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亚的“新瓦哈比”运动和沙特的瓦哈比教派

［ 作者: 马福元   来自：《世界宗教研究》  

    在泛伊斯兰主义影响下，"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亚和俄罗斯北高加索地区出现了武装恐怖分子频频从事的暴力、恐怖活动，挑起的武装冲突和战争，均被视为是‘瓦哈比派’的作为。当前被国际社会指称的‘瓦哈比派’，与沙特官方遵奉的瓦哈比派，尽管有所关联，但它们之间仍有所区别。”它们对我国穆斯林产生的影响亦互不相同。

    1、泛滥于中亚的“新瓦哈比”运动。在我国学术界谈到的中亚“新瓦哈比”运动，实际上是指“1990年9月，以中亚穆斯林为主的伊斯兰复兴党在莫斯科登记成立”后所引发的一系列恐怖行为和活动。在“这个被外界视为‘瓦哈比派’的宗教性政党成立后，它又在中亚或公开或秘密地建立分支。次年年初，它发展了1万名党员，10月份已发展到7万名党员。苏联解体后，它在中亚国家虽被宣布为非法组织，但它仍积极活动。”

主要有：第一，"1997年6月，塔吉克斯坦当局与联合反对派停止内战、达成和解协议”，但联合反对派“要求宣布为非法的伊斯兰复兴党的合法化，并得以参加大选。同时，它并未放弃在塔建立伊斯兰国家的政治主张，表现出它的强烈的伊斯兰倾向。”

第二，" 1997年12月，乌兹别克斯坦纳曼干市4名警察被恐怖分子暗杀。翌年2月，发生一系列汽车爆炸案件，造成16人死亡，百余人受伤。到1998年6月底，共发生七十余起案件。”

第三，" 1998年5月，伊斯兰极端势力在吉尔吉斯开始抬头。在拘捕的4名外籍传教士的身上，搜查出录像带、录音带、外币和无声枪。他们在拘捕时竟然向警察开枪，他们还企图在吉招募儿童，送往国外训练。”

另外，还有像“1998年8月，约有300名武装分子从塔吉克斯坦潜入吉南部的巴特肯地区，这批武装分子劫持了包括一名内务部队的少将衔司令、4名日本地质专家在内的人质。”

第四，在北高加索地区，“继1999年7月200余名伊斯兰极端分子越境渗入达吉斯坦后，8月7日，一股500余人的武装分子同样越境进入达吉斯坦。”

"1999年9月，恐怖分子在莫斯科、达吉斯坦等地制造了多起爆炸事件。”

因此，我们肯定地说在“新瓦哈比”主张“圣战”的思想影响下，近年来泛滥于中亚、北高加索和苏联境内的一系列暴力恐怖活动，实际上已经不是一般的宗教问题或信仰问题，更不能代表伊斯兰教，它明显的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是个十分严重的社会问题，我们必须提高警惕。


    由于“新瓦哈比”运动坚持圣战的目的在于建立实施伊斯兰教法统治的所谓伊斯兰教政权和国家。正如“塔吉克斯坦的联合反对派内包括伊斯兰复兴党的成员。它在参政以后，从未放弃建立伊斯兰国家的企图。

吉尔吉斯国家安全部长称：‘瓦哈比派’的战略是在乌兹别克斯坦的费而干纳和吉的南部重新建立浩罕汗国（俄在19世纪吞并的正教合一的伊斯兰政权）。乌兹别克斯坦卡里莫夫总统说，‘瓦哈比派’力图推翻乌现政权，它的‘目标是执掌政权并普遍建立伊斯兰国家’。

渗入达吉斯坦的伊斯兰武装分子  ‘曾在车臣接受过武装训练。他们声称，要建立统一的车臣一达吉斯坦伊斯兰国家’，  ‘达吉斯坦伊斯兰舒拉’宣称：‘我们达吉斯坦穆斯林教徒正式宣布恢复独立的达吉斯坦伊斯兰国家’，‘我们宣布，捍卫伊斯兰国家是达吉斯坦每个穆斯林的义务，每个穆斯林应一直战斗到把所有的异教徒从穆斯林的领土上赶走为止。’

法新社同样报道说，渗入达吉斯坦境内的伊斯兰武装分子宣称，他们的‘目标是在北高加索地区建立一个独立于莫斯科的伊斯兰国家’。”

由此看来，“新瓦哈比”运动的圣战、输出革命的目的和暴力恐怖等绝对不同于沙特阿拉伯政府所主张的“瓦哈比教派”。我们知道，阿拉伯穆斯林世界有一定影响的瓦哈比教派是沙特政府的官方教义和国家统治思想，执政的沙特政府为维护自身的切身利益，实际上并不提倡圣战思想。

    2、沙特政府倡导的瓦哈比教派。

在国内学术研究中，对瓦哈比教派产生的缘由和演变历程的权威界说法是，“瓦哈比教派系近现代第一个以振兴伊斯兰教为旗帜的社会运动，系复古主义思潮的具体体现。18世纪中叶兴起于阿拉伯半岛中部地区。

它以纯洁宗教为号召，反对当时流行的，包括苏非派神秘主义在内的各种‘异端崇拜’，其矛头指向纵容异端崇拜的奥斯曼帝国；它反映了阿拉伯民族主义思想在近代的新觉醒。

它在穆斯林群众中引起广泛的反响，实际上是对奥斯曼帝国统治的一次挑战。”

这就说明瓦哈比教派产生的根本原因是振兴伊斯兰教，其思想不乏带有复古主义特征，以纯洁宗教为号召而反对各种异端，其矛头则是推翻奥斯曼帝国建立新政权。

    由于瓦哈比教派产生前的阿拉伯半岛存在诸多有悖伊斯兰教真精神的怪现象。

正如第一，“阿布杜勒·瓦哈比的反叛，起因于对先知的崇拜以及对先知的外孙和早期穆斯林圣者的近于崇拜。”

第二，“瓦哈比人为一种新的热情所鼓舞，他们厌恶对希贾兹的穆斯林始祖陵墓的半偶像式的崇拜。”

第三，近似于多神崇拜现象还有一旦“遇到灾难就向真主以外的被造物祈祷；向真主以外者求助；通过先知或圣徒向真主祈祷；以求得主的喜悦；要求真主以外者保护；向真主以外者发誓；参拜坟墓，向亡人祈祷和求情。”

第四，“在阿拉伯内地流行的诸如迷信、精灵之类的非伊斯兰教的崇拜和仪式，是伊斯兰教的堕落现象。”

所以它主要“坚持《古兰经》、圣训和先辈派学说，不受任何约束地进行教法创制，一切应回到《古兰经》中去；他否定在现世生活中通过媒介接近安拉的行为，认为要使使者说情，求助于圣徒消灾降福的请愿行为都属于多神信仰，应与之圣战；反对纪念圣徒的生日，反对苏非派以吹笛击鼓伴随纪念安拉的仪式；反对神学家、哲学家、苏非对伊斯兰信仰作出的种种阐释和渲染；他宣布专制统治的非法性，提倡取消高利贷交易，禁止穿着丝绸和华丽服装、佩戴首饰，禁止吸烟、饮酒、赌博、听音乐、跳舞，反对一切腐化、堕落和违背人格的享受。”

因此“可以说瓦哈比教派运动揭开了伊斯兰教近现代社会运动的序幕。”且“长期以来，沙特阿拉伯一贯奉行温和的原教旨主义，它是在不断协调王权与教权的过程中步入现代社会的，并且被视为一个成功的典型范例。”

    3、瓦哈比教派影响下的我国“伊赫瓦尼派”和“赛来费耶派”。学术界大多承认“瓦哈比耶派的主张，同样传到了中国穆斯林地区”并产生了较大影响，最明显的是  “清末西北地区兴起的伊合瓦尼派。”

我国学术界认为“伊合瓦尼派是在瓦哈比教义影响下诞生的一个新教派。它强调穆斯林间的兄弟情谊，主张‘一切回到《古兰经》去’，倡导‘凭经立教’、‘尊经革俗’。所以，该派又自称‘尊经派’、‘圣行派’、‘新行派’、‘新兴派’或‘新派’。”

创始人马万福“瞒着瓦里家阿訇，自带了三本瓦哈比耶派的经典回国。”并“针对当时中国穆斯林的具体情况提出了十条革新意见，俗称‘果园十条’。

其主要内容是：(1)不聚众共同念《古兰经》，主张一人念，大家听。  (2）不高声赞圣。(3)不多念‘都哇’（祈祷词）。(4）不朝拜拱北。(5)不请阿訇念  ‘讨白’（忏悔）。(6)不纪念亡人的日子。(7)不用《古兰经》给亡人转‘费提耶’。  (8)强调天命功课，不强调付功。(9)对教义条款以简便易行为原则。(10)不能请人代念《古兰经》，善事也不能请人代做。

这些主张，逐步得到了一些穆斯林的拥护，形成了一个比较著名的宗教派别，成为中国伊斯兰教中的三大教派之一。”

由于伊黑瓦尼派产生时的中国“已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清王朝正处于覆灭的前夕。政治上极为腐败，国民经济濒临破产，帝国主义伺机继续瓜分中国。严重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以及民族歧视政策，使国内各民族人民陷于更加悲惨的境地。灾难深重的穆斯林群众朝拜道堂、拱北、圣裔陵墓，祈求太爷、老人家保佑的活动十分盛行。

马万福深感十九世纪末的中国穆斯林所处的环境和他们的情况与十八世纪阿拉伯穆斯林的境况和遭遇有很多相似之处，从而受到启发。”

他回国后“坚持‘认主独一’，严格遵行‘五功’，反对门宦制度，提倡革俗，禁止利用宗教活动从中牟利的做法，受到一部分教众的欢迎。”

我国的“伊赫瓦尼派”或后来的“赛来费耶派”虽都曾程度不同地受“瓦哈比教派”的思想影响，但当代的中国穆斯林已学会理性思考，智慧在穆斯林行为中起着重要作用，绝不会毫无理智的模仿泛滥于中亚的“新瓦哈比”运动，做些盲目、草率和愚蠢的傻事。

    4、对跨界相聚的中国穆斯林要做具体分析。

从部分资料看，部分民族群众居住于他国，大致表现在：

第一，苏联从20世纪初开始因国内劳动力奇缺，一直极力招募新疆劳工。"1928-1930年间，苏联修筑土西铁路（突厥斯坦一阿拉木图一新西伯利亚）时招募了大量华工，其中包括一些维吾尔人。从20世纪60年代起，一些少数民族也自愿作为劳务人员输出到西亚或其他地区，如哈萨克人通过土耳其签订劳务输出合同前往西德、法国、瑞士等国做工。”

在元代，回族进入云南后又“开始在缅甸和泰国北部经商。明代，回族商人在缅甸北部开矿，其中少量留下定居，成为早期华侨。清代，云南地区回族马帮贸易的对外贸易路线已达11条之多”。"

20世纪20-30年代，在泰国北部已形成了一个繁荣的云南穆斯林社区，其中有的商人变得十分富有，并与泰国政府关系密切。”

第二，中国西北和西南地区出国求学和前往麦加朝圣的人中，“有些朝圣者因到麦加朝圣后无钱返回而滞留该地。为了到麦加朝圣，他们倾其所有，抵达麦加后所剩无几，不得不自谋生计。开始是卖水、打馕、做小买卖，随后结婚生育，便留居沙特阿拉伯、埃及或其他西亚国家。有的则因途中旅费耗尽而留居沿途国家。”

“有的是为探求伊斯兰学理，有的是原赴埃及爱资哈尔大学求学的留学生。”

第三，在政治因素影响下“大致包括以下几种：

历代中国政府的歧视政策所致；民族起义后遭镇压而被迫逃往；叛乱或战争失败后被迫逃走。”

像元明清代的“壮族、瑶族、苗族更为歧视，从而导致多次民族起义。”

“这些起义进行残酷镇压，迫使一些少数民族流落他乡，迁移到越南、老挝等国。”

清代的“两次回民起义：19世纪后期由白彦虎率领的陕甘回民起义和云南杜文秀领导的回民起义。两次起义失败后，均遭到清政府残暴镇压，前者造成陕甘回民先转移新疆，后逃至中亚，形成了后来的东干人。后者导致大量云南同族移民缅甸和泰国。”

“最典型的是20世纪30年代新疆哈萨克族牧民的例子……经西藏抵达印度时还剩3039人。由于安置不妥，这批哈萨克人最后只剩下2000余人。

在017-1942年期间，盛世才统治下的新疆一片恐怖气氛。南疆大部分地区均有少数民族移民国外，以避灾祸。”

第四，国外势力的影响如“1881一1884年间，被迫迁入俄国的中国人达十万多人，维吾尔人约占4万至5万……

从1945-1962年，苏联一直力图从新疆发展  ‘侨民’，最后到伊塔事件，这期间赴苏的维吾尔等族民众达二十余万。

在伊塔事件中，大约6万中国边民出走哈萨克斯坦，其中大部分是维吾尔人。”

从我国穆斯林民族跨界相聚的原因及实际情况看，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虽身在国外，但时常关注本民族及家乡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