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史綱》緒論
新疆地處祖國西北邊陲，地大物博，幅員遼闊， 有著166萬餘平方公里的土地，是中國面積最大的一個省區。他的東南與甘肅、青海、西藏為界，東北與蒙古國接壤，北部與俄羅斯為鄰，西面與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 塔吉克斯坦，西南和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毗連，邊界線長達5 300多公里。這裡有巍峨的高山，浩瀚的沙漠， 奔騰的河流和生機盎然的綠洲。在高山之間，沙漠之下，綠洲之中， 河流之旁，蘊藏著豐富的礦產資源、水利資源和其它各種資源。
自古以來，在這裡就生活著勤勞、勇敢、智慧的各族人民。根據2000年全國第五次人口普查結果，新疆常住人口1 846.26萬人[1]，包含著47個民族成分。其中，維吾爾、 漢、哈薩克、回、蒙古、柯爾克孜、塔吉克、錫伯、烏孜別克、滿、 達斡爾、塔塔爾、俄羅斯等13個民族世居新疆。
新疆各族人民世代相繼，不僅開發、建設、 保衛了這塊美麗富饒的土地，而且創造了絢麗多彩的地域文化， 並以此不斷地豐富著中華民族的文化藝術寶庫。
然而長期以來，古老的新疆大地卻披上了一層神秘的面紗。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特別是西部大開發戰略的實施， 人們渴望了解新疆，了解她的歷史， 了解生活在這塊土地上的各族人民， 以及他們所創造的豐富多彩的文化。為此，我們編寫了《新疆史綱》 這本書。
一、歷史上新疆的地理範圍
歷史上新疆被稱為西域，和現在一樣，屬於中國的邊疆地區。然而， 我國歷朝歷代對西域的管轄範圍和今天新疆區域的大小並不完全一樣。這樣，在編寫《新疆史綱》時， 如何認識和確定歷史上新疆的地理範圍，就成為首先要解決的問題。
一、西域
新疆古稱西域。但“西域”作為一個地理概念，在不同時代， 具有不同的內容。
漢 代，西域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的西域是指玉門關、 陽關以西乃至中亞、西亞的一部分，以及東歐和北非的個別地方， 是當時漢朝人就地理知識所及對“西方”地區的泛稱。狹義的西域則是指玉門關、陽關以西，天山以南、 崑崙山以北，蔥嶺（今帕米爾高原）以東的地方， 以及烏孫游牧之地，即漢朝有效管轄的地方。
對西域這一地理概念，漢朝人有一個逐漸認識、了解的過程。
《史記·驃騎列傳》說：“驃騎將軍去病率師攻匈奴西域王渾邪， 王及厥眾萌咸相犇。”匈奴渾邪王當時駐牧於今張掖、武威一帶。可見漢初， 人們把河西走廊地區也包括在西域的範圍之內。
《漢書。王莽傳》援引王莽奏議說：“今西域良原等複舉地為臣妾… …請受良原等所獻地為西海郡。”良原是西羌人的首領，游牧於青海湖周圍， 王莽所設西海郡就在今青海省海晏縣。所以，在西漢末期， 今青海省西部也包括在西域的範圍之內。因而我們說，“西域”在西漢時廣指漢朝郡縣轄區以西的地區， 它並沒有嚴格的界限。
直到東漢班固撰寫《漢書·西域傳》， 西域作為一個地理概念才開始固定下來。
《漢書·西域傳》說：西域“東則接漢，阨以玉關、陽關， 西則限以蔥嶺”。這就是我們前面所說的狹義的西域。
到了唐代，西域作為一個地理概念也有廣義和狹義兩種解釋。敦煌以西，天山南北，中亞、 西亞地區，乃至北非、東歐部分地區都可以稱為廣義的西域； 狹義的西域則指東起玉門關，西到波斯（今伊朗），北抵阿爾泰山，南至克什米爾的廣大地區。
這一地區大致可分為四個部分：即塔里木盆地緣邊諸國， 阿爾泰山以西及伊犁河流域西突厥部落游牧區，阿姆河和錫爾河之間的河中地區，阿姆河以南地區， 上述地區分別由安西大都護府和北庭大都護府管轄。
蒙元時期，隨著我國西北疆域的再統一和擴展，除今新疆地區外， 阿姆河、錫爾河之間的河中地區，以及兩河下游的鹹海地區， 阿姆河以南的呼羅珊地區都納入了西域的地理範圍之內。
但是，在一般情況下，我們是以清朝乾隆年間（1736— 1795年）西域的地理範圍來解釋“西域”一詞的。
《西域圖誌》對當時西域的地理範圍作了說明：“其地在肅州嘉峪關外，東南接肅州，東北直喀爾喀（蒙古）， 西接蔥嶺，北抵俄羅斯，南接番藏（青海、西藏），輪廣二萬餘里” ，即指今新疆包括巴爾喀什湖以東以南的廣大地區。
我們之所以以清朝乾隆年間西域的地理範圍來解釋“西域”一詞， 主要理由有三：
一是經過近兩千年的發展，中國的疆域包括西北疆域已經基本固定下來了；
二是歷史上，我國歷朝歷代對西域的管轄範圍有大有小， 但基本上是在今新疆包括巴爾喀什湖以東以南廣大地區以內；
三是乾隆年間，近代國家觀念已經形成，世界各國開始以條約的形式固定自己的國界。清朝政府於1689年（康熙二十八年）就已經與俄國訂立了《 尼布楚條約》，劃定北部國界。清朝政府平定準噶爾政權後，中國西北國界得以確定，並為鄰國所承認。
二、新疆
清朝乾隆年間，歷史上曾被人們稱為西域的地方同時也被稱作新疆。
然而，當時全國有好幾個新疆：一是雲南省烏蒙府（在今昭通、 永善一帶）被稱為新疆，
二是貴州省的古州（今榕江）被稱為新疆，
三是貴州省的西部、即今安順市和鎮寧縣一帶被稱為新疆[2]，
四是四川的大、小金川被稱為新疆。
上述四個稱作新疆的地方，有三個共同特點：
一是這些地方歷來都是中國的固有領土，自秦漢時期開始，歷代王朝就在這裡設有管理機構， 行使主權；
二是上述地方都是少數民族聚居地區；
三是雍正、乾隆時期，清朝政府開始委派有任期的官員（流官）管理少數民族地區，廢除世襲的土司。
歷史上，把這種統治方式的變化稱為“改土歸流”。
1872年，署湖南巡撫王文韶的奏摺說：雍正年間，“ 創建六廳，曰古州（今榕江），曰台拱（今台江），曰清江（ 今劍河），曰都江（今三都水族自治縣境內），曰丹江（今雷山境） ，曰八寨（今丹寨），謂之新疆”[3]。
也就是說，所謂“新疆”，就是指改革土司製度以後， 設立新的行政機關的國內少數民族地區，它並沒有“新辟疆域” 的意思。
清朝政府在平定準噶爾政權和大小和卓叛亂以後，對新疆的管理體制， 特別是對維吾爾族地區的官制――伯克制進行了重大改革， 使其納入清朝地方官制的軌道。
可能由於類似的原因，當時也稱西域為新疆。
1759年底（乾隆二十四年十一月）， 陝甘總督楊應琚在一份奏摺中說：“新疆效用武職人數，…… 遇有闢展（今新疆鄯善縣）等處差務，陸續委用。”[4]
第二年五月，乾隆皇帝也說：“……然現在新疆墾種， 實無勞民之事。……西陲戡定，回部悉平，朕之初念， 豈務為好大喜功，今亦不過輯其舊部，復其本業而已，又安肯轉事勞民動眾。”[5]
可能是為了區別同時存在的幾個新疆， 人們也稱地處西北邊陲的新疆為“西域新疆”。
1764年底（乾隆二十九年十一月），乾隆皇帝在答復有關增纂《 大清一統志》事宜時說：“至西域新疆，拓地兩萬餘里， 除新設安西一府及哈密、巴里坤、烏魯木齊設有道、府、州、縣、提督、總兵等官，應即附入甘肅省內。
其伊犁、葉爾羌、和闐等處，現有總管將軍及辦事大臣駐紮者， 亦與內地無殊。應將西域新疆，另 纂在甘肅之後。 ”[6]
所以，在《大清一統志》裡，稱現在的新疆為“西域新疆”。
但是，在更多的文獻裡稱現在的新疆， 包括巴爾喀什湖以東以南廣大地區為西域。
乾隆時期，編纂的該地方志即名為《欽定西域圖誌》，另外， 還有椿園七十一的《西域聞見錄》、徐鬆的《西域水道記》等。甚至到1825年（道光五年）， 著名的思想家、文學家龔自珍仍然稱新疆為西域，寫有《 西域置行省議》的名作。
“新疆”作為一個固定地名並正式成為一個省，是1884年（ 光緒十年）期間的事情。
1865 年初，浩罕軍官阿古柏乘新疆各族人民舉行反清起義之機侵入新疆， 並建立侵略政權。
至1870年，阿古柏不僅完全控制了南疆地區， 而且攻占了吐魯番、烏魯木齊等地，進而企圖染指伊犁，佔領整個新疆。
為了同英國在中亞爭奪勢力範圍，遏制阿古柏， 沙皇俄國於1871年7月出兵佔領了伊犁。
1875年5月（光緒元年三月）， 清朝政府令左宗棠以欽差大臣督辦新疆軍務，收復新疆。
從1876年7月至1878年1月，在全國人民特別是新疆各族人民的支持下， 清軍僅用了一年半的時間，就消滅了阿古柏政權， 收復了除伊犁以外的新疆所有地區。
1882年，經過艱苦的談判和鬥爭， 清朝政府又從沙俄手中收回伊犁。
在收復新疆的過程中，左宗棠再次提出了在新疆建省的問題， 並提出了“他族逼處，故土新歸”[7]的論點。
1884年，清朝政府正式在新疆建省，取“故土新歸” 之意，改稱西域為新疆。自此，新疆作為一個固定地名沿用至今。而其他幾個新疆名稱，便逐漸棄置不用了。
但是， 這時新疆的地理範圍與乾隆時期西域的地理範圍並不完全相同， 與漢唐時期的西域的地理範圍則有更大的區別。
1856 年10月（咸豐六年九月），英、法兩國為了擴大侵華權益， 發動了第二次鴉片戰爭。在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沙俄先後以“ 中立”和“調停者”的身份，偽裝朋友，渾水摸魚，誘迫清朝政府簽訂了《中俄北京條約》。根據《 北京條約》，
1864年10月7日（同治三年九月七日）， 清朝政府又被迫簽訂《中俄勘分西北界約記》。通過《中俄勘分西北界約記》， 沙俄割佔了中國西北邊疆44萬多平方公里領土。
1881年2月（光緒七年正月），中俄簽訂《伊犁條約》。根據該條約及其所附的五個邊界子約， 沙俄又侵占了霍爾果斯河以西等地7萬多平方公里的中國領土。
這樣，在新疆建省時，與乾隆時期西域的地理範圍相比， 已經少了50多萬平方公里的土地。
如果我們以新疆現在或建省時的地理範圍敘述新疆的歷史， 顯然不能反映新疆歷史發展的全貌。
所以，我們一般以清朝乾隆年間西域的地理範圍為基礎，上溯以往的新疆歷史。
那麼，
凡是在這個地理範圍內活動過的民族，包括已經消失了的古代民族， 都是新疆歷史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也是中華民族的組成部分；
凡是在這個地理範圍內建立的政權，都是新疆歷史上建立的政權， 也應該是中國歷史上建立的地方政權；
凡是在這個地理範圍內發生的歷史事件、出現的歷史人物，都應該是《新疆史綱》敘述的主要內容。
但是，乾隆年間西域的地理範圍是有一個形成過程的， 為了客觀地反映這一過程，對現在境外涉及到新疆的歷史事件、歷史人物等，如漢朝與大宛的關係、唐朝對中亞、 西亞部分地區的管轄、喀喇汗王朝西部情況、 西遼對中亞地區的統治，以及蒙古人在河中地區設置阿姆河行省等，我們也將尊重歷史，實事求是地予以敘述。
二、《新疆史綱》的主要內容
新疆的歷史悠久而豐富多彩。要正確地了解、認識新疆的歷史， 必須準確地把握新疆歷史發展的基本問題。這些基本問題自然也是《 新疆史綱》論述的主要內容。
一、新疆自古以來就是一個多民族聚居地區
考古資料和文獻資料都表明， 新疆自古以來就是一個多民族聚居地區， 各民族的活動及其相互關係，是《新疆史綱》論述的主要內容之一。
歷史上，曾有許多部落、民族在新疆聚居， 但是關於史前時期新疆居民的族屬問題， 歷史文獻中並沒有明確的記載， 我國史籍只是籠統地稱西北地區包括新疆的古代居民為“西戎” 。只是到了漢代，新疆居民的族屬問題才逐漸明確起來。
漢代活動在新疆的古代民族主要有塞人、月氏人、烏孫人、羌人、 匈奴人和漢人。考古資料和文獻資料表明，塞人、月氏人、 烏孫人早就活動於新疆和河西地區。
羌族是我國古老的民族之一，是形成中華民族的重要遠族， 戰國時期羌人的足跡已經西及帕米爾高原。
自公元前2世紀初時起，漢朝與匈奴的爭奪日趨激烈。公元前176年前後，匈奴首先統有西域。
公元前119年，漢朝在佔有河西走廊後， 與匈奴開始直接爭奪西域。
公元前60年，西漢政府統一西域，隨後設置西域都護府，管轄天山南北，漢人或為官，或從軍，或經商，不斷進入新疆， 並逐漸成為新疆的世居民族之一。
魏晉南北朝時期，新疆民族又增加了鮮卑、柔然、高車、嚈噠、吐谷渾等民族成分。繼匈奴之後，鮮卑、 柔然先後在蒙古草原建立政權，並與中原王朝爭奪西域， 因而在這裡也留下了他們的足跡。
高車，亦稱鐵勒，最初游牧於貝加爾湖及鄂爾渾河、土拉河流域。
公元487年， 高車副伏羅部首領阿伏至羅因反對柔然可汗進攻北魏， 與其弟窮奇率所屬十萬餘落（戶）西遷， 在車師前部（今吐魯番交河故城）西北建立高車國。
嚈噠起於塞北，後進入西域，5世紀中葉南攻月氏，建立政權， 都拔底延城（今阿富汗北部巴爾赫）。
此後，嚈噠東侵，越過帕米爾高原，一度控制南疆部分地區。
吐谷渾源於鮮卑，4世紀初自遼東西遷，逐漸控制了今甘南、 四川北部和青海的氐、羌等民族，建立政權。
490年以後，吐谷渾從高車手中奪得鄯善、且末， 大批吐谷渾人遷居羅布泊周圍地區。
隋唐時期加入到新疆民族之列的主要有突厥人、吐蕃人、回鶻人等。
突厥最初活動於葉尼塞河上游地區，後徙居高昌北山。 5世紀初被柔然征服，被迫遷至金山，淪為柔然的“鍛奴”， 6世紀中葉逐漸強大起來。
公元552 年，突厥首領土門發兵擊敗柔然，建立突厥汗國，控制了東自遼海， 西至西海（今里海），南自沙漠以北，北至北海（今貝加爾湖） 的廣大地區。
583年，突厥全面爆發內戰，開始分裂為東、西兩部分。西突厥位於阿爾泰山以西， 據有烏孫故地。至統葉護可汗（619—628年）時， 西突厥勢力達到極盛時期，又建帳於千泉（今吉爾吉斯斯坦托克馬克西之明布拉克），“遂霸西域諸國”。
公元7世紀初，吐蕃傑出的首領松贊乾布， 統一了西藏高原的許多部落，遂定都邏些（今拉薩），建立政權。
663年，吐蕃滅吐谷渾， 佔領今青海地區及塔里木盆地東南部分地區， 直接威脅唐朝對西域地區的統治。
755年，中原地區爆發了“安史之亂”。為迅速平定叛亂，大批駐守西域的唐朝軍隊調往內地， 吐蕃乘機佔領南疆及北疆部分地區。回鶻原稱韋紇、袁紇， 為鐵勒各部中的一支，初游牧於色楞格河和鄂爾渾河流域，後遷土拉河北。隋朝時期，他聯合鐵勒中的僕骨、 同羅、拔野古等部落，成立同盟，總稱回紇。
742年，後突厥汗國發生內亂，回紇首領骨力裴羅聯合葛邏祿、拔悉密等部，在唐朝的支持下， 先後擊殺後突厥烏蘇米施可汗、白眉可汗，滅亡後突厥汗國。
745年，骨力裴羅遣使唐朝，唐玄宗封其為骨咄祿毗伽闕懷仁可汗，回紇汗國成立，並統有整個漠北草原。
788年，回紇可汗頓莫賀上表唐朝政府，取“迴旋輕捷如鶻” 之意，請將“回紇”改稱“回鶻”。
839 年，漠北發生嚴重的自然災害，汗國內訌加劇。次年， 回鶻將領句錄莫賀引黠戛斯十萬騎攻入回鶻城，回鶻諸部潰散， 汗國滅亡。回鶻汗國滅亡以後，回鶻部眾大部分西遷，其中一支遷入唐朝原安西都護府境內， 於866年前後建立“高昌回鶻王國”。還有一支回鶻人， 進入葛邏祿領地，後以巴拉沙袞（在今吉爾吉斯斯坦托克馬克南）為中心，聯合葛邏祿、樣磨、處月等部， 建立了喀喇汗王朝。
宋遼金時期是新疆各民族內部大融合的時期， 塔里木盆地周圍地區居民出現了回鶻化的局面， 但新疆民族新成員的遷入並沒有停止。
公元1124年，曾經統一中國北方的遼朝滅亡， 契丹貴族耶律大石率領部眾西遷， 在新疆及其以西地區建立了西遼政權。
元明時期是新的民族遷入新疆的又一個高潮時期， 由於蒙古人統一了新疆及中亞地區，大量的蒙古人、女真人、 契丹人、漢人、西夏人等進入新疆。
後來，這些人大部分融入到了維吾爾人之中，為維吾爾族補充了新鮮血液。
17世紀初，作為蒙古族一支的瓦刺進入新疆， 並逐漸形成了準噶爾、杜爾伯特、和碩特、土爾扈特四部。
清代，滿族、達斡爾族、錫伯族、回族，以及哈薩克族、 烏孜別克族、俄羅斯族等由於各種原因相繼遷入新疆， 新疆最終形成了以維吾爾族為主、多民族聚居分佈格局。
上述歷史事實表明：新疆的民族發展史是多民族遷徙流動、 融合的歷史；今天新疆的民族分佈格局，是歷史上各民族不斷遷徙、 融合的結果。
一些民族在遷徙、融合中消失了，一些民族卻得到了新生；歷史上， 新疆民族遷徙、融合的動力主要來自東部，青藏高原、 中原和北方草原地區民族不斷遷入新疆，尤其是北方草原地區民族不斷遷入新疆，是影響新疆民族遷徙、 融合的主要力量；漢族是遷入新疆最早的民族之一， 始於漢代的屯田戍守，以後遷入的漢人就從來沒有停止過。
在歷史的發展過程中，有些漢人融合到了其他民族之中， 有的則成了今天新疆漢族的先民。
二、新疆自古以來是一個多元文化、多種宗教並存的地區
自古以來，新疆就是一個多元文化、多種宗教並存的地區。新疆地處東、西交通要道，又是多民族聚居地區， 特殊的人文地理環境，形成了文化的多樣性和豐富多彩。
在長期的歷史發展過程中， 新疆各族人民一方面以開放的胸懷吸收著外來文化，並不斷地融合、 創新，進而創造出絢麗多彩的地域文化， 豐富著中華民族的文化藝術寶庫； 一方面她又向外部世界傳輸著中華文化， 在中外和東西文化交流中起著橋樑作用。
新疆是我國歷史上使用過語言文字最多的地區。
由於新疆是一個多民族聚居地區，歷史上新疆流行過多種語言和文字。據不完全統計，先後在新疆使用過的語言有30餘種，主要有匈奴語、漢語、 于闐塞語、犍陀羅語、焉耆－ 龜茲語、突厥語、粟特語、吐蕃語、回鶻語、波斯語、蒙古語、 滿語等。先後在新疆使用過的文字也有20餘種，主要有漢文、 佉盧文、焉耆－龜茲文、于闐文、突厥文、粟特文、回鶻文、吐蕃文、波斯文、察合台文、托忒蒙文、 蒙文、滿文等。在上述文字中，漢語言文字是漢代以來， 惟一貫穿新疆歷史的語言文字。
漢朝統一西域以後，漢文和漢文典籍傳播到了西域。在羅布泊地區漢代文化遺址中，發現了載有《論語》、《戰國策》 內容的木簡。
南北朝時期，高昌麴氏王國請求北魏借給五經、史籍，並派人教授。
1969年，吐魯番阿斯塔那墓地出土了唐代西州小學生卜天壽寫的《論語鄭氏注》抄本，抄本後載有卜天壽寫的一些詩詞和雜錄。一個12歲的學生能夠以比較正規的書法抄寫《論語》， 又能按平仄合轍賦詩述懷，說明了唐代漢語文的普及程度[8]。
新疆各族人民以能歌善舞著稱於世，並以此不斷豐富著中華民族的藝術寶庫。
西漢時，著名音樂家李延年根據張騫從西域帶回的大型套曲《 摩訶兜勒》，創作了28首樂曲。
魏晉南北朝時期，龜茲樂、疏勒樂、于闐樂、伊州樂以及受龜茲樂影響的西涼樂， 成為中國北方音樂的重要組成部分。
公元6世紀中葉，龜茲的蘇祗婆從突厥到內地，檢定了走調多年的七個音律，對中原宮廷音樂和民間音樂的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
到了唐代，西域的歌舞在內地更是大放異彩。胡旋舞、胡騰舞、 柘枝舞，或反手叉腰，或縱橫騰踏，或旋轉如風，節奏明快，變化多端，深受內地人民的喜愛。
西域的雕塑繪畫五彩繽紛，拜城縣的克孜爾千佛洞、 庫車縣的庫木吐拉千佛洞及其他石窟和佛寺遺址，保存著魏晉時期大量反映佛教內容的壁畫。
從其內容、畫面人物形象、繪畫風格、 描繪技法等各方面都可以看出， 這些壁畫表現出了希臘藝術的觀念和風格，同時又受到印度佛教藝術的強烈影響。到了唐代， 在原有的基礎上，西域繪畫又吸收了中原地區及西方佛教藝術技巧， 形成了姿態生動、線條簡練、衣紋質感性強的藝術風格，創作出了大量的以佛像、佛本生故事、人物、山水、 花鳥、社會風俗等為主要內容的壁畫、藻井畫、版畫以及紙、絹、 布等繪畫。
隋唐時期，各種文化經過長期的不斷的交融、混合， 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地區文化，主要是龜茲文化、于闐文化、 高昌文化和天山以北地區的游牧文化[9]。
上述文化在伊斯蘭教傳入新疆以後，又受到了阿拉伯、波斯文化的影響， 使西域文化出現了一個新的轉型期。
多種文化的影響，不僅使西域文化更加絢麗多彩，而且底蘊更加深厚。
正是在這樣深厚的文化沃土上，才產生了《福樂智慧》、《 突厥語大詞典》等不朽名著，才產生了由歌、舞、 樂組合而成的套曲《木卡姆》，才產生了英雄史詩《瑪納斯》。
作為古代中外、東西方經濟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和樞紐，自古以來， 新疆還是一個多種宗教並存的地區。外來文化或西方文化， 特別是多種宗教，首先傳播到了西域， 然後由西域再傳播到內地或其它地方。
同其它地方的原始居民一樣，在外來宗教傳入以前， 新疆古代居民信仰由原始宗教發展而成的薩滿教。在新疆一些少數民族中，至今還程度不同的保留著原始宗教和薩滿教的觀念和遺俗。
約在公元前4世紀前後，產生於波斯的祆教（俗稱拜火教） 首先經中亞傳到了新疆。
南北朝至隋唐時期，祆教在今吐魯番地區尤為盛行，當地設有專門機構和官員對祆教進行管理。
約在公元前1世紀前後，佛教經今克什米爾傳入新疆。
魏晉南北朝時期，于闐、龜茲、疏勒等地，寺院林立，僧侶成群， 不僅成為當地的佛教中心，而且成為內地僧人取經的地方。
著名的西域僧侶鳩摩羅什、佛圖澄、菩提流支等作為一代佛教大師， 飲譽中原。
在這一時期，隨著漢人不斷遷入新疆，盛行於內地的道教傳入西域，而摩尼教、 景教則由波斯經中亞也傳入了新疆。
這樣，新疆就形成了襖教、佛教、道教、 摩尼教多種宗教並存的局面。
公元9世紀末10世紀初，伊斯蘭教由中亞首先傳入新疆南部地區， 在通過宗教戰爭推行到和闐以後，不斷發展。
至16世紀初，伊斯蘭教最終取代佛教成為新疆的主要宗教。
特別是伊斯蘭教成為維吾爾等民族信仰的主要宗教以後， 這些民族原來信仰的襖教、摩尼教、景教在新疆逐漸消失。
只是到了明末清初，由於衛拉特蒙古的興起，藏傳佛教逐漸成為了與伊斯蘭教並存的兩大主要宗教。
18世紀以後，基督教、天主教相繼傳入新疆，佛教、 道教和薩滿教在新的形勢下，則有了新的發展。所以，直至近代，新疆仍然是一個多種宗教並存的地區。
形成新疆多元文化、多種宗教並存局面的原因很多， 但主要原因有二：
一是特殊的人文地理環境，一是多民族聚居分佈格局。
不同的民族，操有不同的語言，在不同的歷史階段， 採用不同的生產、生活方式，信仰不同的宗教， 這種情況使新疆文化呈現出多元化形態。新疆各民族的文化是多元的，同時又是一體的。
所謂“多元”，是指在長期的歷史發展過程中， 各民族的文化形成了各自的民族特色和風格，形式豐富多彩，是互有區別的。
同時，各民族的文化又是一體的， 各族人民都積極參與和促進了中華民族整體文化發展與繁榮的過程， 並為此作出了重要貢獻。
另外，在長期的共同勞動、生活和鬥爭中，各族人民互相學習，互相吸收， 廣採博納，在文化上也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關係。
各民族文化都成了增強中華民族凝聚力， 培育各族人民愛國主義精神的沃土。近代以來， 新疆各族人民團結禦敵，反對外來侵略鬥爭的事蹟， 充分說明了這一點。
三、歷代中央政府對新疆的治理
考古資料表明，很早以前新疆就和中原地區存在著密切的經濟、 文化聯繫，這種不斷發展著的經濟、文化聯繫， 以及在此基礎上的相互交流和了解，為漢代新疆正式納入祖國版圖， 創造了條件，奠定了基礎。
西漢政府是我國歷史上第一個對新疆實施有效治理的王朝。公元前6 0年（神爵二年），匈奴統治集團發生分裂， 管理匈奴西部的日逐王先賢撣率眾歸漢，漢宣帝任命鄭吉為西域都護，於次年設都護府於烏壘城（今輪台縣策大雅）， 轄西域諸國。自此，新疆正式列入漢朝版圖， 成為我們統一的多民族國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為了加強和鞏固對西域的統治，漢朝採取了一系列措施，主要是：
（1）委派官吏。除西域都護外。漢朝派駐西域的官吏還有副校尉、 戊己校尉、西域長史、伊循都尉、宜禾都尉和伊吾司馬等。
（2）冊封新疆地方首領並頒發印綬，委託他們管理地方事務。西漢時，新疆各地“自譯長、城長、君、監、吏、大祿、百長、千長、 都尉、沮渠、當戶、將、相至侯、王，皆佩漢印綬，凡三百七十六人”[10]。
（3）駐兵屯田。漢武帝時，開始在輪台、渠犁一帶屯田； 漢昭帝時更把屯田的範圍擴大到了車師（今吐魯番）、姑墨（今阿克蘇）、蒲類（今木壘） 、金滿（今吉木薩爾）、赤谷（伊塞克湖附近）等地。
（4）修築城壘，設置關卡，保護古絲路交通要道，稽查來往行旅。
設官建制，駐紮軍隊，是一個國家對一個地區行使主權的重要標誌。漢朝統一西域後，中國歷代王朝都在新疆行使主權，進行有效管轄。漢朝管理新疆的模式，也為歷代王朝所繼承，並不斷發展和完善。
公元220年，東漢之後，中國內地先是魏、蜀、吳三國鼎立， 接著是西晉的短暫統一。我國北方的曹魏政權和西晉在新疆設置西域長史、 戊已校尉分駐海頭和高昌，對各地首領進行冊封，並頒發印綬。西域各地首領與魏、晉保持著“無歲不奉朝貢，略如漢氏故事”[ 11]的關係。公元316年，西晉滅亡，我國北方相繼建立許多地方政權。 327年，前涼在車師前部置高昌郡， 第一次將郡縣制推行到了新疆地區。
公元420年，劉裕在南方建立劉宋王朝。
439年，北魏則統一了北方地區，中國形成了南北朝對峙的局面。
在這一歷史時期，西域各地不僅紛紛遣使北魏，表示接受統治，而且遣使南朝，加強聯繫。
北魏還先後設置鄯善鎮、焉耆鎮，加強對西域的管理。
公元581年隋朝建立後，結束了南北朝分裂的局面， 在西域設置了鄯善郡、且末郡、伊吾郡。
640年，唐朝滅高昌麴氏政權。
不久，游牧於伊犁河、楚河流域的西突厥也歸屬於唐，唐朝在更大範圍內統一了西域。
唐朝在西域實行兩種不同的行政管理制度。在今烏魯木齊、昌吉、 吐魯番和哈密地區，實行縣、 鄉、裡制度，建立了伊、西、庭三州。
在天山以南、巴爾喀什湖以東以南地區，則實行都護府、 都督府制度。天山南北廣大地區分由安西大都護府和北庭大都護府管轄。
唐朝的政令，如均田制、租庸調製、府兵制等也推行到了西域， 使新疆地區不僅在政治上，而且在軍事、 經濟和社會制度等方面與內地逐漸趨於一致。
13 世紀初，成吉思汗統一蒙古各部，繼而率軍西征，滅西遼， 統一天山南北。
1251年置別失八里（今吉木薩爾）行尚書省。
1271年元朝建立之後，在新疆實行與內地一樣的行政建制，設元帥府、都督府以管理軍事，設按察司、 宣慰司、提督司、交鈔庫等以管理民事、財政。
為加強新疆與內地的聯繫和保衛邊疆的需要，元朝在新疆境內設立了許多軍站、驛站。蒙元時期是繼漢、唐以後， 對新疆統一於祖國的歷史進程產生重要影響的又一重要歷史階段。
元明之際，成吉思汗次子察合台的後裔統治新疆。察合台後王駐別失八里， 其它地方由蒙古貴族充任軍政長官，逐漸形成了各自為政、 不相統屬的局面。明朝建立後，新疆各地紛紛派遣使臣，向明朝朝貢。
1406年，明朝設哈密衛，管理當地的軍政事務。至於新疆各地首領，則受到明朝的冊封，接受明朝頒發的印信。
明末清初， 主要是準噶爾控制著新疆地區。
1755年，清朝軍隊直搗伊犁，滅準噶爾政權， 接著又平定了阿睦爾撒納和大小和卓叛亂，統一了新疆。
1762年，清朝設置“ 總統伊犁等處將軍”，駐惠遠城（今霍城南）， 統轄天山南北各地駐防官兵，兼管全疆行政。
清朝在新疆實行“因俗施治”的方針。在維吾爾族聚居的南疆地區， 依舊實行伯克制度； 在蒙古族和較早歸屬清朝的哈密和吐魯番的維吾爾族中實行“ 札薩克制”；在漢族較為集中的巴里坤、古城（今奇台）、 烏魯木齊，及其以西直至烏蘇一帶，則實行州、縣制度。
1884年，清朝政府在消滅阿古柏侵略政權， 並從沙俄手中收復伊犁以後，正式在新疆建省，設省會於迪化（ 今烏魯木齊市），從而實現了新疆與內地行政制度的完全統一。
民國時期，新疆在行政建制方面與內地進一步統一。 1949年9月，新疆和平解放。新疆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
綜觀兩千多年來，我國歷朝歷代中央政府對新疆的治理情況， 清楚地表明，由於受國內局勢、國力和其他因素的影響，以及方略、 政策的不同， 使歷朝歷代中央政府對新疆的治理呈現出了不同的特點。但是， 總的來說，是不斷得到完善和加強的，這是歷史發展的總趨勢。
四、新疆歷史上的“屯墾戍邊”
屯田，是我國歷朝歷代加強和鞏固對邊疆地區治理的一項重要措施。這一措施的實施，不僅為軍隊提供了糧草，保障了軍隊的戰鬥力， 而且發展了生產，繁榮了經濟，促進了邊疆地區的社會進步。
新疆的屯田始於漢代。公元前101年（漢武帝太初四年），西漢政府在總結了李廣利第一次伐大宛失敗的教訓後，便“置校尉， 屯田渠犁”[12]，但屯田規模不大。
公元前89年（漢武帝徵和四年）， 搜粟都尉桑弘羊根據漢朝在河西地區大規模屯田的經驗， 上書漢武帝，建議在輪台、渠犁一帶屯田5000頃， 為漢朝統一西域創造條件。漢武帝以“憂勞天下”為由， 沒有採納桑弘羊的意見。但是，漢昭帝即位後， 不僅實現了桑弘羊的計劃，而且把屯田擴大到了伊循、車師。
公元前60年統一西域後，西漢在西域的屯田又進一步擴大到了北胥鞬、赤谷城等地。
由於屯田寓兵於農，屯田士卒亦兵亦農，亦耕亦戰， 是維護西域社會安定和發展西域經濟的一支重要力量， 所以漢朝以後歷朝歷代都把它作為統一、經營西域的一項重要措施。其中，唐、清兩朝屯田規模最大，收效最為顯著。
自公元640年（貞觀十四年）起，唐朝在東起蒲類海（ 今巴里坤湖），西至碎葉川（今楚河），南抵崑崙山， 北達準噶爾盆地的廣大地區進行屯田，使西域的屯田事業有了新的發展。
至唐玄宗時期（712－756年），唐朝在西域的屯田仍然有“ 安西二十屯，疏勒七屯，焉耆七屯，北庭二十屯，伊吾一屯， 天山一屯”[ 13]。
為了有效地管理屯田，唐朝中央政府在尚書省工部設屯田司， 置屯田郎中，主全國屯田政令。在各地置“營田使”， 管理地方屯田。西域屬邊疆地區， 屯田與軍事緊密相關，為便於統一部署，軍使、都督、 節度使有時親自兼管屯田。
武周年間任庭州刺史的張仁楚， 開元年間任磧西節度副使兼北庭都護的楊楚客和任安西副都護的郭虔等，都曾經兼任過營田使。規模大，分佈廣， 管理機構完善，是唐代新疆屯田的突出特點。
清代新疆屯田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
一是清朝統一新疆以前時期，主要是康（熙）雍（正）時期。在這一時期，由於清朝與準噶爾時戰時和， 為解決軍隊糧食供應問題，清朝政府開始在巴里坤、哈密、吐魯番等地屯田。
但此時屯田形式單一，規模較小，且僅限於新疆東部地區。
二是清朝統一新疆以後的近百年間，主要包括乾（隆）、嘉（慶）、 道（光）三朝。
這一階段又可分為乾（隆）嘉（慶）和道光前、後兩個時期。在前一時期，由於清朝統一新疆，屯田獲得很大發展。屯田點遍及全疆，不僅有兵屯（包括旗屯），而且有民屯（產屯）、遣屯、回屯，形式多樣。
這一時期的屯田，已經成為開發、建設西部邊疆， 發展當地經濟的重要措施。後一時期即道光時期， 主要在平定張格爾、玉素普之亂以後，清朝政府改變民族隔離政策， 允許移民遷入南疆的伊拉里克（今托克遜縣境內）、喀喇沙爾（ 今焉耆）、庫車、阿克蘇、烏什、巴爾楚克、喀什噶爾、 葉爾羌、和田等地，進行屯田。
所以在這一時期，南疆地區的民屯有了較大發展。
三是新疆建省前後，即光緒時期。由於戰亂和外來侵略勢力的破壞， 在清軍收復新疆時，許多城鎮“已同平地”，土地荒蕪，“榛莽叢生”， 人口大量流亡，不足從前十分之一[14]。在這種情況下， 招集流亡，興辦屯田，自然成為恢復和發展農業生產的主要手段，其主要形式自然是民屯。
1887年（光緒十三年）初，新疆巡撫劉錦棠奏定《 新疆屯墾章程》，將民屯事業發展到了一個新的水平。
至清末。新疆已經開墾出有水可灌溉的熟田1 100餘萬畝，人均佔有旱澇保收的農田5畝， 超過同期全國人均佔有耕地面積的一倍， 這就為新疆農業生產的發展奠定了可靠的基礎。
在談到歷朝歷代屯田時，《西域圖誌·屯政》說：從漢代晁錯建議募民徙塞下， 已兆屯田之法，至宣帝遣故將吏屯田張掖，而屯政日昇。自此以後， “凡有軍興，必修屯政，然而師行則舉，師旋則廢。
議者徒備一時權宜，而未得經久承行之利……。
漢唐之屯政，專為養兵，而未能兵民並濟。漢唐之屯政，專為供戰， 而未能戰守兼宜”。
這段議論頗有見地，它既指出了以前各代屯田的局限性， 又表明了清代新疆屯田“兵民並濟”、“戰守兼宜”的特點。清代屯田更注重新疆地區的開發和建設。
清代新疆屯田的形式多樣，但主要是民屯。乾隆皇帝曾經指出： 國家承平日久，生齒繁庶。
“今日戶口日增，而各省田土不過如此。不能增益， 正宜思所以流通，以養無籍貧民……西陲平定，疆域式廓，闢展、烏魯木齊等處， 在在屯田。而客民之力作、貿易於彼者，日漸加增。將來地利愈開， 各省之人，將不招自集。
其於惠養生民，甚為有益”[15]。
解決內地一些地方人口過剩問題，移民實邊，“惠養生民” 成為了清代新疆屯田的主要目的之一。
所以，民屯發展快，規模大，分佈廣成為清代新疆屯田的又一顯著特點。
清代，通過屯田為重要手段對新疆進行開發和建設， 不僅促進了當地社會經濟的發展，而且維護了國家的統一，鞏固了祖國西北邊防。
所以道光皇帝說：“是屯田一事，實為安邊、便民、足食、 足兵之良法。”[16]這是清代新疆屯田的意義之所在， 也是歷朝歷代新疆屯田的意義之所在。
五、“絲綢之路”與中外經濟、貿易、文化交流
考古資料證明，在先秦時期，東、西方之間就存在著經濟貿易交流。
在德國南部斯圖加特及前蘇聯克里米亞半島都曾發掘到我國春秋戰國時期生產的絲綢。
那時，中西商路可能是經過北方草原地區， 即從蒙古草原到西伯利亞草原，然後南去伊朗，西去南俄草原，或到達非洲，或到達希臘、羅馬。
張騫通使西域以後，進一步拓展了中西陸路交通，一條東起長安， 經隴西高原、河西走廊，然後沿塔里木盆地南北兩緣，進而連接中亞、南亞、 西亞和歐洲的中西交通通道正式建立起來了。
由於當時在這條交通通道上輸出的物品中，數量最多、 最受人歡迎的是絲織品，所以歐洲的學者首先把它稱之為“絲綢之路”。
西漢時期，絲綢之路在新疆境內主要分南、北兩道， 敦煌或者陽關是兩道東面的起點。
南道從陽關西行，取道鄯善（今若羌一帶），沿車爾臣河古代河岸西行抵且末，經精絕（ 今民豐縣尼雅遺址）、扜彌（今策勒縣東北）、于闐（ 今和田市附近）、皮山（今皮山縣一帶），至莎車（今莎車縣）。
再經蒲犁（今塔什庫爾幹），翻越蔥嶺（今帕米爾高原）， 則出大月氏（今阿富汗北部）、安息（今伊朗）。另外， 南道自莎車向南， 經罽賓（今克什米爾），還可到達身毒（今印度）。
北道出敦煌西行，經橫坑，繞過三龍沙（今疏勒河西端沙漠）， 先至樓蘭故城，折向北行到達車師前王庭（今吐魯番交河故城），然後經焉耆，到達龜茲（今庫車縣）； 或從樓蘭直接西行，沿塔里木河故道，到達龜茲，再經姑墨（ 今阿克蘇）、溫宿（今烏什縣境內），至疏勒（今喀什）。
繼而西北行，翻越蔥嶺，則出大宛、康居（今錫爾河以北地區）、 奄蔡（今里海以北地區）。
西漢末年，又開闢了一條新道，即出敦煌以後，不經過三龍沙和白龍堆，直接向北，取道伊吾（今哈密），越過博格達山， 經車師後國（今吉木薩爾縣附近），然後沿天山北麓往西直達烏孫。
這條道路為新北道，原來的北道稱為中道。魏晉南北朝時期，開闢了一條與河西走廊並行的通道― ―青海道。
青海道亦稱“吐谷渾道”或“河南道”， 它西與絲綢之路在新疆境內的南道相聯，東則出隴右，到達長安。
進入唐朝時期，由於西域一統，交通無阻，天山北麓、 塔里木盆地南、北兩緣三條絲路同時開通。北道自伊州、 庭州至碎葉，中道自伊州、西州經焉耆、龜茲至疏勒，南道自至沙州至于闐，沿途守捉相望， 駝鈴不斷。
目前，一些學者把“絲綢之路”的歷史劃分為四個歷史時期， 即絲綢之路的興起時期、發展時期、轉變時期和衰落時期， 這四個時期又表述為先秦兩漢時期、魏晉南北朝時期、隋唐時期、 宋元時期及明清時期[17]。
應該說，這種劃分是 有一定道理的。
張騫通使西域及其關於行程路線的報導， 使絲綢之路全線開通並有了正式的記載， 這也就成為絲綢之路最終形成的標誌。
魏晉南北朝時期，我國雖然處於分裂狀態，但西域以及河西走廊、青海地區相對平穩， 而絲綢之路另一樞紐地帶的波斯地區，由於薩珊王朝（公元226－ 651年）的建立，成為絲綢之路上重要的中轉站和集散地， 對絲綢之路的發展也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
隋唐時期，絲綢之路的發展達到頂峰，唐朝、中亞諸國、 薩珊王朝及雄踞於地中海東岸的拜占庭帝國，構成了絲綢之路上的重要貿易夥伴， 使絲綢之路上的交往更加頻繁。宋元時期， 由於我國經濟中心開始南移，特別是海上貿易有了重大發展， 絲綢之路逐漸衰落。其間，雖然由於蒙元的統一而再次有過一度繁榮， 但已不能與漢、唐時期相比了，亦不能和海上交通貿易相比了。
絲綢之路上的經濟貿易交流形式可分為三種：
“貢賜”貿易、“互市”貿易和民間貿易。前兩種貿易形式屬於政府間進行的官方貿易。 “貢賜” 貿易的對象既有境內各少數民族，又有國外商人。
他們往往“以獻為名”[18]，在內地販運貨物。
而歷代統治者以“天子”自居，多重加賞賜，以示招徠。
所以皇帝的“賞賜”往往是“貢獻”價值的數倍。
高額的利潤成為了“貢賜”貿易的主要動力。
“互市”貿易的對象主要是北方、西北地區的游牧民族。進行民間貿易的既有活躍於絲綢之路上的“胡商”，也有出關貿易的內地商人。
沿絲綢之路輸入到內地的商品主要有牲畜、畜產品、藥材、香料、 玉石製品等，其中以馬匹為最多。
內地輸出的商品主要有絲織品、銅鏡、漆器、茶葉等， 其中前期以絲織品為大宗，後期以茶葉為大宗。 “絹馬”貿易和“ 茶馬”互市是絲綢之路貿易最主要的內容。
橫跨歐亞，地連東、西的絲綢之路不僅把絲綢、 漆器等無數代表中國古代物質文明成就的商品，輸送到了世界各地， 極大地豐富了當地人們的物質生活，而且把造紙術、印刷術、養蠶繅絲技術等眾多中國古代先進技術， 以及古老的東方文明傳播到了世界各地，為人類社會的進步與發展， 做出了重要貢獻。
與此同時，世界各地的文明成果，也通過絲綢之路傳入中國， 為中華文明提供了豐富的營養。古代中外、 東西方文化的雙向交流表明， 通過絲綢之路進行的不僅僅是物質文明的交流，而且存在著精神文明的交流。絲綢之路同樣是一條文化之路。
新疆地處絲綢之路的中段東部，扼守中外、東西交通要衝。
絲綢之路的發展與繁榮，不僅加強了中外、東西方的經濟、貿易文化交流， 而且加強了新疆與內地的政治、經濟、文化聯繫， 促進了新疆社會的進步和經濟的發展。
首先，由於貿易的繁榮，人口聚集，沿絲綢之路的綠洲城鎮迅速地發展起來了。
鄯善、精絕、扜彌、于闐、皮山、莎車、疏勒、姑墨、龜茲、焉耆、 車師等，一大批綠洲城鎮成了重要的商品集散地。
商人云集，商品薈萃，呈現出一派繁榮景象。其次， 絲綢之路貿易的繁榮，帶動了當地商品經濟的發展。
魏晉以後，沿絲綢之路各城鎮興起的蠶桑織造業證明了這一點。
再次，絲綢之路貿易的繁榮，促進了人員的交流和技術的傳播。
內地先進的農業生產技術、興修水利的技術、冶煉鑄造技術、 蠶桑織造技術、造紙技術等等，沿著絲綢之路相繼傳入新疆，提高了當地生產力水平， 促進了當地社會的進步和經濟的發展，正因為如此， 絲綢之路是新疆歷史上值得濃墨重彩的一筆。
三、《新疆史綱》闡明的幾個重要觀點
《新疆史綱》主要闡明和堅持了以下幾個基本觀點：
一、新疆統一於祖國是歷史發展的必然
公元前60年，西漢統一西域，次年設置西域都護府，自此， 新疆正式列入漢朝版圖， 成為我們統一的多民族國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由於受各種因素的影響，以及方略、政策的不同， 歷代中央政府對新疆的治理雖然呈現出了不同的特點。但是， 總的來說，是不斷得到完善和加強的，這是歷史發展的總趨勢。這種趨勢從歷代中央政府對新疆管理體制的變化中反映出來了。
眾所周知， 歷代中央政府對新疆的治理主要實行軍政合一的管理體制。漢朝的西域都護府，唐代安西大都護府、北庭大都護府，清代的伊犁將軍府等， 都是歷代中央政府在新疆設立的最高軍政管理機構。其首長雖然是當地最高軍、政長官，但主要管理軍事，而少理民政。民政事務主要交由當地首領辦理。
人們稱這種管理體制為軍府制。但是， 從公元327年前涼在高昌設置高昌郡開始， 歷代中央政府對新疆的治理方式，由軍府制逐漸向郡縣製過渡。公元640年，唐朝滅麴氏高昌政權後， 在今烏魯木齊、昌吉、哈密和吐魯番地區推行縣、鄉、裡制度， 先後建立伊、西、庭三州。
三州共轄12 縣，40多個鄉。 1251年，蒙哥汗即位後，便設立了別失八里（ 今吉木薩爾）行尚書省，將行省制度推行到了新疆地區。清朝統一新疆後，在漢族聚居較為集中的巴里坤、古城（今奇台）、烏魯木齊，及其以西直至烏蘇一帶， 實行州、縣制度。
後來，隨著社會的發展，以及我國邊疆危機的加深， 到19世紀中葉，以管理軍事為主、並不直接署理民政的軍府制度已不能適應時代的需要。 1884年，清朝政府正式在新疆建省， 實現了新疆與內地其他省行政制度的完全統一。
從秦始皇統一中國、設置郡縣時起， 郡縣制便成為我國行政管理機構的主要組織形式， 也是國家高度統一的重要標誌。
公元327年，前涼置高昌郡後，新疆地區就開始了實行郡縣制的進程。
隨著歷史的發展，實行郡縣制的地區不斷擴大， 最終推行到了全疆各地。新疆建省的實現， 是這一歷史發展趨勢的必然結果。
歷史的發展是曲折的，但歷史向前發展的方向是改變不了的。
我們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在不斷發展和鞏固的過程中， 也出現過曲折和反复， 作為統一的多民族國家一部分的新疆不能不受到影響。
但我們應該看到，即便是在分裂時期，如魏晉南北朝時期、 五代十國時期，新疆與內地也一直保持著密切的政治、 經濟和文化聯繫。
特別是我國在每次分裂時期結束以後， 都會迎來更大範圍的進一步大統一。
隋朝結束了南北朝的分裂局面， 唐朝則在更廣闊的範圍內統一了全國，為各民族經濟、文化交流和民族的進一步融合，奠定了更為廣泛的基礎。
蒙古的崛起和元朝的建立，結束了五代十國以後宋、遼、 金對峙的狀態，發展和鞏固了我們統一的多民族國家。
清代在元、明的基礎上，使我國成為近代統一的多民族國家。
而在每次曲折和反復之後， 中央王朝對新疆的治理範圍和深度都會進一步加強， 治理方式也會逐漸和內地趨同， 進而最終完成了新疆成為我們統一的多民族國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歷史進程。這種情況， 同樣客觀地反映了新疆統一於祖國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
二、新疆在我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形成、發展和鞏固過程中， 始終處於一個重要的戰略地位, 歷史表明，在中國這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形成、發展和鞏固過程中， 農業區的統一和牧業區的統一是一個極為重要的歷史階段。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統一六國和公元前209年匈奴單于冒頓統一蒙古草原， 是中國發展史上最重要的事件。自此， 中國開始了農業區和牧業區的大統一。
漢朝、唐朝為實現這個大統一，取得過具有深遠歷史意義的成就。元朝最終實現了農業區和牧業區的大統一， 而清朝又進一步鞏固了這個大統一。
由於特殊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環境， 新疆在我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形成、發展和鞏固過程中， 特別是在農業區和牧業區這兩個統一最終又形成混同為一個大統一的過程中，始終處於一個重要的戰略地位。
公元前3世紀末，中國在分別實現農業區和牧業區的兩個統一之後， 它們之間的矛盾首先表現為漢朝和匈奴之間的鬥爭。
公元前2世紀末，在漢朝開屯墾、置河西四郡之後， 二者之間的矛盾則又主要表現為漢朝與匈奴為爭奪西域而進行的鬥爭。
公元前60年西漢統一西域，實現了漢武帝“斷匈奴右臂”的戰略。此後不久，呼韓邪單于歸漢，“漢與匈奴合為一家”。兩大經濟區域之間，“ 數世不見煙火之警，人民熾盛，牛馬布野”[19]。
西域歸入漢朝的版圖，不僅為中國歷史上農業區和牧業區的第一次大統一創造了條件， 也突出了新疆在國家統一過程中的戰略地位。
人們通過漢武帝“收三十六國，斷匈奴右臂”[20]戰略的成功， 明白了一個基本的道理，要想使國家長治久安，必須統一西域。
反之，如果不控制西域，河西則危；河西危機，則隴右不固， 隴右不固，必將震動京師長安。
所以， 守長安，必須守河西，守河西必須鎮西域。
後來，唐太宗堅持討伐高昌，武則天力主恢復安西四鎮， 都是以此為指導思想，從國家統一和安全的戰略高度出發，認識和處理新疆問題的。
公元755年，中原地區爆發“安史之亂”，大批駐守安西、北庭、 河西地區的軍隊調往內地，參加平叛。吐蕃乘機佔領河西及西域大部分地區，對唐朝的統治構成了極大的威脅。 “安史之亂” 後不久，吐蕃就出兵一舉佔領了隴右諸州， 並於763年一度攻入長安。是後幾十年，吐蕃軍常入京畿，抄掠不已，成為唐朝的心腹大患。
可以說，這一情況又從另一個方面證明了新疆戰略地位的重要性。
元、明、清三朝建都北京，中國的政治中心北移，首先是中國的兩大經濟區域， 即農業區和牧業區走向統一的結果。在中國的政治中心北移的情況下，新疆的戰略地位不但沒有被削弱， 反而更加突出了。明朝的 事例說明了這一點。
1406年，明朝設置哈密衛，直接管理的地方只是哈密、 吐魯番一帶，對西域的其他地方只是冊封而已。即便是這樣， 明朝對西域的直接統治也沒有維持多久。所以，有明一代， 始終面臨著來自蒙古草原的威脅。
1449年，瓦刺貴族也先率軍攻明，明英宗率50萬大軍親征， 結果在土木堡（今河北懷來東）被俘，成為中國歷史上的一個重大事件。
清朝初期，準噶爾控制著今新疆及巴爾喀什湖以東以南廣大地區。
1690年，他以追擊喀爾喀蒙古為名， 舉兵攻入內蒙古烏珠穆沁地方，距離北京僅700裡， 嚴重地威脅著清朝的統治和國家的安全。
對此，清朝政府清醒地認識到，“夫烈焰弗戢，必將燎原，積寇一日不除，則疆圉一日不靖”[21]。
於是，才有了康熙皇帝的三次親征。
直到1755年，乾隆皇帝抓住準噶爾上層內亂，政局動盪， 經濟困窘，以及部分準噶爾上層歸附清朝政府的有利時機，兩路出兵，直取伊犁， 才一舉平定了準噶爾政權，統一了新疆， 徹底解除了來自蒙古草原方面的威脅，從而保障了首都北京的安全，維護了國家的統一。
上述事實說明，不管中國的政治中心在長安，還是在北京， 新疆在維護國家的統一和安全中的戰略地位，始終沒有改變。所謂“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衛京師”[22]， 就深刻地說明了其中的道理。
三、各族人民為開發、建設、保衛新疆都作出了重要貢獻， 都是新疆這一方熱土的主人，都是祖國大家庭中平等的一員
我們的國家是一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 各民族包括歷史上已經消失的古代民族， 都是我們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締造者。新疆地處祖國西北邊陲， 歷史上就是一個多民族聚居地區。新疆各族人民包括歷史上已經消失的古代各民族人民，為開發、 建設、保衛新疆都作出了重要貢獻。
我們的統一的多民族國家是以黃河中下游、 長江中下游為基礎逐漸形成和發展起來的。
他首先是由氏族、部族，局部的或某一地區的統一， 發展為同一經濟區域的統一，進而實現了不同族群、不同經濟區域的大統一， 其間經歷了大約三千多年的歷史進程。
在我們的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形成、發展的每一個歷史階段， 我國各民族包括歷史上已經消失的古代民族，都發揮過重要作用。
匈奴興起於秦末漢初，是我國歷史上北方一個重要的古代民族。我們在看到他與漢朝矛盾鬥爭的同時，還應該客觀地評價匈奴在我們的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形成、 發展過程中的作用。
匈奴的興起、強大和統一大漠南北及控制西域廣大地區， 在我們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形成和發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
首先，匈奴統一大漠南北及控制西域廣大地區， 為我國歷史上逐步實現農業區和牧業區的大統一，奠定了基礎。
其次，匈奴統有大漠南北及控制西域廣大地區，使原來那些孤立的民族和地區， 開始互相接近，聯繫越來越密切，從而增強了他們之間的政治、 經濟、文化的交往。
這種交往有利於各民族、各地區的共同發展， 也為今後漢朝政府統一西域創造了條件。
再次，在匈奴統治期間，西域的社會經濟， 特別是畜牧業獲得較快發展。另外，此間西域等地的文化，通過匈奴而傳入內地； 而內地漢民族的文化也通過匈奴傳入西域，甚至更遠的地方。
準噶爾與匈奴的情況有類似之處，他與清朝政府長期對峙，但是，準噶爾對最終奠定我國西北疆界是起過重要作用的。
18世紀初，是俄國對外擴張的一個重要時期。
俄國在歐洲和西方列強爭奪世界霸權的同時，又派軍隊深入到西伯利亞腹地，向東、向南擴張。其中向南的一支， 矛頭直指準噶爾的土地，企圖以此打開缺口，進入我國西北地區。
為了維護民族的尊嚴和主權，準噶爾人民以簡陋的刀箭弓矛，頑強地抵抗了俄國的侵略， 從而保障了祖國西北疆域的完整統一。
準噶爾政權滅亡以後，其地悉入清朝版圖， 這就為我國西北疆界的最終形成奠定了基礎。
在長期的共同勞動、生活和鬥爭中，各民族互相接觸、混雜、融合， 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各民族之間存在著的密切的血肉聯繫， 並由此而產生了強大的向心力、凝聚力。
土爾扈特是我國衛拉特蒙古四部之一。
明末清初，為了尋找新的生存環境， 土爾扈特離開游牧故地塔爾巴哈台，向西遷徙至伏爾加河下游地區。
他們在那裡勞動生息， 建立政權，活動長達一百數十年之久。
1771年，為了擺脫俄國的控制，在首領渥巴錫的領導下， 土爾扈特浩浩蕩盪地走上了重返故土的征程。他們衝破了俄軍的追擊圍堵，克服千難萬險，以10萬人的巨大犧牲， 終於實現了返回祖國的強烈願望。土爾扈特表現出的不畏強暴、 不怕犧牲的堅強意志和思念祖國故土的愛國熱忱，體現出了中華民族強大的向心力、凝聚力。
時至近代，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最終形成。在同西方列強的對抗中，中華民族由一個自在的民族實體成為一個自覺的民族實體。
作為中華民族一部分的新疆各族人民為了維護國家的統一， 反對外來侵略，同全國人民一道進行了長期的艱苦卓絕的鬥爭。
新疆各族人民支持清軍，取得了消滅阿古柏侵略政權的偉大勝利， 有效地抗擊了沙皇俄國和英國的侵略。
辛亥革命時期，新疆出現了各族人民團結戰鬥迎共和的新局面。
在抗日戰爭中，新疆各族人民為了挽救民族的危亡，實現國家的獨立和統一， 積極投身於神聖的民族解放鬥爭， 為抗日戰爭的勝利作出了重要貢獻。
在反對外來侵略的鬥爭中， 新疆各族人民把自己的命運同全國各族人民的命運緊緊地連在一起， 同國家的命運緊緊地連在一起， 中華民族多元一體化的觀念進一步增強，國家觀念得到昇華。
總之，新疆各族人民，不論抗擊外敵入侵、守衛疆土的英勇鬥爭， 還是披荊斬棘、開發邊疆的艱苦勞動，都為開發、建設、 保衛新疆作出了重要貢獻，都是新疆這一方熱土的主人，都是祖國大家庭中平等的一員。
[1] 2001年《新疆年鑑》第496頁，新疆年鑑出版社。[2] 肖之興《清代的幾個新疆》，載《歷史研究》1978年第8期。[3] 《貴州通志·前事志》卷37。[4] 《清高宗實錄》卷601，乾隆二十四年十一月丙子。[5] 《清高宗實錄》卷612，乾隆二十五年五月壬子。[6] 《清高宗實錄》卷722，乾隆二十九年十一月戊申。[7] 《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59。[8] 郭沫若《卜天壽〈論語〉抄本後的詩詞雜錄》，載《考古》 1972年第1期。[9] 餘太山《西域文化史》第四章。[10] 《漢書》卷96《西域傳》（下）。[11] 《三國志》卷30《烏丸鮮卑東夷傳》。[12] 《漢書》卷96《西域傳》（下）。[13] 《唐六典》卷7《尚書工部》。[14] 《平定陝甘新疆回匪方略》卷300，卷305，卷319。[15] 《清高宗實錄》卷604，乾隆二十五年正月庚申。[16] 《清高宗實錄》卷197，道光十一年九月戊寅。[17] 李明偉《絲綢之路貿易史·序》，甘肅人民出版社， 1997年3月。[18] 《漢書》卷96《西域傳》、卷61《張騫傳》。[19] 《漢書》卷94《匈奴傳》。[20] 《後漢書》卷88《西域傳》。[21] 《親征平定朔漠方略》卷首．[22] 《左文襄公奏稿》卷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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