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伊斯兰主义

［ 作者: 马福元   来自：《世界宗教研究》  

   

    我国学术界对泛伊斯兰主义及其产生的缘由存有不大相同的观点。有人认为，泛伊斯兰主义是西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对伊斯兰世界各国疯狂侵略、奴役的产物，是穆斯林对自身面临的严峻挑战的一种反应。由于政治上的四分五裂，宗教上的墨守成规和故步自封严重地束缚着穆斯林的思想，使封建闭关锁国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落后。故“一度强盛的伊斯兰统治中心奥斯曼帝国到了18世纪业己风雨飘摇，全面衰退。”

因此，伊斯兰教的思想家们感到伊斯兰教有被西方基督教取代的危险从而纷纷寻求解脱办法，迫切要求改变现状，建立公正体制。于是，穆斯林学者们为复兴伊斯兰教信仰、振兴家园和抗击西方殖民掠夺则以“天下穆斯林皆兄弟”，“你们当全体坚持真主的绳索，不要自己分裂”经典要求为据，号召世界穆斯林联合起来共同反对西方的进攻。

另有人认为，泛伊斯兰主义有广狭之分。广义泛伊斯兰主义系指伊斯兰教由阿拉伯民族宗教转变为世界宗教进程中所形成的泛伊斯兰文化，即确立认主独一的宇宙观、正教合一的国家观、族教一体的民族观、宗教律法的指导作用等，其特征是“突破部落、部族、民族、血缘、语言、地域等限制性因素，使伊斯兰教成为超越性、普世性的宗教。”

他们还认为，泛伊斯兰文化与民族宗教文化的关系是共性与个性的关系，世界各民族穆斯林文化的总和就是泛伊斯兰文化的构成。离开文化的民族载体以及民族文化的个性，共性的伊斯兰文化便失去生存条件，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狭义泛伊斯兰主义则是近代东西方文化碰撞的产物。

随着欧洲殖民制度的建立和巩同，使伊斯兰世界在外族统治下陷入空前的政治与社会危机、信仰与民族认同危机，亟待寻求出路。由于伊斯兰文化曾是世界穆斯林民族的主体文化，处于危机状态下的它白然要以传统文化、方式来回应时代挑战。所以“狭义的泛伊斯兰主义，以实现穆斯林民族的独立白土为政治日标，期望以共同的宗教信仰、宗教感情为纽带以加强全世界穆斯林的团结互助，结成了）’‘泛的反殖民主义统一战线。”

还有人认为，它是“近现代流行于伊斯兰世界的一种宗教政治思潮。它的产生是针对伊斯兰教的政治衰落，主要是奥斯曼政权的衰落而引起，曾是穆斯林各族人民反对外强侵犯，捍卫信仰自由，争取民族独立的重要思想武器。”

    学者普遍认为泛伊斯兰主义作为一种政治理想己无人问津，而作为一种传统的宗教观念其影响力仍不容忽视。

尤其在近代伊斯兰教史上产生深刻影响，发展至今它仍然是伊斯兰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际政治生活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而阿富汗尼的思想则最具代表性，他“主张全世界穆斯林不分民族，拥戴一位共同的哈里发，在伊斯兰教法的基础上，建立起一个超国家、超民族、超地域的统一的伊斯兰人帝国。为了反对西方基督教国家的进攻，伊斯兰教国家必须实行改革和自强……提倡对‘现社会幸福生活’的重视，并建议通过纯化宗教、用理智巩固信仰并对群众严加管教等儿种途径去获得。”

    从现实性上看，泛伊斯兰主义与穆斯林群众的实际生活、社会和现实相差甚远。

一是“某些具体的行动纲领，仅限于一般性地号召穆斯林团结和实现宗教复兴，并且把宗教和社会的改革寄希望于伊朗国王纳绥尔丁、奥斯曼帝国苏丹哈米德二世等封建君主身上，这正好迎合了这些统治者利用泛伊斯兰主义来维持他们的封建专制统治的需要。”

二是泛伊斯兰主义者强调的伊斯兰教共性实际上“掩盖了阶级和民族的矛盾，有碍于日益发展的民族解放运动进程，不利于民族团结进步。伊斯兰世界内的非穆斯林不可能赞助泛伊斯兰主义，因为他们追求的是一种民族的，而不是宗教的新形式来体现东方的统一和对西方侵略的愤恨。而泛伊斯兰主义则是用现代政治形式以重现古代伊斯兰教社会的理想。这是他们难以接受的。

正因为这样，泛伊斯兰主义虽有反帝反殖的一面，却又极易被帝国主义所利用，把它们作为分化和削弱反帝反殖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工具，为他们的侵略和奴役政策服务。”

三是奥斯曼苏丹重申哈里发制度，“企图借助超国家、超民族、超地域的泛伊斯兰宗教情感来凸现自身的地位，以增强帝国的内聚力，并对抗咄咄逼人的欧洲列强。然而毕竟时过境迁。

古代哈里发制的理想未能挽救奥斯曼帝国的覆灭，而泛伊斯兰主义也遭到世界各族人民的冷落。”由于奥斯曼苏丹“早已不是虔诚无私、德高望众的哈里发，而是以世俗权力压倒宗教权威的专制主义者，被改良派斥为‘万恶之源’。”

四是正当“哈米德二世宣称自己为全世界穆斯林的哈里发时，其地位极其虚弱＿，不仅什叶派和阿拉伯半岛新兴的瓦哈比派拒绝承认，即使在帝国境内，也难以得到逊尼派穆斯林的有力支持。

为改变这种不利处境，哈米德二世曾多次同宗教界的亲信秘密策划，向各地派遣代理人，不惜以重金来收买各宗派、教团、圣地、陵园的宗教首领，还从印度、阿富汗、苏门答腊、爪哇、伊斯坦布尔等地收罗一批伊斯兰王公贵族的子弟，进行专门培训。据说，他把国家一半的税收耗费在泛伊斯兰宣教活动上，但收效甚微。”

因此，随着1924年土耳其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哈里发制度彻底结束，随之兴起了各种民族主义运动，如泛奥斯曼、突厥、都兰和泛阿拉伯主义以及其他地方民族主义。事实上，各民族主义思潮的出现抑制了泛伊斯兰主义的继续，使“泛伊斯兰主义宣传活动开始滑坡。”

    但是，“天下穆斯林皆兄弟的团结精神”对中国穆斯林却产生过正反两方面影响。譬如各地回民彼此往来，形同一家，这对加强穆斯林间的联系，促成回民的团结起了有益作用。

另外，在我国历史上也起过消极影响。譬如“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新疆喀什一带的人民起义，当地回民头领金相印所以把阿古柏请来原因之一，就是他是同教，结果引狼入室，给新疆各族人民带来深重灾难。

转战陕甘、顽强不屈的陕回领袖白彦虎，到新疆后所以投附阿古柏，除了其他原因之外，同教亦是一个重要因素，结果认敌为友，踏上错误的道路。这些教训都是沉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