏觀即“一”。 “一言而終”的“一”是個雙關語，既指宏觀，又指一數，全意是只要知道事物的宏觀“一”後，一句話就可以說清楚了。所以。遵照中國哲學方法的要求，對任何事物或學科均要從宏觀入手去認識和把握。
由於現代中國教育的全盤西化，現今的中國人已不懂如何應用中國哲學方法。
由內心感悟思考認知得到的自然法則即道德來決定政治政體、再根據政體設計構建經濟基礎，就把人的後天活動納入了自然法則，即完成天人合一，這才是正確的。如果反過來，由人後天的經濟活動（自由經濟）產生資本寡頭，然後由資本再確定政治政體等上層建築，則脫離了道德即自然法則（上帝），是錯誤的，必然使人走向滅亡。
就哲學這一名詞而言，古代中國學術中是不用它的，而是用“道”來表示的，這個“道”本身就是指方法。進入現代，我們的哲學家們並沒有把“道”的哲學內涵搞清楚，一味往西方模式上套，根本不管二者知識形態的不同，以凡套的上的就好，套不上的就是迷信的、落後的，甚至忿恨中國古代為什麼沒有產生像西方那樣的哲學方法。這種認識和行為簡直太可笑無知了，這是筆者所唾棄的。
凡是用西方哲學方法研究中國哲學方法或學術的，均感到中國哲學方法與學術是支離破碎的、雜亂無章的、百科混雜的，毫無秩序可言，根本無法把握到它的重點，為什麼會有這種狀態？是因為：“不知其要，流散無窮。”像胡適那樣用西方哲學方法研究中國哲學方法與學術其結果就是如此。由於抓不到中國哲學方法的“要”，於是乎便流散個沒完，什麽“老子哲學”、“孔子哲學”、“道家哲學”、“儒家哲學”、“墨子哲學”、“倫理道德型哲學”、“早熟型哲學'等等可至無窮，簡直把“活生生的中國哲學史弄成了羊肉串”。
而用西方哲學方法研究中國文化及其哲學方法，由於它用的是線性分析即肢解的方法，明明不是盲人卻要去做盲人摸象的事，必然會造成流散無窮的境地，使今人無法對中國文化及其哲學方法有一系統的、完整的認識。
歐洲中心論所忌恨的，是他們在入侵中國的百多年裡沒有將中國文化消滅掉；所害怕的，卻正是中國文化中那股不可低檔的中國哲學方法的智慧力量。
歐洲中心論所忌恨的，是他們在入侵中國的百多年裡沒有將中國文化消滅掉；所害怕的，卻正是中國文化中那股不可低檔的中國哲學方法的智慧力量。
今天，這種對東方文化的偏見依然存在，中國現今許多科技發明與發現、文學作品以及醫學創見等等本可以爭取到諾貝爾獎，可是事實上卻受到了歧視。甚至本身以西方科技理論指導下獲得的研究成果，因有西方人作為合作者，結果是西方合作者獲得諾貝爾獎，首先發現者因是中國人卻被排斥在外。
如果以相同的社會經濟形態比，中國是先進的，與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經濟形態比，封建的中國才是落後的，原因是封建社會對資本主義社會來說是落後的。中國的社會主義社會形態是比西方的資本主義社會形態是先進的，不然西方怎麼會落入黑社會統治之手。
我們知道，任何科學均要在方法論與思維方式指導下才能創立和發展，然而崇拜西方現代科技的思潮，認為只有邏輯思維才是科學思維的依據，以至在中國教育中只教授與普及邏輯思維，而把中國哲學方法自身的方法論與思維方式拋在了一邊。只對邏輯思維進行教授與普及，證明了中國的學術界、教育界從未承認中國哲學方法同西方哲學方法是共存的、平行的與平等的，由此壓抑並排斥了中國哲學方法的教授與普及。一個社會的科技進步與發展，除哲學方法外，還有賴於它的經濟基礎的性質。說中國科技落後，其根本原因並不在哲學方法上，而是在經濟基礎上。
古代中國占了世界一半以上的首創性和獨創性的科技發明與發現，既證明了中國古代封建社會經濟基礎比其他各國發展的完善，也證明了指導科技發明與發現的哲學方法是科學的。
所以，科技的進步與落後，應該以歷史的觀點去加以分析，不要只從具體的、現實的科技水平去比較，忽視經濟基礎和哲學方法的原因。
西方哲學方法自古希臘時期就已產生，然而它並未使西方科技在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階段領先於各國，反而是極其低下的，如果以此來肯定西方哲學方法不科學，勢必是說不通的。所以，只有西方哲學方法是唯一科學的論點也是站不住腳的。
看問題要宏觀的、歷史的去看，不能因為今天西方科技發達，中國科技暫不發達，就只承認西方哲學方法是唯一科學的，這也是受歐洲中心論影響的結果。現今中國科技之所以不發達，是社會發展階段處於過渡時期造成的，而不是哲學方法的問題。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種新型社會經濟形態的形成，並使中國哲學方法與之相結合，中國必將迅速改變科技落後的狀況，這是不言而喻的。
中國哲學方法從未將物質與精神、唯心與唯物分開，二者的不可分性是中國整體觀方法論的特徵，是具有中國特色的。
西方人為什麼無法掌握和認識中國哲學方法就再清楚不過了，因為他們在中國哲學方法的整體觀方法論中找不到西方哲學中二元論的任何概念。
科學技術是受哲學方法指導下得以發展的，不同社會經濟形態有不同的科技水平，社會經濟形態制約著科技發展的規模和水平，忽視其中任一因素均無法說明問題。
西方科學技術真正大發展是在進入資本主義社會時才開始的，而科技史已經證明，西方科學技術是在中國大量首創性和獨創性的科技發明與發現傳入的基礎上，通過文藝復興才發展起來的。
由於歷史原因，中國未能先於西方或與西方同時進入資本主義社會，生產力因而未能得到解放，致使中國科技發展停滯不前而逐步落後於西方，加之十九世紀中葉，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入侵，又使中國淪為一個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這種社會經濟形態則更加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長期的封建社會及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的生產力水平是無法與資本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水平相比的，由此又引發出崇洋媚外的殖民地思想和民族虛無主義。在這樣的社會經濟形態中，科技當然也得不到發展。
關於漢字問題。一進入漢字學領域，一股否定漢字、一定要實現漢字拼音化的路線成為主流。這股思潮由來已久，自20世紀初就開始形成，由認為漢字是阻礙中國科技發展的大敵，到“漢字不滅，中國必亡”的聳人聽聞的呼聲，成為新文化運動中的一支力量。在今天，前一種論點仍是漢字拼音化的主要根據，認為漢字的計算機輸入不如拉丁文字快，就是當王碼（即五筆字型）問世多年，漢字輸入速度早已超過拉丁文字成為家喻戶曉的事實後，還有人對此視而不見。從實踐中看，用拼音代替漢字無法行的通，拼音只能作為漢字的補充手段和正音方法；
從中國哲學方法上看，則更是行不通。因為漢字是在中國哲學方法之方法論與思維方式的指導下才得以大規模創立。漢字一旦被創立，它就不只是單純記錄語言的工具，還是中國哲學方法的載體，中國哲學方法、漢語和漢字已經溶為一體，無法分割了。
比如，關於中醫學問題。當我們走進醫學領域，一股旨在消滅中醫的潮流更是洶湧澎湃，表面上看，報刊、電視對中醫的宣傳報導甚是重視，然醫學行政部門與科技界卻已成功地在中醫現代化的幌子下把中醫給現代沒了。今天，人們並不知道其中原因，只是感到找不到好中醫了。現在，所剩老中醫已寥寥無幾，不出數年，中醫將只剩下“中醫”的外殼，其行醫者，將不懂得中醫的治療思想而全以西醫的方法為根據了。中醫這個名詞一直會流傳下去，但中醫的靈魂已被驅逐掉了。現在如不拼死搶救，真正的中醫將成為歷史，中醫的神奇療效，將成為傳說，將像中國古建築那樣，古建築物這個外殼都留在那裡，可設計思想計算方法這個靈魂卻再也找不回來了。
從當今中醫大專院校的教材及教學課程上，就可以看到這個令中國人不願看到事實。這裡的主要原因，就是以西方哲學方法來對待中醫學造成的，中國自古以來就有“師傅領進門，修行在個人”的俗語，意指在師傅教會了某一項技術或學問後，繼續深造研究就要靠自身的努力，自古以來的學者和藝人以及中醫專家均是如此獲得成功的，而現今，在中醫大學經過五年培養出來的學生，卻不會治病，多少年來沒有培養出一個名醫，原因在哪裡？首先，“師傅”就不懂中國哲學方法，學生一進門就偏離了中醫學的指導方法；其次，是這些學生也不懂中國哲學方法，而且在中學所受的教育中已經接受了西方哲學方法的教育和訓練，所以在個人“修行”時無法用它來指導對所學專業的提高和發展，也不會用中國哲學方法去總結臨床經驗和發現新的問題並能解決它。故中國哲學方法復興之日也將是中醫學復興之時。
以上種種論述，主要是為了說明中國哲學方法復興的重大意義所在。因為歐洲中心論所代表的西方帝國主義，正在利用中國哲學方法的失落，進行著一場旨在以中國人自己去消滅自己的文化的陰謀，並且可以說是獲得了節節勝利。如果對此沒有清醒的認識，將給中國及中華民族帶來不可估量的損失。中國哲學方法復興將給我們進行收復“失地”的力量，這是每一個中國人都會支持和參與的。
針對中西方文化的異同，還是讓我們看看在美國生活了幾十年、專門研究中西文化的董慶圓先生是如何說的吧。董先生在給筆者討論有關中國哲學方法的信中這樣寫道：“所謂現代科學，由於其邏輯系統的界定的嚴格要求，就自己局限了視角，在對事物的認識上只能被視為一管之見，而其危險之處，卻是忘記其局限性，而將之視為認識方法論上之唯一方式，這就形成最頑固的偏見。這樣的偏見的線性延伸，則是形成帝國主義的思想基礎。”“由於西方帝國主義的擴張，不僅在物質領域上，而更為嚴重的是在精神領域中，形成文化滅絕，特別是在各個民族國家的知識分子中，形成文化投降主義，斷送了前人的寶貴心血，當前，在世界上能挺身與此文化帝國主義相對抗的主要文化力量，一是宗教（佛教、伊斯蘭教），一是中國文化。在宗教與中國文化兩個力量之中，具有完整的認識論、方法論，因而可成為進取力量的，則是中國文化。”
問題已經清楚，剩下的就是我們今人要努力去做的了。運用中國哲學方法之方法論與思維方式對中國文化進行全面的最新的詮釋，恢復中國文化的本來面目。並對行將消亡的學科進行搶救性的拯救，如中醫學、古建築學、古天文學、中國戲劇、民族音樂，等等。改變教育中崇尚西方的傾向，加重古代漢語及古代詩歌的課程，並要求學生學會作詩填詞，寫文言文，增設有關中國哲學方法之方法論與思維方式的課程及專業，這是訓練學生的中國式思維方式的極好方法。尤其在理工科大學更為重要。
以整體觀方法論與形象整體思維為基礎的中國哲學方法，是中華文明創立的指導方法。中華文明綿延數千年而不絕，與它的指導是分不開的。由於中國哲學方法在今天的失落，也使今天的中國人不理解古代中國為什麼在各個方面均能走在世界前列的原因。今天中國乃至世界在呼喚新的哲學方法，而都把目標指向了中國那深厚的悠久文明，其原因就是人們都想從中找出這套哲學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