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既不能安其生，君亦豈能獨安厥位乎？"

國內政府多年來控制網絡輿論已經相當到位，變成不再聽到有理智的民意，只有政府想聽的聲音才會在網絡出現，這種做法又廣泛影響了民間的思維，真理和 新的思維無法再從民間的辯論與及交流過程產生，惡性循環，政府能夠聽到的民意也僅限於政府接受的聲音，然後這些聲音又變成政府行動的民意基礎。

習胖脂肪壓倒腦袋, 只有興趣除異己，拉知識份子，去北方吃包子，去南方吃麵條，這兩年每有天災完全不見人； 人禍呢, 烏市最近一次大屠殺，捉幾個南疆的"麥麥提", 警車20分鐘後才到，還指望操軍政黨權於一身的習胖打仗？

不踏實搞好國內的事務，為了嘩眾取寵，又話要走去改革海軍以抗日。本來日本對中國的所謂"威脅"，是汪澤民當年因為搞唔掂, 要轉移民間視線，而打出反曰的民族主義口號，廿多年之後，習胖居然以此為改革海軍的基礎就真喺好好笑。

為什麼漢武帝, 成吉思汗打到去歐洲都沒發展海軍，朱元璋統一這麽大的疆土版圖之後都沒有去打琉球，這些都是很有軍事經驗的大帝，尚且沒有東張西望，專心搞好陸軍，守好中土。朱元璋看得好透，朱元璋說：「得其地不足以供給，得其民不足以使令，徒慕虛名，自弊中土。」

正當習胖亳不掩飾自己的軍事野心之際，美國已悄悄搬走不少生產基地返美國，靠販賣中國廉價產品賺得盤滿鉢滿的沃爾瑪更以創造美國就業機會的名義登報紙邀請美國本土生產製造商洽談把美國本土產品放上沃爾瑪的貨架去，一個2500億美元買美國貨不買中國貨的十年計劃。

今天打沉越南漁船，國內極端民族主義分子叫好，跟當年布殊炸阿富汗美國人的歡騰沒有甚麽分別，以為自己上了集結號，其實上了強國"歲月號"。經濟越搞唔掂 就越希望對外發動戦爭來挽扶起自己的名聲，越對外發動戰爭就越＂自弊中土＂。到時，美國己經完成＂深挖洞＂，＂廣積糧＂的部署，再出來打你被軍事野心拖垮 的中國，出師有名, 事半功倍。

「萍姐」 - 鄭翠萍

前言：我這輩的移民中，特別是九十年代從中國大陸偷渡來美國的同胞，多多少少都會記得她，她幫過不少人潛入美國，十幾廿年來，有人成功，有人落敗，但是沒了她，許多閩籍鄉親就連嘗試的機會都沒有，歷史是人民寫的，美國華人婦女歷史應該好好記住她！比起加州那個被起訴走私軍火與貪污腐敗罪名的華裔州參議員餘胤良，都是為銭，但是那個更為人民服務？所以，我對萍姐的歷史地位是肯定的。在我的中國歷史筆記中，為萍姐入冊留名！

萍姐：＂自由＂了，一路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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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http://www.worldjournal.com/printer_friendly/24997324

有「偷渡皇后」之稱的「萍姐」鄭翠萍，因罹患胰腺癌、搶救無效，於24日在德州聯邦監獄轄下的醫院去世，得年65歲。據親友透露，萍姐的遺體將於近日運回紐約，出殯儀式初定在曼哈坦華埠舉行，家人25日已前往勘察墓園，下葬地點將在紐約上州。

萍姐家鄉福州市馬尾區亭江鎮盛美村的眾多旅美鄉親，25日已在流傳萍姐去世的消息。對於她去世的病因說法不一，有說她是因長期的糖尿病和高血壓等慢性病惡化而不治，也有說她罹患肝癌或胰腺癌末期。萍姐去年從康州的聯邦女子監獄被轉至德州聯邦監獄，原因就是當時已確診癌症，德州聯邦監獄系統的醫院擁有更好的治療技術與條件。

不過由於德州距離紐約十分遙遠，萍姐的女兒等親友前往探監的成本陡增，每次都要乘飛機前往。有親友透露萍姐對德州的氣候也不很適應。預計萍姐的葬禮，將在紐約的福建社區引起廣泛關注，甚至有閩籍社團人士預計會有大批鄉親自發前往送行。

萍姐入獄後，先生張亦德等親友繼續在曼哈坦華埠經營榕信酒家。女兒及親友會定期前往監
獄探視，並向她提供金錢，使萍姐在獄中仍能保持仗義疏財，受到獄友的尊重。

萍姐原名鄭翠萍，被稱為「偷渡皇后」、「蛇頭之母」，出生於中國福建省福州市亭江鎮盛美村，1974年移民香港，七年後再移民美國。

1993年夏，萍姐出資的偷渡船「金色冒險號」在紐約海岸擱淺，286名中國偷渡客被逼跳入洶湧波濤的大海，導致10人溺斃，震驚美國。她於2006年被美國聯邦法院判刑35年，被關押在康州監獄。但在福建甚至多倫多、紐約唐人街的福建籍華人圈子中，萍姐被奉為民間英雄、新時代的綠林豪傑。

萍姐1949年出生於福州盛美村的一個貧窮家庭，初中畢業後便輟學謀生。1974年，與丈夫張亦德一同移民香港。1981年她從香港移居美國，翌年將丈夫和孩子接到美國。在之後的13年中，萍姐在紐約東百老匯路做小本服裝生意，並經營一家福州小吃店。

萍姐文化程度不高，自1980年代初起，就策劃人口走私活動，並漸漸在全球建立了偷渡網。
早先，她親自回中國組織非法移民，向每人收取偷渡費1萬8000美元，1994年漲價至3萬美元。根據檢方起訴書，萍姐在十多年的人口走私生涯中，至少獲利4000萬美元。

1989年，她花300萬元在紐約華埠東百老匯大街買下一幢大樓，為非法收入洗錢。還為非法移民開設了把美元轉回家鄉的「匯款業務」，允許人蛇借貸偷渡費，每年收取30%的高利。她還將非法移民償還的偷渡費作為活動經費，並繼續向人蛇發放高利貸。這棟大樓正好與中國銀行華埠分行相對，地下銀行的高效率，使中國銀行的生意變得十分蕭條。

1980年代末，萍姐的名聲如雷貫耳，成為唐人街響噹噹的人物。在閩籍社團裡，大多數人都欠她錢。她和她的丈夫以同鄉會的名義，用1萬美元買了一間辦公室，很快成為人口走私活動的中心。

萍姐於1994年遭美國政府通緝，2000年4月在香港被捕，當年9月被引渡回美國受審。

萍姐大事紀

1949年

出生於中國福建長樂一個鄉村。

1981年

從香港偷渡到紐約。

1989年3月

試圖將三名外國人從加拿大多倫
多偷渡到美國時被捕，被控犯偷
渡共謀罪，判刑六個月。

1992年

被遞解回中國後又返回紐約。

1993年6月6日

近300名偷渡者乘坐「金色冒險號」

在紐約長島海灘擱淺，十名偷渡者

溺斃，她被指控為偷渡案主謀。她

逃離美國，引發國際大追捕。

1998年

組織百餘名中國人偷渡，貨船在

瓜地馬拉海岸「卸載」時遭遇暴

風雨，14人喪生。

2000年4月

在香港機場被捕。

2003年7月

被引渡到美國。

2005年

紐約南區聯邦法院裁定萍姐的「串

通合謀」、「投資人口走私的匯款(即

洗錢)」和「代蛇頭收受走私勒索人

質贖金罪」三項罪名成立。

2006年

法官判其最高刑期35年監禁。

2007年11月

聯邦第二巡迴法院否決萍姐上

訴，維持南區聯邦法院做出的35

年監禁的原判。

2008年5月

萍姐代表律師向聯邦最高法院提

出上訴，作最後一搏。

2008年11月3日
上訴請求遭聯邦最高法院駁回，刑

期定讞。

2014年4月24日

因癌症醫治無效，在德州聯邦監

獄轄下的醫院中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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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色冒險號事件 萍姐命運大轉折

by 中國新聞組／綜合26日電

04.27.14 - 06:05 am

1993年6月6日凌晨2時，「金色冒險號」(Golden Venture )從泰國經肯亞、好望角，在112天航行了17萬英哩。未料在快抵達紐約時，船長被船內偷渡者劫持，致船擱淺在皇后區洛克海灘外。美國海巡署接報，遣海空巡邏隊包圍。船上的286名中國偷渡客，由於每人都是花了2萬至3萬美元的代價上船，因此不甘就此被移民局遣返，故奮不顧身的跳進冰冷的海中與死神奮鬥，最後十人溺斃，六人逃脫，其餘的偷渡者未經審判下，被移民局押解到美國各地的監獄拘留。

「金色冒險號」事件中有35人後來取得美國的政治庇護、兩人獲得藝術家簽證、14人因未成年由法院監管，另有116人被遣返中國、50人被送到中南美的國家，其餘53人在被關了42個月後，於1997年獲得柯林頓總統的「人道保釋」，並准許他們重新申請工作許可。其中有一人在2001年突然被驅逐出境。其他人仍在為他們的在美國的合法身分繼續打拚。

「金色冒險號」事件的發生，讓被指控組織偷渡的「萍姐」的命運從此大轉折，她被聯邦調查局(FBI)調查、追緝、從香港引渡，最後於2008年被聯邦最高法院判決入獄35年。

「金色冒險號」船則成為佛羅里達州棕櫚灘的魚礁。1999年佛州棕櫚灘郡買下這艘船，在清潔消毒後，於2000年沉入海底。鹿野灘一家潛水店主說，「金色冒險號」如今已成為當地最美的魚礁之一，潛水客可看到各種美麗的魚類、梭魚和珊瑚等生物。

「金色冒險號」事件發生以來的20年間，大紐約華人社區也發生了巨大變化。在曼哈坦華埠，第一代閩籍華人人口逐漸超過傳統的粵籍移民；華人經濟地位和參政議政積極性也因選民增加明顯提高；同時隨著閩籍華人增加，華人社團數量也成倍增長；閩籍華人聚居的區域從傳統曼哈坦華埠擴展到了皇后區和布碌崙。

經過20年的累積，福建移民把餐廳開到了美國的各個角落，當年的那批移民都已在這邊有了自己的事業，很多人自己開餐館當老闆，經濟地位和20年前已不可同日而語。

閩籍華人人數的增加，讓華埠僑團的數量迅速增長。除了傳統的廣東僑團，20年前閩籍僑團只有屈指可數的幾個大僑團，包括福建同鄉會等。在近十年左右，閩籍僑團有如雨後春筍般冒出來，據非正式統計，目前設在曼哈坦華埠東百老匯大街上的閩籍僑團達100多個，活躍的僑團就有40多個。

20年間，華人聚居的曼哈坦華埠、皇后區法拉盛和布碌崙八大道，也因福建移民湧入而不斷擴張。

http://www.worldjournal.com/printer_friendly/24999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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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人憶萍姐：通人情講義氣

by 記者李玥／紐約報導

04.27.14 - 06:05 am

26日早晨，紐約曼哈坦華埠東百老匯街上所有報攤或雜貨店內，「世界日報」都被一搶而空，大家爭先恐後閱讀頭版頭條「偷渡皇后，萍姐病逝」的新聞。閩籍雜貨店店員阿咪因為晚到店鋪，店內報紙都沒有了，需要去報攤再購買一份閱讀，當她得知「萍姐」去世的消息時，感到非常痛心。她曾經在「萍姐」的店裡打工，雖然當時「萍姐」身在監獄裡面，但她
能感覺到大家仍受「萍姐」的影響，她似乎從未離開過這間店，「萍姐」全家也都對員工不錯。

來自福建的曾先生說，美國閩籍僑社凡偷渡來美的人，至少九成當年都是靠「萍姐」偷渡過來的，在他們眼中，稱她「巾幗英雄」甚至「活菩薩」並不為過。曾先生回憶，1980年代偷渡最盛行的時候，不少偷渡客被餓死、被毒打，女人還會被強姦等。可是只有透過「萍姐」安排來美國讓人感到安全。

曾先生的一位親戚就是被「萍姐」帶來紐約的，當時親戚到達紐約後，身上錢不夠，「萍姐」打電話給曾先生，讓他先把親戚領回家，等以後籌夠錢了再還給她，也可每月打工慢慢還，她一點都不擔心被騙錢。若真的遇到賴帳的，她也不會過度追究。曾先生說，她這樣做感動了很多鄉親，很少聽說有人真的不還錢給她。

26日在紐約的美國福建同鄉會還有人提到，這些年「萍姐」雖繫獄，卻仍掛念著社區同鄉的新聞，她常看報紙，與福建同鄉會保持密切聯繫。同鄉若遇到困難，發生車禍或災難，她還會常讓家人捐助。比如兩個月前布碌崙發生福建家庭遭滅門慘案，她還通過福建同鄉會捐款2000元資助受害家庭。

「萍姐」的家鄉社團盛美聯誼會表示，26日接到無數鄉親們打來的電話，詢問關於她病逝的消息，都希望能出席她的葬禮，表達他們的哀思。不少閩籍僑領表示，萍姐做人有義氣，做生意不做傷天害理的事。

「萍姐」的女兒和女婿已從德州趕回紐約，為她準備後事，將按福建人風俗擇日舉辦葬禮。她的遺體將於下周迎回紐約。

http://www.worldjournal.com/printer_friendly/24999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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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

　　

探究“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

2011年03月16日 11:03 来源：《工会论坛》2009 年9 月 作者：郭晓钊字号

中国社会科学网 http://www.cssn.cn/gj/gj_gjwtyj/gj_elsdozy/201311/t20131101_822478.shtml

苏联解体后,伊斯兰极端恐怖组织“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以下简称“乌伊运”) 一直以来在中亚地区异常活跃,相继在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地区制造了一系列的暴力恐怖事件,对中亚及周边地区的安全与稳定构成了严重威胁,并已引起中亚国家及其它国家的严重忧虑和广泛关注。

　　一、“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的产生发展历史和基本概况

　　苏联统治末期,当时乌兹别克斯坦已经出现部分宗教传统派与改革派之间的争斗,并引发严重的社会、政治、民族宗教冲突。一些人进而试图将政治诉求与宗教信仰联系在一起,出现了所谓政治化的“瓦哈比主义者”。这些人主张采取政治行动,“保护伊斯兰免受敌人的侵犯”[1] ,并计划以斗争方式获取必要政治地位。一开始,他们的方式是试图建立联合各派的宗教政党,但政府的敏感态度与国内神学家的狐疑使得这种联盟政策总体遭遇失败。随着国内宗教形式和民众思想因为这种争吵变得日趋复杂,这些宗教名义下的政治运动者们开始转而谋求建立自己独立的政治结构体系,并开始在费尔干纳盆地付诸实施。一些激进的伊斯兰复兴党成员和纳曼干市的宗教极端主义者在朱马·纳曼干尼的号召下,成立了“阿多拉特”组织,由此形成了“乌伊运”的雏形。

　　由于尤尔达舍夫领导的“民间政府”与乌兹别克斯坦政府冲突的加剧,引来了更严厉的政府镇压,1992 年3 月乌国政府宣布取缔“阿多拉特”,尤尔达舍夫等人前往国外。1997 年6 月,尤尔达舍夫来到车臣,同车臣宗教极端主义运动领导人讨论“乌伊运”武装分子的军事训练问题。

　　自1992 年起他先后在阿富汗、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伊朗和土耳其进行活动,于1998 年在阿富汗喀布尔定居。

　　在“塔利班”的支持下,尤尔达舍夫在阿富汗正式组建了“乌伊运”组织。[2]在阿富汗反恐战争中被重创的“乌伊运”于2002 年10 月同“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等激进组织联合组成“中亚伊斯兰运动”( IMCA) ,领导人仍为尤尔达什。2003年初,重组后的“乌伊运”开始恢复并扩展了自身在中亚地区的网络,其目标是在包括中国新疆的整个中亚地区实现伊斯兰化,推翻世俗政权,建立“哈里发”国家。正如“乌伊运”的一名高级领导人所说:“我们的组织并不仅仅为了乌兹别克人的利益。我们是一个伊斯兰组织,成员包括吉尔吉斯人、哈萨克人、甚至维吾尔人。”[3 ] 不仅如此,他们在2003 年伊拉克战争期间还叫嚣“发动春季攻势”,“重返祖国,解放卡里莫夫监狱中的穆斯林兄弟”,煽动当地民众举 行“人民起义”,甚至扬言袭击西方国家在中亚地区的目标。[4 ]“乌伊运”的政治领导人是塔希尔·尤尔达舍夫,军事领导人是朱马·纳曼干尼,其宗旨是反对乌国的世俗政权,在中亚所有穆斯林国家建立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哈里发政权,当前任务是推翻卡里莫夫政权,在费尔干纳地区建立起传统的伊斯兰国家。活动方式是通过暴力恐怖活动动摇中亚国家的统治基础,最终运用武装斗争夺取政权。

　　“乌伊运”组织严密、分工明确,它的基地位于有着浓厚宗教传统的费尔干纳盆地,在塔吉克斯坦中部政府管辖力不及的塔维尔达拉设有前线军事指挥中心。自成立之初,该组织就得到了本·拉丹、塔利班、沙特和车臣等地国际恐怖组织多方面的全力支持,资金充裕,武器设备先进,顶峰时期甚至超过了中亚国家军队的装备。

　　概括起来“, 乌伊运”有以下几个显著特点:组织结构的军事化和严密化;活动手段的多样化,多方干预世俗社会;活动空间的广阔性;国际背景的复杂化,外部势力加紧渗透;暴力倾向日益严重。

　　二、“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产生和发展的背景

　　1 、历史文化因素

　　乌兹别克斯坦是穆斯林人口最多、信教程度最高、分布最为集中的中亚国家,该国穆斯林人口约占全国总人口的80 %。[5]乌国的伊斯兰氛围为“乌伊运”的产生和伊斯兰势力的渗入提供了土壤。

　　2 、地理因素

　　冷战后,中亚地缘政治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中亚五国虽然独立,但各国的边界却由于历史上人为的民族划分而相互交织在一起,模糊不清且防卫松懈。费尔干纳盆地核心地带的费尔干纳、安集延、纳曼干三个州属乌兹别克斯坦,盆地西南的苦盏属塔吉克斯坦,东南角的奥什及周围山区,属吉尔吉斯斯坦,在费尔干纳南部山区吉尔吉斯境内还有属于塔吉克斯坦的两块小飞地索赫、沙希马尔丹。[6 ]这种犬牙交错的边界事实上处于无界状态,很难有效防范。

　　3 、国内政治因素

　　乌国独立后实行“严厉的中央集权制”,在镇压政治反对派的同时,也加大了对伊斯兰神职人员的压力,于是在乌国逐渐形成了宗教反对势力,并汇入“乌伊运”等伊斯兰极端组织。

　　4 、经济因素

　　乌独立以来经济状况一直不好,社会矛盾十分尖锐,民众生活贫困为伊斯兰极端势力的发展提供了土壤。乌国独立后经济陷入危机,多数民众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而少数人大发横财,政府官员以权谋私,造成贫富差距日益严重。伊斯兰极端分子趁机打着“公正”、“平等”、“济贫”等口号,煽动民众对现制度不满。他们宣传说,人们贫困是因为违背了《古兰经》,没有实行哈里发制度;要想消灭贫困、过上好日子,就要摧毁世俗政权,建立伊斯兰国家。

　　贫困在客观上为伊斯兰极端主义思想的传播和恐怖主义活动提供了土壤。

　　三、“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对中亚及周边的影响及发展趋势

　　(一) 影响

　　1 、影响中亚及周边地区的政治稳定,导致一些国家政局动荡,社会秩序严重混乱。“乌伊运”在中亚地区制造的 一系列恐怖事件令该地区各国深感不安。2000 年7 月,“共同打击国际恐怖主义、极端宗教势力、民族分裂主义”成为中、俄、哈、吉、塔五国杜尚别会议的主题之一。乌吉塔三国成立了联合指挥部,共同对付伊斯兰非法武装。吉尔吉斯也在南部地区专门成立由强力部门组成的“反恐怖中心”。哈萨克斯坦在其南部奇姆肯特州迅速建立了南部军区,并派遣内务部、民族安全委员会等武装力量在南部边境地区加强警戒。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卡里莫夫已按西方模式改组军队,以适应对付恐怖势力及现代战争的需要。

　　2 、影响地区经济复兴和发展。极端活动必然导致政局动荡、战事不断、社会秩序混乱和民众心理恐慌,使各国的生产及商贸活动难以有序进行,各国政府所制定的经济计划得不到贯彻与实施,一些国家采取严厉的防范措施也影响了外国投资和国际正常往来,这一地区的不稳定性也打击了外国投资者的信心。同时,各国为打击宗教极端势力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特别是动用军队耗资巨大,如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等国都大幅增加军费开支,导致急需的国内发展资金越来越少,更是给本来就陷入困境的国家经济雪上加霜。

　　3 、影响了国家之间的关系。由于“乌伊运”从塔吉克斯坦境内对乌吉的频繁渗透,使两国对塔吉克斯坦总统极为不满,多次在公开场合对其进行批评和抗议。同时乌、哈等国纷纷从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等召回自己的留学生,并对这几国在自己国家内的传教等其它活动大加限制。相反,俄罗斯出于对伊斯兰宗教极端势力恐怖活动的担忧,积极改善与中亚国家的关系,而一向不愿受制于俄罗斯的乌兹别克斯坦,以共同对付宗教极端势力为契机,也主动改善与俄罗斯的关系,重新拉近了与俄罗斯的距离,共同打击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和国际恐怖主义这三股恶势力的跨地区活动。

　　(二) 发展趋势

　　1 、短时期内尚不足以形成为影响整个地区局势的政治力量。当前乌兹别克斯坦的民族政权已经基本渡过了独立初期的困惑,并将稳定与发展作为制定内外政策的基本取向。随着阿富汗塔利班政权的覆灭,某种程度上对“乌伊运”的支持大打折扣,尤其是“上海合作组织”把维护地区安全与打击“三股势力”确定为各成员国的合作重点。

　　这些都对“乌伊运”势力的扩张起到了一定遏制作用,使其难以在短时间内重组力量。[ 7 ]2 、对中亚地区已构成的局部危险依然不容忽视。由于多年来伊斯兰教在中亚地区传播过程中形成的神秘主义特色和激进的入世传统,带有强烈政治倾向的极端宗教活动在中亚各国社会中有着广泛的活动空间和深厚的生存土壤。尽管乌兹别克斯坦领导人已抱定决心,但囿于国内社会稳定及与伊斯兰世界关系等因素,尚难以拿出更加强硬的措施。此外,乌主要是依靠总统的个人权威和当局的高压政策强压着本国的伊斯兰政治势力。[8 ]一旦出现政权更迭,伊斯兰政治势力势必乘机再起,向世俗制度挑战,最终影响乌的国家发展方向。同时,各种材料显示,国际恐怖主义活动正将重心从近东及北非一带转移到阿富汗—中亚—北高加索这个弧形带上[9 ]“, 乌伊运”的大量残余 分子非但停止活动,而是转入了更加隐秘的地下状态,整顿组织,保持实力,伺机再起。

　　3 、应密切注视地区外影响因素的变化。冷战后出现在中亚地区的地缘战略真空和中亚各国采取的多边平衡外交政策,使多种国际势力进入中亚地区。西方、俄罗斯、伊斯兰世界等主要政治力量在中亚各国的社会生活中都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并影响着中亚地区伊斯兰运动的发展。“乌伊运”历来都逃不开沙特、土耳其、伊朗、巴基斯坦、阿富汗等国势力的影子,而世界上的主要大国势力又假手这些国家对中亚地区施加影响。

　　4 、对中国西北地区已构成现实和直接的影响。“乌伊运”利用与我国西北地区有共同的民族历史和文化传统这一便利社会条件,煽动宗教狂热和民族情绪,并通过多种渠道和手段向中国西北地区传播极端宗教思想,甚至组织暴力渗透,使新疆等地的宗教形势在相当程度上受到了中亚地区的影响。而在“文明冲突论”和“中国威胁论”的影响下,中亚地区以及外来的某些政治势力也在别有用心地鼓吹“祸水东引”战略。[10 ] 对此,中国应严密地关注“乌伊运”等中亚地区伊斯兰运动和伊斯兰极端宗教势力的发展动态,与中亚国家有关部门加强协作,进行必要的信息和经验交流,防范境外极端宗教因素对中国的渗透,努力营造对中国西北边疆稳定与发展有利的外部空间。

(责任编辑:张希宇)

[作者简介]郭晓钊(1986 —) ,男,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2006 级学生。

参考文献:
[1 ] Seigei P. Poliakov ,“Everyday Islam: Religion andTradition in Rural Central Asia”, 1992 , M. E. Sharpe ,New York.
[2 ]许涛,何希泉. 世界宗教问题大聚焦[M] . 北京:时事出版社,2002 :355 —357.
[3 ]潘志平. 中亚的民族关系:历史、现状与前景[M] .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3 :106 - 107.
[4 ]俄罗斯欧亚网1www. eurasianet . org ,2003 - 2 -25.
[5 ]陈联壁. 中亚民族与宗教问题[M] . 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99 :259.
[6 ] Igor Lipovsky ,“The Awakening of Central AsianIslam”, Middle Eastern Study , Vol. 32 , No. 3 (J ul. 1996) ,PP1 - 21.
[7 ]汪金国. 多种文化力量作用下的现代中亚社会[M] . 武昌: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 :145.
[8 ] [俄]《独立报》,1998 年第11 期《合作》副刊.
[9 ]金宜久. 伊斯兰教与世界政治[M] .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 :112.
[10 ]潘治平. 中亚伊斯兰复兴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J ]1 西北史地,1998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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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亚的“新瓦哈比”运动和沙特的瓦哈比教派

［ 作者: 马福元   来自：《世界宗教研究》  

    在泛伊斯兰主义影响下，"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亚和俄罗斯北高加索地区出现了武装恐怖分子频频从事的暴力、恐怖活动，挑起的武装冲突和战争，均被视为是‘瓦哈比派’的作为。当前被国际社会指称的‘瓦哈比派’，与沙特官方遵奉的瓦哈比派，尽管有所关联，但它们之间仍有所区别。”它们对我国穆斯林产生的影响亦互不相同。

    1、泛滥于中亚的“新瓦哈比”运动。在我国学术界谈到的中亚“新瓦哈比”运动，实际上是指“1990年9月，以中亚穆斯林为主的伊斯兰复兴党在莫斯科登记成立”后所引发的一系列恐怖行为和活动。在“这个被外界视为‘瓦哈比派’的宗教性政党成立后，它又在中亚或公开或秘密地建立分支。次年年初，它发展了1万名党员，10月份已发展到7万名党员。苏联解体后，它在中亚国家虽被宣布为非法组织，但它仍积极活动。”

主要有：第一，"1997年6月，塔吉克斯坦当局与联合反对派停止内战、达成和解协议”，但联合反对派“要求宣布为非法的伊斯兰复兴党的合法化，并得以参加大选。同时，它并未放弃在塔建立伊斯兰国家的政治主张，表现出它的强烈的伊斯兰倾向。”

第二，" 1997年12月，乌兹别克斯坦纳曼干市4名警察被恐怖分子暗杀。翌年2月，发生一系列汽车爆炸案件，造成16人死亡，百余人受伤。到1998年6月底，共发生七十余起案件。”

第三，" 1998年5月，伊斯兰极端势力在吉尔吉斯开始抬头。在拘捕的4名外籍传教士的身上，搜查出录像带、录音带、外币和无声枪。他们在拘捕时竟然向警察开枪，他们还企图在吉招募儿童，送往国外训练。”

另外，还有像“1998年8月，约有300名武装分子从塔吉克斯坦潜入吉南部的巴特肯地区，这批武装分子劫持了包括一名内务部队的少将衔司令、4名日本地质专家在内的人质。”

第四，在北高加索地区，“继1999年7月200余名伊斯兰极端分子越境渗入达吉斯坦后，8月7日，一股500余人的武装分子同样越境进入达吉斯坦。”

"1999年9月，恐怖分子在莫斯科、达吉斯坦等地制造了多起爆炸事件。”

因此，我们肯定地说在“新瓦哈比”主张“圣战”的思想影响下，近年来泛滥于中亚、北高加索和苏联境内的一系列暴力恐怖活动，实际上已经不是一般的宗教问题或信仰问题，更不能代表伊斯兰教，它明显的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是个十分严重的社会问题，我们必须提高警惕。


    由于“新瓦哈比”运动坚持圣战的目的在于建立实施伊斯兰教法统治的所谓伊斯兰教政权和国家。正如“塔吉克斯坦的联合反对派内包括伊斯兰复兴党的成员。它在参政以后，从未放弃建立伊斯兰国家的企图。

吉尔吉斯国家安全部长称：‘瓦哈比派’的战略是在乌兹别克斯坦的费而干纳和吉的南部重新建立浩罕汗国（俄在19世纪吞并的正教合一的伊斯兰政权）。乌兹别克斯坦卡里莫夫总统说，‘瓦哈比派’力图推翻乌现政权，它的‘目标是执掌政权并普遍建立伊斯兰国家’。

渗入达吉斯坦的伊斯兰武装分子  ‘曾在车臣接受过武装训练。他们声称，要建立统一的车臣一达吉斯坦伊斯兰国家’，  ‘达吉斯坦伊斯兰舒拉’宣称：‘我们达吉斯坦穆斯林教徒正式宣布恢复独立的达吉斯坦伊斯兰国家’，‘我们宣布，捍卫伊斯兰国家是达吉斯坦每个穆斯林的义务，每个穆斯林应一直战斗到把所有的异教徒从穆斯林的领土上赶走为止。’

法新社同样报道说，渗入达吉斯坦境内的伊斯兰武装分子宣称，他们的‘目标是在北高加索地区建立一个独立于莫斯科的伊斯兰国家’。”

由此看来，“新瓦哈比”运动的圣战、输出革命的目的和暴力恐怖等绝对不同于沙特阿拉伯政府所主张的“瓦哈比教派”。我们知道，阿拉伯穆斯林世界有一定影响的瓦哈比教派是沙特政府的官方教义和国家统治思想，执政的沙特政府为维护自身的切身利益，实际上并不提倡圣战思想。

    2、沙特政府倡导的瓦哈比教派。

在国内学术研究中，对瓦哈比教派产生的缘由和演变历程的权威界说法是，“瓦哈比教派系近现代第一个以振兴伊斯兰教为旗帜的社会运动，系复古主义思潮的具体体现。18世纪中叶兴起于阿拉伯半岛中部地区。

它以纯洁宗教为号召，反对当时流行的，包括苏非派神秘主义在内的各种‘异端崇拜’，其矛头指向纵容异端崇拜的奥斯曼帝国；它反映了阿拉伯民族主义思想在近代的新觉醒。

它在穆斯林群众中引起广泛的反响，实际上是对奥斯曼帝国统治的一次挑战。”

这就说明瓦哈比教派产生的根本原因是振兴伊斯兰教，其思想不乏带有复古主义特征，以纯洁宗教为号召而反对各种异端，其矛头则是推翻奥斯曼帝国建立新政权。

    由于瓦哈比教派产生前的阿拉伯半岛存在诸多有悖伊斯兰教真精神的怪现象。

正如第一，“阿布杜勒·瓦哈比的反叛，起因于对先知的崇拜以及对先知的外孙和早期穆斯林圣者的近于崇拜。”

第二，“瓦哈比人为一种新的热情所鼓舞，他们厌恶对希贾兹的穆斯林始祖陵墓的半偶像式的崇拜。”

第三，近似于多神崇拜现象还有一旦“遇到灾难就向真主以外的被造物祈祷；向真主以外者求助；通过先知或圣徒向真主祈祷；以求得主的喜悦；要求真主以外者保护；向真主以外者发誓；参拜坟墓，向亡人祈祷和求情。”

第四，“在阿拉伯内地流行的诸如迷信、精灵之类的非伊斯兰教的崇拜和仪式，是伊斯兰教的堕落现象。”

所以它主要“坚持《古兰经》、圣训和先辈派学说，不受任何约束地进行教法创制，一切应回到《古兰经》中去；他否定在现世生活中通过媒介接近安拉的行为，认为要使使者说情，求助于圣徒消灾降福的请愿行为都属于多神信仰，应与之圣战；反对纪念圣徒的生日，反对苏非派以吹笛击鼓伴随纪念安拉的仪式；反对神学家、哲学家、苏非对伊斯兰信仰作出的种种阐释和渲染；他宣布专制统治的非法性，提倡取消高利贷交易，禁止穿着丝绸和华丽服装、佩戴首饰，禁止吸烟、饮酒、赌博、听音乐、跳舞，反对一切腐化、堕落和违背人格的享受。”

因此“可以说瓦哈比教派运动揭开了伊斯兰教近现代社会运动的序幕。”且“长期以来，沙特阿拉伯一贯奉行温和的原教旨主义，它是在不断协调王权与教权的过程中步入现代社会的，并且被视为一个成功的典型范例。”

    3、瓦哈比教派影响下的我国“伊赫瓦尼派”和“赛来费耶派”。学术界大多承认“瓦哈比耶派的主张，同样传到了中国穆斯林地区”并产生了较大影响，最明显的是  “清末西北地区兴起的伊合瓦尼派。”

我国学术界认为“伊合瓦尼派是在瓦哈比教义影响下诞生的一个新教派。它强调穆斯林间的兄弟情谊，主张‘一切回到《古兰经》去’，倡导‘凭经立教’、‘尊经革俗’。所以，该派又自称‘尊经派’、‘圣行派’、‘新行派’、‘新兴派’或‘新派’。”

创始人马万福“瞒着瓦里家阿訇，自带了三本瓦哈比耶派的经典回国。”并“针对当时中国穆斯林的具体情况提出了十条革新意见，俗称‘果园十条’。

其主要内容是：(1)不聚众共同念《古兰经》，主张一人念，大家听。  (2）不高声赞圣。(3)不多念‘都哇’（祈祷词）。(4）不朝拜拱北。(5)不请阿訇念  ‘讨白’（忏悔）。(6)不纪念亡人的日子。(7)不用《古兰经》给亡人转‘费提耶’。  (8)强调天命功课，不强调付功。(9)对教义条款以简便易行为原则。(10)不能请人代念《古兰经》，善事也不能请人代做。

这些主张，逐步得到了一些穆斯林的拥护，形成了一个比较著名的宗教派别，成为中国伊斯兰教中的三大教派之一。”

由于伊黑瓦尼派产生时的中国“已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清王朝正处于覆灭的前夕。政治上极为腐败，国民经济濒临破产，帝国主义伺机继续瓜分中国。严重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以及民族歧视政策，使国内各民族人民陷于更加悲惨的境地。灾难深重的穆斯林群众朝拜道堂、拱北、圣裔陵墓，祈求太爷、老人家保佑的活动十分盛行。

马万福深感十九世纪末的中国穆斯林所处的环境和他们的情况与十八世纪阿拉伯穆斯林的境况和遭遇有很多相似之处，从而受到启发。”

他回国后“坚持‘认主独一’，严格遵行‘五功’，反对门宦制度，提倡革俗，禁止利用宗教活动从中牟利的做法，受到一部分教众的欢迎。”

我国的“伊赫瓦尼派”或后来的“赛来费耶派”虽都曾程度不同地受“瓦哈比教派”的思想影响，但当代的中国穆斯林已学会理性思考，智慧在穆斯林行为中起着重要作用，绝不会毫无理智的模仿泛滥于中亚的“新瓦哈比”运动，做些盲目、草率和愚蠢的傻事。

    4、对跨界相聚的中国穆斯林要做具体分析。

从部分资料看，部分民族群众居住于他国，大致表现在：

第一，苏联从20世纪初开始因国内劳动力奇缺，一直极力招募新疆劳工。"1928-1930年间，苏联修筑土西铁路（突厥斯坦一阿拉木图一新西伯利亚）时招募了大量华工，其中包括一些维吾尔人。从20世纪60年代起，一些少数民族也自愿作为劳务人员输出到西亚或其他地区，如哈萨克人通过土耳其签订劳务输出合同前往西德、法国、瑞士等国做工。”

在元代，回族进入云南后又“开始在缅甸和泰国北部经商。明代，回族商人在缅甸北部开矿，其中少量留下定居，成为早期华侨。清代，云南地区回族马帮贸易的对外贸易路线已达11条之多”。"

20世纪20-30年代，在泰国北部已形成了一个繁荣的云南穆斯林社区，其中有的商人变得十分富有，并与泰国政府关系密切。”

第二，中国西北和西南地区出国求学和前往麦加朝圣的人中，“有些朝圣者因到麦加朝圣后无钱返回而滞留该地。为了到麦加朝圣，他们倾其所有，抵达麦加后所剩无几，不得不自谋生计。开始是卖水、打馕、做小买卖，随后结婚生育，便留居沙特阿拉伯、埃及或其他西亚国家。有的则因途中旅费耗尽而留居沿途国家。”

“有的是为探求伊斯兰学理，有的是原赴埃及爱资哈尔大学求学的留学生。”

第三，在政治因素影响下“大致包括以下几种：

历代中国政府的歧视政策所致；民族起义后遭镇压而被迫逃往；叛乱或战争失败后被迫逃走。”

像元明清代的“壮族、瑶族、苗族更为歧视，从而导致多次民族起义。”

“这些起义进行残酷镇压，迫使一些少数民族流落他乡，迁移到越南、老挝等国。”

清代的“两次回民起义：19世纪后期由白彦虎率领的陕甘回民起义和云南杜文秀领导的回民起义。两次起义失败后，均遭到清政府残暴镇压，前者造成陕甘回民先转移新疆，后逃至中亚，形成了后来的东干人。后者导致大量云南同族移民缅甸和泰国。”

“最典型的是20世纪30年代新疆哈萨克族牧民的例子……经西藏抵达印度时还剩3039人。由于安置不妥，这批哈萨克人最后只剩下2000余人。

在017-1942年期间，盛世才统治下的新疆一片恐怖气氛。南疆大部分地区均有少数民族移民国外，以避灾祸。”

第四，国外势力的影响如“1881一1884年间，被迫迁入俄国的中国人达十万多人，维吾尔人约占4万至5万……

从1945-1962年，苏联一直力图从新疆发展  ‘侨民’，最后到伊塔事件，这期间赴苏的维吾尔等族民众达二十余万。

在伊塔事件中，大约6万中国边民出走哈萨克斯坦，其中大部分是维吾尔人。”

从我国穆斯林民族跨界相聚的原因及实际情况看，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虽身在国外，但时常关注本民族及家乡的发展。

新泛伊斯兰主义

   作者: 马福元   来自：《世界宗教研究》  

 新泛伊斯兰主义是在沙特阿拉伯国家和国际伊斯兰组织推动下，在伊斯兰世界陆续建立的许多国际组织和机构，同战前泛伊斯兰主义相比具有多中心的特征，在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教育等领域富有广泛团结与合作精神。

    1、世界穆斯林大会：它是在土耳其革命后，伊斯兰世界由于失去统一领导中心，故战后伊斯兰世界亟待建立新领导中心这一需求之下召开的。在沙特阿拉伯国王伊本·沙特带领下，于1926年在麦加召开首届世界穆斯林大会，原计划推举新的精神哈里发，但因意见分歧未能达成协议，只泛泛强调世界穆斯林团结问题。其宗旨是“在世界各地传播伊斯兰教，宣扬超国家、超民族、超地域的泛伊斯兰主义，维护与增进伊斯兰国家的团结、互助、合作，抵制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和西方世俗化倾向。”

    2、世界伊斯兰教大会：于1955年在埃及前总统纳赛尔发起并成立的团结穆斯林大会，是非官方组织的民间活动。其任务是“研究全世界穆斯林的历史与现状，掌握与穆斯林的宗教、社会、民族有关的问题；对一切伊斯兰国家或团体提供技术援助；加强和建立伊斯兰世界的经济和财政关系；加强关于教法和立法方面的协作，以教法为基础，实现法规的统一；巩固和建立穆斯林之间的教育、文化关系；定期召开旨在加强穆斯林之间联系和增进福利的会议，以提高穆斯林的宗教意识和对世界的观察力，并搞好穆斯林个人之间的关系。”

    3、伊斯兰世界联盟：于1962年5月建立在麦加的第三个新泛伊斯兰主义组织，是当前最活跃的泛伊斯兰主义国际组织，是沙特国王利用朝觐机会在麦加召集各国穆斯林代表并通过协商后宣告成立的自称代表全世界所有穆斯林的联盟。该国际宗教组织，  “在常设秘书处下设有许多办事机构，主要有组织委员会与会议部、伊斯兰文化部、穆斯林少数民族事务部、伊斯兰天文台部、图书与文献发行部、伊斯兰法律部、伊玛目与宣教学院等。”宗旨是“在全世界传播伊斯兰教的信息和教义，在伊斯兰教各国建立伊斯兰中心；消除反伊斯兰教的虚假宣传在穆斯林中造成的不良影响；维护与增进穆斯林少数民族在宗教、教育、文化等方面的权利；协助各地的穆斯林团体的宣教活动，促进他们的内部团结；支持建立在正义、平等基础之上的国际和平与合作。”其活动方式：一是利用朝觐机会在朝觐者中举行各种会议，交流信息，讨论伊斯兰世界面临的各种问题。二是明确要求要维护伊斯兰教原则，从事多方面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宣传，鼓励穆斯林要以《古兰经》和圣训为根据，遵循伊斯兰生活方式。三是印发《古兰经》、“圣训”和散发宗教宣传品，组织各种专题讲座。四是除一般性宗教活动外，“尤为重视从宗教角度对国际事务施加影响，包括维护伊斯兰国家间的团结、互助、合作，支持阿拉伯国家和巴勒斯坦人民反对以色列的斗争，向各国穆斯林提供资助，维护世界各地穆斯林少数民族的权益等。”

    新泛伊斯兰主义主要向世界表明，“它不仅没有因为民族主义的兴起而一筹莫展，相反却以它超越民族个性的泛宗教文化继续发挥作用。当然，这种作用既有有利于稳定世界政局、维护世界和平的一面，也有因不适当地从外部干预而使一个国家的内部冲突或某一地区性问题复杂化，甚至引起某一主权国家抗议的情况。此外，由于‘伊盟’各成员组织皆以维护本国利益为重，加之世界各种政治力量错综复杂的影响，泛伊斯兰团结的呼唤也有诸多局限性，成员组织之间也时常产生矛盾和冲突。”因此，它对我国穆斯林的影响并不明显。从特点上看：第一，它强调伊斯兰世界的团结、协作和统一。第二，新泛伊斯兰主义既有来自官方的自上而下的倡导，又有教界和知名人士以及群众的自下而上的支持，这是战后伊斯兰世界颇有生气的社会思潮和活动。第三，新泛伊斯兰主义有着明显的宣教性质。它积极支持伊斯兰世界各国宗教事业的同时，也热衷于非伊斯兰世界的宣教活动。第四，“新泛伊斯兰主义有着相当雄厚的经济基础。”从社会作用上看：一是调整伊斯兰世界的内部关系。“无论是官方的还是民间的，在涉及某一伊斯兰国家内政问题、或是双边（或多边）关系问题，往往采取调停，磋商而不作出偏袒任何一方的仲裁。”二是捍卫伊斯兰国家的利益和穆斯林少数的“合法权益”。在“对待非伊斯兰国家内部涉及穆斯林问题时，或是给予各国穆斯林少数以政治的、经济的、道义的支持，资助他们发展伊斯兰教事业，抵制当地的‘基督教化危险’；或是公开、直率地表明捍卫穆斯林的‘合法权益’的立场，支持其各种形式的、直至武装的斗争。”三是强化信仰，向非伊斯兰世界宣教，发展伊斯兰教事业。因此，从总体上看，首先新泛伊斯兰主义集中向非洲地区宣传伊斯兰教。其次则陆续向西欧和北美地区的移民当中宣教。由于“在泛伊斯兰思想的指导下，伊斯兰教当前在西欧、北美的一些国家  （如美、英、法、德、意等）已成为仅次于基督教的第二大宗教，在上述各国的人数已超过百万人。”在亚洲地区，“泛伊斯兰组织除了以大量资金援助马来西亚伊斯兰教的发展外，还以马来西亚为基地，向泰国、菲律宾、新加坡、斯里兰卡、缅甸、日本、韩国等国家和地区传播伊斯兰教。苏联解体后，它提出了‘绿化中亚’的战略即通过宣教活动使中亚伊斯兰化。”四是“新泛伊斯兰主义的活动不仅在无形中为伊斯兰教的民间复兴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而它本身也“是某些伊斯兰国家自上而下复兴伊斯兰教的一种官方活动形式”，它“已不单单是世界范围内流传的一种社会思潮，它成为一些伊斯兰国家对外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泛伊斯兰主义

［ 作者: 马福元   来自：《世界宗教研究》  

   

    我国学术界对泛伊斯兰主义及其产生的缘由存有不大相同的观点。有人认为，泛伊斯兰主义是西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对伊斯兰世界各国疯狂侵略、奴役的产物，是穆斯林对自身面临的严峻挑战的一种反应。由于政治上的四分五裂，宗教上的墨守成规和故步自封严重地束缚着穆斯林的思想，使封建闭关锁国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落后。故“一度强盛的伊斯兰统治中心奥斯曼帝国到了18世纪业己风雨飘摇，全面衰退。”

因此，伊斯兰教的思想家们感到伊斯兰教有被西方基督教取代的危险从而纷纷寻求解脱办法，迫切要求改变现状，建立公正体制。于是，穆斯林学者们为复兴伊斯兰教信仰、振兴家园和抗击西方殖民掠夺则以“天下穆斯林皆兄弟”，“你们当全体坚持真主的绳索，不要自己分裂”经典要求为据，号召世界穆斯林联合起来共同反对西方的进攻。

另有人认为，泛伊斯兰主义有广狭之分。广义泛伊斯兰主义系指伊斯兰教由阿拉伯民族宗教转变为世界宗教进程中所形成的泛伊斯兰文化，即确立认主独一的宇宙观、正教合一的国家观、族教一体的民族观、宗教律法的指导作用等，其特征是“突破部落、部族、民族、血缘、语言、地域等限制性因素，使伊斯兰教成为超越性、普世性的宗教。”

他们还认为，泛伊斯兰文化与民族宗教文化的关系是共性与个性的关系，世界各民族穆斯林文化的总和就是泛伊斯兰文化的构成。离开文化的民族载体以及民族文化的个性，共性的伊斯兰文化便失去生存条件，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狭义泛伊斯兰主义则是近代东西方文化碰撞的产物。

随着欧洲殖民制度的建立和巩同，使伊斯兰世界在外族统治下陷入空前的政治与社会危机、信仰与民族认同危机，亟待寻求出路。由于伊斯兰文化曾是世界穆斯林民族的主体文化，处于危机状态下的它白然要以传统文化、方式来回应时代挑战。所以“狭义的泛伊斯兰主义，以实现穆斯林民族的独立白土为政治日标，期望以共同的宗教信仰、宗教感情为纽带以加强全世界穆斯林的团结互助，结成了）’‘泛的反殖民主义统一战线。”

还有人认为，它是“近现代流行于伊斯兰世界的一种宗教政治思潮。它的产生是针对伊斯兰教的政治衰落，主要是奥斯曼政权的衰落而引起，曾是穆斯林各族人民反对外强侵犯，捍卫信仰自由，争取民族独立的重要思想武器。”

    学者普遍认为泛伊斯兰主义作为一种政治理想己无人问津，而作为一种传统的宗教观念其影响力仍不容忽视。

尤其在近代伊斯兰教史上产生深刻影响，发展至今它仍然是伊斯兰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际政治生活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而阿富汗尼的思想则最具代表性，他“主张全世界穆斯林不分民族，拥戴一位共同的哈里发，在伊斯兰教法的基础上，建立起一个超国家、超民族、超地域的统一的伊斯兰人帝国。为了反对西方基督教国家的进攻，伊斯兰教国家必须实行改革和自强……提倡对‘现社会幸福生活’的重视，并建议通过纯化宗教、用理智巩固信仰并对群众严加管教等儿种途径去获得。”

    从现实性上看，泛伊斯兰主义与穆斯林群众的实际生活、社会和现实相差甚远。

一是“某些具体的行动纲领，仅限于一般性地号召穆斯林团结和实现宗教复兴，并且把宗教和社会的改革寄希望于伊朗国王纳绥尔丁、奥斯曼帝国苏丹哈米德二世等封建君主身上，这正好迎合了这些统治者利用泛伊斯兰主义来维持他们的封建专制统治的需要。”

二是泛伊斯兰主义者强调的伊斯兰教共性实际上“掩盖了阶级和民族的矛盾，有碍于日益发展的民族解放运动进程，不利于民族团结进步。伊斯兰世界内的非穆斯林不可能赞助泛伊斯兰主义，因为他们追求的是一种民族的，而不是宗教的新形式来体现东方的统一和对西方侵略的愤恨。而泛伊斯兰主义则是用现代政治形式以重现古代伊斯兰教社会的理想。这是他们难以接受的。

正因为这样，泛伊斯兰主义虽有反帝反殖的一面，却又极易被帝国主义所利用，把它们作为分化和削弱反帝反殖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工具，为他们的侵略和奴役政策服务。”

三是奥斯曼苏丹重申哈里发制度，“企图借助超国家、超民族、超地域的泛伊斯兰宗教情感来凸现自身的地位，以增强帝国的内聚力，并对抗咄咄逼人的欧洲列强。然而毕竟时过境迁。

古代哈里发制的理想未能挽救奥斯曼帝国的覆灭，而泛伊斯兰主义也遭到世界各族人民的冷落。”由于奥斯曼苏丹“早已不是虔诚无私、德高望众的哈里发，而是以世俗权力压倒宗教权威的专制主义者，被改良派斥为‘万恶之源’。”

四是正当“哈米德二世宣称自己为全世界穆斯林的哈里发时，其地位极其虚弱＿，不仅什叶派和阿拉伯半岛新兴的瓦哈比派拒绝承认，即使在帝国境内，也难以得到逊尼派穆斯林的有力支持。

为改变这种不利处境，哈米德二世曾多次同宗教界的亲信秘密策划，向各地派遣代理人，不惜以重金来收买各宗派、教团、圣地、陵园的宗教首领，还从印度、阿富汗、苏门答腊、爪哇、伊斯坦布尔等地收罗一批伊斯兰王公贵族的子弟，进行专门培训。据说，他把国家一半的税收耗费在泛伊斯兰宣教活动上，但收效甚微。”

因此，随着1924年土耳其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哈里发制度彻底结束，随之兴起了各种民族主义运动，如泛奥斯曼、突厥、都兰和泛阿拉伯主义以及其他地方民族主义。事实上，各民族主义思潮的出现抑制了泛伊斯兰主义的继续，使“泛伊斯兰主义宣传活动开始滑坡。”

    但是，“天下穆斯林皆兄弟的团结精神”对中国穆斯林却产生过正反两方面影响。譬如各地回民彼此往来，形同一家，这对加强穆斯林间的联系，促成回民的团结起了有益作用。

另外，在我国历史上也起过消极影响。譬如“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新疆喀什一带的人民起义，当地回民头领金相印所以把阿古柏请来原因之一，就是他是同教，结果引狼入室，给新疆各族人民带来深重灾难。

转战陕甘、顽强不屈的陕回领袖白彦虎，到新疆后所以投附阿古柏，除了其他原因之外，同教亦是一个重要因素，结果认敌为友，踏上错误的道路。这些教训都是沉痛的。”

瓦哈比派的真實面目 (6-7)

(6)

沙特·本·阿卜杜·阿齊茲以殘暴和無情而臭名昭著，他在統治麥加城時無故殺害了許多遜尼派學者，並以無端指控殘害麥加城的知名人士和德高望重之人。誰堅持自己的信仰，誰就會受到各種各樣的威脅。當時，他們派人到各大街小巷去宣傳：人們啊！你們應當加入沙特的宗教！求庇於他遼闊的福蔭。奧斯曼帝國海軍高級學院負責人、安優卜·薩布里將軍寫道：阿卜杜·阿齊茲·本·沙特在瓦哈比部落長老舉行的集會發表演講說：我們必須佔領所有城市和繁華之地，並向其居民教授我們的信仰和教律。我們為實現這個理想不得不讓那些聲稱追隨穆罕默德的聖行和宗教的遜尼派學者從地球上消失，……尤其是那些著名和受人敬仰的學者，因為只要他們活著，他們就不會給我們的教胞好臉色看，因此，我們首先必須剷除那些自稱學者的人。

 ……沙特·本·阿卜杜·阿齊茲在佔領麥加城後繼續侵占阿拉伯半島上的其它重要城市，在這之中，他們襲擊了海濱城市吉達市。瓦哈比派信徒伊本·布什爾在《納季迪歷史》中寫道：沙特在麥加城居住了20多天，然後為侵占吉達市而離開麥加城，他首先包圍了吉達市，但是吉達市的長官用大砲消滅了許多瓦哈比派信徒，使他們潰不成軍。瓦哈比的軍隊在遭到失敗後沒有撤回麥加城，而是返回自己的大本營即內志，因為他們聽說一支伊朗軍隊襲擊了內志地區。在此情況下，出現了一個從瓦哈比派信徒手中奪回麥加城的良機，在遭到瓦哈比派信徒襲擊後逃亡到吉達市的麥加城總督謝里夫·加里卜在吉達市總督的支持下率領大軍向麥加城進發。由於他們擁有大砲，因此能夠輕而易舉地戰勝瓦哈比派軍隊和解放麥加城。儘管如此，瓦哈比派信徒仍致力於侵占全世界穆斯林最重要的中心——麥加城。 

伊斯蘭教曆1219年，他們奉沙特的命令再次包圍了麥加城。他此舉導致麥加城的許多居民因飢渴而死去。沙特下令把進出麥加城的所有道路全部封鎖出來，從麥加城逃出來的人一律處死。 

據歷史記載，麥加城有許多兒童死去，他們的屍體被堆放在麥加城的小巷裡。麥加城的長官謝里夫·加里卜無奈只得與瓦哈比派和解。 

伊斯蘭教曆1220年他與瓦哈比派軍隊達成妥協協議。歷史學家就此寫道：“麥加城的長官因害怕而服從了瓦哈比派軍隊的命令，當他們進入麥加城後，他非常熱情地招待他們，並向瓦哈比派的領袖和學者贈送昂貴的禮物，以便保住自己和麥加人民的性命。” 

瓦哈比派信徒再次佔領麥加城後，他們規定，禁止伊拉克人四年，禁止敘利亞人三年和禁止埃及人兩年前來麥加朝覲。沙特在佔領麥加城後企圖佔領聖城麥地那。後來他下令包圍了該城市，但是麥地那人決定抵抗到底。最終，在伊斯蘭教曆1221年在包圍麥地那城一年半後沙特佔領了該城市。 

瓦哈比派信徒掠奪了聖寺裡面的所有財寶，但是因為害怕穆斯林大眾反對，因此他們沒敢破壞伊斯蘭偉大先知的陵墓。瓦哈比派信徒還侵吞了四箱裝滿珍珠瑪瑙和各種鑲有珍貴寶石的飾品。此外，他們還搶劫了大約一百把鑲有寶石的黃金寶劍以及一批祖母綠和玉石。沙特·本·阿卜杜·阿齊茲在佔領麥地那城後把全城人民召集到聖寺裡，然後他開始這樣講話：“麥地那人啊！根據[今天，我已為你們成全你們的宗教]（古蘭經：5：3）這節經文，你們的宗教今天已經完善，你們已經得享伊斯蘭教的恩典，獨一的真主已經對你們感到滿意。因此你們應當放棄你們祖先的宗教，絕不要提記他們，也不要讚頌他們，因為他們已經全部在以物配主的情況下死去。” 

沙特在自己的征戰時期殺害了許多無辜的穆斯林，他的殘暴在當時使阿拉伯人民和君王感到恐懼，以至於人民因害怕死亡而不敢去麥加朝覲。麥地那的長官因害怕死亡，因此奉沙特的命令把位於麥地那巴基爾和麥地那其它地區先知後裔中的伊瑪目​​們的陵墓夷為平地。他在希賈茲把瓦哈比派定為國教，瓦哈比派信徒甚至還想把宣禮詞中讚頌伊斯蘭偉大先知的句子刪掉。 

至此，希賈茲和阿拉伯其它地區的學者和知名人士再也忍無可忍，於是他們給奧斯曼帝國國王寫了一封信，告訴他瓦哈比派的勢力日漸強大。 

他們強調：瓦哈比派信徒不滿足於沙特，他們打算侵占奧斯曼帝國的領土和壓迫所有穆斯林。奧斯曼帝國統治著希賈茲、也門、埃及、巴勒斯坦、敘利亞和伊拉克。奧斯曼國王命令埃及長官與瓦哈比派作戰。正在這段時期，沙特在達爾伊葉市因腸癌病逝，享年66年。在他死後，他的兒子阿卜杜拉繼承了他的位子。埃及長官穆罕默德·阿里·帕沙得到奧斯曼帝國的支持，因此在與瓦哈比派信徒發生的戰爭大獲全勝，並解放了麥加、麥地那和塔伊夫市。

 埃及長官在這些戰爭中逮捕了瓦哈比派軍隊的部分指揮官，並將其押送到奧斯曼帝國的首都伊斯坦布爾。 

但是與瓦哈比派的戰事仍沒有結束，埃及長官穆罕默德·阿里·帕沙再次率軍從水路前往希賈茲地區。 

他把麥加城當作自己的基地，把麥加長官及其兒子流放到邊遠地區，並沒收他們的財物。 

他返回埃及後，命令一名名叫易卜拉欣·帕沙的將領率軍前往內志地區。 

易卜拉欣·帕沙在內志地區包圍了瓦哈比派信徒的基地達爾伊葉市，瓦哈比派信徒面對易卜拉欣·帕沙的軍隊頑強抵抗，但是由於易卜拉欣·帕沙擁有許多諸如大砲和熱武器在內的裝備，最終佔領了達爾伊葉市，並逮捕了阿卜杜拉·本·沙特。

 阿卜杜拉·本·沙特及其許多親信被押往奧斯曼帝國首都。奧斯曼國王下令讓阿卜杜拉及其親信游街示眾之後將他們處死。

 隨著阿卜杜拉·本·沙特、沙特家族時期的官員和其它親信被處死後，伊斯蘭世界的各種城市舉行了慶祝儀式。

 易卜拉欣·帕沙在達爾伊葉市大約停留了九個月，然後他下令轉移該市居民並摧毀該市。易卜拉欣·帕沙殺死或者流放了穆罕默德·本·阿卜杜·瓦哈卜和沙特家族的許多後裔，以便人民忘記這個危險的教派。

 在取得這些勝利後，奧斯曼國王委任穆罕默德·阿里·帕沙作為內志和希賈茲地區的長官。鑑於此，在伊斯蘭教曆1234年，瓦哈比派被徹底剿滅，在後來的將近一個世紀裡再沒有人聽到他們的名字。 

埃及軍隊在內志地區的征戰取得了巨大的成就，阿卜杜·阿齊茲及其兒子沙特建立的國家被摧毀，許多瓦哈比派信徒被處死。

 瓦哈比派的宣傳以及把該教法極端思想強加給人民的行徑終於結束，瓦哈比派信徒在人民中製造的恐懼終於菸消雲散。

(7)


沙特家族遭到奧斯曼帝國的重創後逐漸衰落，從伊斯蘭教曆1235年至1300年間，僅有數名沙特家族的後嗣能夠短暫地統治瓦哈比派的基地達爾伊葉市和其它部分地區，但是每次都被奧斯曼帝國鎮壓下去，他們的政權根本不牢固。 

事實上，這53年是沙特家族最衰落的時期，直到阿卜杜·阿齊茲·本·阿卜杜·拉哈曼在伊斯蘭教曆1318年戰勝沙特家族的夙敵即拉希德家族，一年後，他佔領了沙特半島東部的利雅得市。從此，沙特家族的勢力日趨壯大，最終再次讓極端的瓦哈比派恢復了自己的活動。 

阿卜杜·阿齊茲·本·阿卜杜·拉哈曼以伊本·沙特著稱，他為擴張和鞏固自己的疆域從忠誠的瓦哈比派信徒中組建了一支名為“認主獨一兄弟會”組織。 “認主獨一兄弟會”實際上是瓦哈比派的宗教和軍事組織，他們的責任是在沙特半島宣傳瓦哈比派的思想和信仰。

 據歷史記載，阿卜杜·阿齊茲是在英國的幫助和支持下才獲得政權的，當然，在過去幾個世紀裡，可以從部分事件中看到霸權主義勢力的踪影。殖民主義者幫助沙特半島部分追名逐利的人獲得政權，然後通過他們執行自己的政治計劃。

 阿卜杜·阿齊茲·本·沙特就是其中一人，他與英國建立政治關係，並在該國的支持下獲得政權和地位，最終戰勝了自己的對手。 

那段時期正好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的時期，英國致力於戰勝奧斯曼帝國，企圖消滅和瓦解自己的對手。 

因此，英國政府為實現自己在內志地區的目的與兩個忠於自己的大家族建立了友誼關係，這兩個家族就是統治著希賈茲地區（包括麥加和麥地那）的哈希米家族和統治著利雅得市和內志地區的沙特家族。

 英國為了令阿拉伯各部落滿意以及利用他們攻打奧斯曼帝國開始玩弄和操縱這兩個家族，並向每一個家族派遣了一名聯絡員。以“阿拉伯的勞倫斯”聞名的托馬斯·愛德華·勞倫斯被派往謝里夫·侯賽因家族，而表面上皈信伊斯蘭教並取名為阿卜杜拉的哈里·聖·約翰·比利吉爾·菲利比被派往沙特家族。 

托馬斯·愛德華·勞倫斯為謝里夫·侯賽因帶來了英國政府的喜訊，他說：打敗奧斯曼帝國後將把統治整個沙特的權力交給他。英國政府還向阿卜杜·阿齊茲·沙特許下了同樣的諾言。英國承認了阿卜杜·阿齊茲對內志、伊赫薩、卡西姆和朱拜勒地區的統治權。

 根據伊斯蘭教曆1333年阿卜杜·阿齊茲與英國之間達成的協議，英國承諾每年向沙特家族提供六萬英鎊的資金援助，並支持阿卜杜·阿齊茲及其子孫應對外國軍隊的襲擊；反過來，伊本·沙特承諾不攻擊英國在沙特的領地，不向英國的敵人提供優惠條件。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麥加長官侯賽因·本·阿里（哈希米家族成員）自稱自己是阿拉伯的蘇丹，並向沙特家族宣戰。但是阿卜杜·阿齊茲在英國政府的幫助下打敗了麥加長官。在接下來的數年間，沙特家族開始擴張自己的領土，但是英國政府為維護自己的利益不支持阿卜杜·阿齊茲·沙特佔領整個阿拉伯半島，然而伊本·沙特卻執意擴張自己的領土和占領希賈茲地區，因此他決定揮軍向尊貴的麥加前進。 

伊斯蘭教曆1342年，瓦哈比派的軍隊在抵達麥加前佔領了希賈茲地區的一個重要城市——塔伊夫市。 

塔伊夫市的長官因害怕瓦哈比派的軍隊所以在他們發動攻擊之前悄悄地逃跑了。因此塔伊夫市的貴族們在與瓦哈比派大軍進行的談判中願意以和平的方式向他們投降，但是瓦哈比派大軍進入城里後違背了承諾，他們對城里手無寸鐵的男女老少居民進行無情的殺戮，遇難者的人數達到了兩千人，其中包括許多學者。 

隨後瓦哈比派的軍隊又開始沿著塔伊夫市的街道燒殺擄掠，阿卜杜·阿齊茲的軍隊在塔伊夫市犯下的惡行讓人們想起了瓦哈比派信徒以前曾在塔伊夫市犯下的滔天罪行。 

遇難者中有一人是沙菲伊學派的穆夫梯謝赫·阿卜杜拉·祖瓦里，瓦哈比派軍隊把他從清真寺裡趕出去之後將他凌遲處死。不久後，阿卜杜·阿齊茲又佔領了伊斯蘭教的中心——麥加城。 

在阿卜杜·阿齊茲違反協議向希賈茲地區發動襲擊後，英國政府一開始提出反對，但是最後該國承認了阿卜杜·阿齊茲在沙特的統治權。 

因為英國在中東地區需要一個忠於自己的傀儡政權。另一方面，因該國覬覦沙特的石油資源，因此他們放棄了哈希米家族，並全力支持沙特家族佔領整個阿拉伯半島。
 
 伊斯蘭教曆1351年，根據瓦哈比派的信仰他們建立了沙特王朝，從此，這個極端的學派為傳播自己的信仰建立了堅實的基礎。阿卜杜·阿齊茲自稱是瓦哈比派的領袖和兩大聖地的僕人。 

沙特家族一開始通過大屠殺和掠奪穆斯林的財富等手段保障自己的經費，現在通過銷售石油和建立貿易關係聚斂了許多財富。在阿卜杜·阿齊茲於公曆1953年逝世後，根據他的遺囑由他的兒子們繼承他的地位。 

阿卜杜·阿齊茲共有39個兒子，按年齡大小繼承王位。阿卜杜·阿齊茲的第一個兒子叫沙特，第二個兒子叫費薩爾。但是，沙特家族內部的矛盾最終導致費薩爾被暗殺。在費薩爾時期發生的另一件事情是，他罷免了謝赫家族（伊本·阿卜杜·瓦哈卜的子孫）的宗教領導權，該家族被罷免宗教領導權後變成了一個與沙特家族對立的政治黨派，從此沙特家族與伊本·阿卜杜·瓦哈卜家族近兩百年的合作終於結束。

 在費薩爾死後，哈立德·本·阿卜杜·阿齊茲繼承了王位，在哈立德執政時期發生了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那就是在伊朗爆發了伊斯蘭革命。這一偉大的革命運動使瓦哈比派信徒感到害怕，因為伊朗伊斯蘭革命是一個根據伊斯蘭教教導反對美國和強權主義勢力的運動，該運動反對包括瓦哈比派思想在內的極端思想。 

在哈立德於伊斯蘭教曆1402年逝世後，法赫德·本·阿卜杜·阿齊茲成為了沙特國王，他稱自己是兩大聖地的僕人。他以伊斯蘭教的名義犯下了一些錯誤的行為，例如：他把巴勒斯坦人民抵抗​​猶太復國主義政權的立場變成和平與妥協的立場，此外，伊斯蘭教曆1408年（公曆1987年）奉美國的命令屠殺了400名伊朗朝覲者。在法赫德於伊斯蘭教曆1426年死後，馬利克·阿卜杜拉繼承了王位，他幫助猶太復國主義政權對付黎巴嫩抵抗運動，幫助也門和巴林統治者鎮壓本國人民。總之，瓦哈比派信徒在沙特政權的支持下通過出售石油聚斂了大量財富，並通過最先進的技術大肆宣揚瓦哈比派的極端思想。他們還修建宗教學院、大學，此外還在其它國家的窮人中分發金錢企圖通過這些手段把自己的極端思想強加給穆斯林群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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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端瓦哈比派暴力恐怖在新疆已成“常態化”，新疆的歷次大的暴力恐怖事件參與者都有接受“瓦哈比”教育後的背景。在有些維吾爾人聚居地，“瓦哈比”號召穆斯林撕毀戶口本、身份證、結婚證等與政府相關與“胡大”無關的證件，主張一切靠“主”，非“主”不認。  “瓦哈比”選擇在沒有甄別力維吾爾群眾中開始滲透。

  如果因為“瓦哈比”在沙特阿拉伯，就認為新疆的“瓦哈比”來自沙特或阿拉伯世界，恐怕是太機械，因為伊斯蘭教進入新疆並非由阿拉伯世界直接傳入而是由阿拉伯世界傳入中亞，再由中亞傳入新疆, “瓦哈比”進入新疆也是這個軌跡。

 新疆“瓦哈比”的來源國家，主要就是烏茲別克斯坦。對新疆進行暴力恐怖和分裂活動的國際恐怖組織最主要有兩個，一是“東突”二是“烏伊運（烏茲別克斯坦伊斯蘭教運動）”，北京10.28案件就有“烏伊運”的背景，而烏茲別克的極端分子妄圖恢復近代曾在新疆的“光榮”（罕浩國近代對新疆短期的佔領），其終極企圖是在整個中亞，包括新疆建立一個大伊斯蘭教政權，所以前蘇聯一解體，他們就在莫斯科註冊了一個伊斯蘭復興黨，其宗旨就是在中亞建立一個伊斯蘭“政教合一”的國家。這就應該是中亞將“瓦哈比”與統一中亞相勾連的“新瓦哈比”運動的開始。 

 新疆大學是新疆的重要思潮的“策源地”，新疆大學這些年已破獲多起在學生中發展“東突厥斯坦人民革命黨”（成立於1967年）成員的案件，國際恐怖組織“伊扎布特”也在新疆大學活動，宣傳極端伊斯蘭思想。 “伊扎布特”翻譯成漢語，意思就是“教育學生”，該“組織”1998年開始在新疆滲透發展，並以烏魯木齊市的大中專院校作為其滲透重點。這些滲透活動顯然是有策略的。 2009年的“七五”事件就是以新大的學生“上街”開始的。

  現代伊斯蘭復興運動直指兩大命題：民族問題和社會問題。對新疆維吾爾社會來說，最大的問題恰好是這兩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