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1月，在北京召开国民党“一大”60周年学术讨论会暨孙中山研究学会成立大会。会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主席邓颖超在讲话中建议：“只要大家都以祖国统一作为共同的前提，以诚相见，多商量，多交换意见，问题总是不难得到合情合理的妥善解决的。”她强调祖国统一是“历史的主流，分裂只是短暂的插曲”。她向台湾当局忠告：“孤悬海外，受制于人，这种局面终究是很难长期维持下去的。是非利害，何等分明。孰去孰从，不难立决。” 宋美龄看到邓颖超的讲话后,于同年2月16日回函邓颖超，对邓讲话中谈到的祖国统一问题，这次宋美龄没有回避，而是明确拒绝。她认为，大陆是因为无力武力解放台湾，才提出“第三次国共合作”。“今日真正之中国乃在台湾”是宋美龄最得意的话题。宋美龄在信中明确提出要中国共产党“信服三民主义统一中国”。
來源
邓颖超在纪念国民党"一大"六十周年学术讨论会暨孙中山研究学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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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各位学者、各位同志、各位朋友们：
60年前，1924年1月20日中国国民党在孙中山先生的主持下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革命政策，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这是一个很值得纪念的日子。今天，有这样多来自全国各地的学者共聚一堂，举行纪念这次大会的学术讨论会，并宣告孙中山研究学会的成立，我向大家表示热烈的祝贺!
孙中山先生是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卓越先驱。为了把中华民族从帝国主义、封建势力统治的苦难深渊中拯救出来，为着改造中国，他耗尽了毕生精力。他领导过辛亥革命，取得了推翻几千年君主专制制度的伟大胜利。但是，这次革命没有能改变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反动的逆流又重新增涨起来，国家的境况继续一天天坏下去。在那黑暗而艰难的岁月中，孙中山没有灰心，没有退却，继续顽强地奋斗着。他为一时还没有找到新的出路而感到极大的痛苦。
正在这个时候，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爆发了；接着，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成立了。共产党人在中国人民面前第一次提出了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领导了生气蓬勃的工农运动，并向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民主派伸出了热情的友谊的双手，建议共同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向帝国主义列强和封建军阀开战。在这个重要的历史时期，孙中山勇敢地实行了改组国民党、重新解释三民主义、实行国共合作这一系列重大的步骤。
毛泽东同志说过：“孙中山先生之所以伟大，不但因为他领导了伟大的辛亥革命(虽然是旧时期的民主革命)，而且因为他能够‘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革命政策，对三民主义作了新的解释，树立了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
实行了一系列重大步骤，是极不容易的。这需要有高瞻远瞩的识力，还需要有果断的坚强毅力。孙中山先生无愧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当他认清了应该走的道路以后，他是无所畏惧的。他在廖仲恺、宋庆龄、何香凝等许多国民党内的真正革命者的支持下，顶住了来自帝国主义的强大压力，排除了来自自己周围的一些不能随着时代前进的顽固分子的阻挠。国共两党，终于在谋求国家独立、民主、统一、繁荣富强的共同基础上，在国民革命的共同目标下，携手合作了。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孙中山先生亲自主持下进行的。他以极大的热情对待这次代表大会。这次大会一致通过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国国民党章程》和《组织国民政府之必要案》等重要议案。
孙中山先生在这次大会的宣言中对三民主义作出了适合时势要求的新解释。宣言明确指出：“国民党之民族主义，有两方面之意义：一则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二则中国境内各族一律平等。”宣言指出：“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也。”宣言还指出：“国民党之民生主义，其最要之原则不外二者；一曰平均地权，二曰节制资本。”孙中山在宣言中着重写道：“国民党之三民主义，其真释具如此。”可见只有这种三民主义才是真正的三民主义。这种新三民主义所解释的基本原则，是完全符合中国革命的要求的，是同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政治纲领的若干基本原则相一致的，因而成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共同纲领。
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成功，国共合作的实现，带来了什么?我们这些当时亲身经历过来的人，都清楚地记得，它带来了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它促进了工农运动在全国特别是在南方各省的蓬勃高涨。它带来了新的革命武装的创立，国共两党共同努力下的黄埔建军成了这种新的革命武装的核心和中坚。它还带来了国民革命思想在全国范围内空前规模的广泛传播。那时候，到处热气腾腾，形成了一股浩浩荡荡向帝国主义和军阀势力猛烈冲击的革命洪流。
毛泽东同志在回顾这段历史时，曾经说：“中国的革命，自从1924年开始，就由国共两党的情况起着决定的作用。由于两党在一定纲领上的合作，发动了1924年至1927年的革命。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还未能完成的革命事业，在仅仅两三年之内，获得了巨大的成就。这就是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创立和北伐战争的胜利。这是两党结成了统一战线的结果。”
孙中山先生在1925年3月临终时，谆谆嘱咐：“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
不幸的是，在1927年，由于国民党内一部分人背弃了孙中山先生《遗嘱》中的谆谆嘱咐，背弃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规定的道路，使第一次国共合作遭到了破坏，中国一时又回到黑暗和分裂的局面中去。可是，国民党“一大”在人们心中深深刻下的印记是任何力量抹煞不了的。
六十年过去了!在这半个多世纪的岁月里，祖国的面貌已经发生根本的变化。孙中山先生一生为实现中国的民族解放和人民民主制度而奋斗。这个目标已经由于1949年中国革命的胜利而得到实现。孙中山先生在辛亥革命以前就宣布：要使中国避免重蹈欧美的覆辙，避开资本主义的道路。到晚年，他更明确地宣布自己是社会主义的朋友。今天，社会主义在我国已不是一种理想，而成为生活中的现实。中国各族人民正在意气风发地努力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具有高度民主和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每一个爱国者、每一个忠实的国民党人都会清楚地看到：孙中山先生一生热烈追求的理想都已经得到实现，并正在继续向前推进。
在这样的时刻，我们自然更加怀念生活在台湾的骨肉同胞，祖国处于分裂状态的这种局面，再也不该继续存在下去了。孙中山先生生前多次强调：中国历来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国家统一是历史发展和人民意向的主流。他还反复阐述国家统一和独立、民主、繁荣富强的关系。他说:“统一是全体国民的希望。能够统一，全国人民便幸福。不能统一，便要受害。”
过去，国共两党进行过两次合作。这两次合作，实现了北伐和抗日的大业，收回了台湾，有力地促进了我们民族的进步。今天，我们的伟大民族和国家，仍然面对着一个发愤图强，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为人类作出较大贡献的问题。为什么不能像前两次一样，把民族大义放在第一位，以国家利益为重，消除因国共两党分裂而造成的炎黄子孙的隔绝状态，来共同建设我们的国家呢?
这几年来，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多次宣布和平统一祖国的大政方针和各项政策。去年6月，邓小平同志又同杨力宇教授谈到中国大陆和台湾和平统一的一些设想。他说:“问题的核心是祖国统一。和平统一已成为国共两党的共同语言。但不是我吃掉你，也不是你吃掉我。我们希望国共两党共同完成民族统一，大家都对中华民族作出贡献。”中国共产党人是“言必信，行必果”的。如果台湾的国民党朋友们，由于过去的长期隔绝，一时还有这样那样的顾虑，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希望，这种犹豫和拖延不要太长久了。只要大家都以祖国统一作为共同的前提，以诚相见，多商量，多交换意见，问题总是不难得到合情合理的妥善解决的。
我已经是八十岁的老人了。国民党“一大”前后的许多事情，我是亲眼看到的。我当时是国民党一个省党部的成员，在省党部工作过。1926年举行的国民党“二大”我是亲自参加的，在那次会议上李大钊、林祖涵(伯渠)、吴玉章、杨匏安、恽代英、谭平山等同志被选为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毛泽东、夏曦，许甦魂、董用威(必武)等同志和我被选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第二次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取得胜利的种种情景，至今还历历在目。孙中山先生当年那种力排众议、坚毅无畏的可敬形象，时常激励我们前进。我希望台湾的国民党人能够认真地重温一下这段历史，学习孙中山先生的伟大榜样，在认清历史的必然趋势以后，拿出足够的决心和勇气来，排除一切干扰，当机立断，作出正确的抉择。一部中国历史证明：统一一直是历史的主流，分裂只是短暂的插曲。孤悬海外，受制于人，这种局面终究是很难长期维持下去的。是非利害，何等分明。孰去孰从，不难立决。我深信，祖国大统一的千秋功业，—定能够早日得到实现。
最后，敬祝这次讨论会取得圆满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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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2月16日「給鄧穎超公開信」：
穎超先生大鑒：數年前「四人幫」倒垮前後，聞先生曾幾遭險厄，甚至受憂受逼，將至自殉邊緣，幸率無恙，論先生在共黨中之黨齡如此資深，尚時陷朝不保夕之境地，令人惻然不已。近閱報載，先生在我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六十週年紀念會中曾作一次演說，追念在我總理中山先生主持下，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確立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革命政策，茲將當時決策之來源為先生之道之。按當時國家處境危殆，外則有世界列強企圖恣意瓜分中國，加之個帝國主義籍不平等條約之各種特權，不斷榨取我人力、物力、資源，以填其欲壑，國內則有大小軍
閥猖獗，生靈塗炭，民生雕敝。我總理深感於此，乃為中國在國際上享有平等待遇，呼籲世界助我自助，亦即是求取消束縛我國之平等條約，但世界列強猶如聾啞，不加理會，此時僅新起之蘇聯政權，別具新裁，予我革命基地之廣東以有限之械彈，得一箭雙雕之收穫，當時，蘇聯政權被各國歧視，地位極為孤立，其予我一臂之助，既可博得全世界受壓迫眾生之好感，並又可以之炫耀於列強之前，顯示蘇俄政權乃是由正義之政權，且在廣大之中國，順理成章，樹立一將來征服世界不絕之兵源，亦即充當炮灰之資源，假此機會肆意吸收訓練基地骨幹分子。以貫徹由蘇俄所控制之全世界蘇維埃帝國藍圖之推行措施。名利雙收，莫過於此。再者，當時大會所通過之「容共」政策，旨在聯合國內一切反軍閥反帝國主義之力量，其實，共產黨之力量，證之於當時所謂共產黨全國代表大會到會者僅十二人耳。其首腦人物當陳公博、周佛海、張國燾、董必武及毛澤東等，事實上，中國國民黨乃是中國共產黨之保姆。蓋若非仰賴當時國民黨之掩護、育養，其便能成為後日之黨耶？且如陳公博、周佛海等終亦認為共產主義不適合中國而摒棄之，由共產主義信徒而搖身一變竟成為後日之漢奸，此亦是共產黨頭兒、腦兒對主義信仰之最大諷刺。後日之葉劍英、彭德懷、賀龍、林彪以及過去小軍閥朱德，曾任廣東時代國民黨候補中央委員及黨中宣部代部長之毛澤東等人無一不宣誓效忠國民黨，而後背叛誓言，成為反國民黨之一群。此試與中外綜理國家萬機之政治家總擁有靜穆之修養與磊落之風格相提並論，乃適成強烈對照，諒先生定必默許余言。回憶前在重慶抗戰時期，曾與大姊孔夫人數度與先生聚首交談，徵詢先生對當時抗戰問題及國家前途之展望，余二人均認為先生認解超群，娓娓道來，理解精透，所談及之問題均無過於偏頗之處，實我當時女界有數人才，迄今思之，先生談話所代表者，言皆由衷之歟？姑不究其內容真偽，猶記曾告家姐，若穎超能為國家民族效一己之力，必脫穎而出，甚至超穎而出也。又何必沉湎於被泰半理智之猶太人所不齒之德國猶太馬克思理論所蠱惑耶？固然，1920年時代馬列理論曾在俄國得手，憑籍許多因素僥幸成功，此實於當時一般知識分子沉醉於「時髦心理」，令馬列學說彌漫於知識階層，大多自認為馬列信徒或馬列崇拜者，尤其在法國，幾乎造成任何人不能誦說幾句馬列教條，則必目為白癡或非知識分子之風氣。只要是馬列教條，即不求甚解，「囫圇吞棗」猶如天詔，（近日時代雜誌亦有敘述法國知識分子之盲從風氣）。加之，法國左派理論家沙特不時以辯證法及邏輯語彙，撰寫似是而非之文學莠言惑眾（近年已逐漸經阿宏駁斥其矯偽，至於體無完膚）。泊聞先生所言，謂中國共產黨人是「言必信，行必果」，此乃指所謂「文化大革命」對同胞之信諾耶？抑指先生幾遭不幸而言耶？據所聞知，大陸人民名共產黨為破產黨即家破人亡之謂也。故對共產黨之言行，大陸稚子亦不予置信。齡近聞電大陸探視返自由世界者云，其親戚竊告，「台灣人民固然反共，但更反共者，乃大陸手無武器所遭殃之人民也。」近三十餘年來，共產黨政權已早知無法再可侵蝕金馬台澎之復興基地，乃重襲統戰故伎。以惡言毀謗張本，或以蜜語騙詐為武器，企達成「三度合作」。殊不知第一次我總理寬大容共，遂使原不過五十餘人之共產黨徒，經中國國民黨繈褓鞠育後造成騷擾動亂，凡十四年。及再次容共，乃當中日戰爭國家存亡關頭，先總裁不究既往，誠恕相待，原望其回心轉意，以抵擊外侮為重，豈知共黨以怨報德，趁火打劫，鑄成大陸的沉淪，二次慘痛，殷鑒昭昭，一而再之為已甚，其可三乎？……先生高壽已登耄耋，當已無所恐懼，若言出肺腑，則請規勸大陸迷途諸君，「學習中山先生之榜樣」，再次信服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復使大陸民眾，猶如台灣同胞，享有安寧、富裕、康樂，有希望有前途之生活，不然，則將如李自成、張邦昌及跪於杭州岳墳前之秦檜夫婦鐵人，永受萬世唾罵，須知今日真正之中國乃在台灣，邯鄲學步，猶未晚焉，維希三思之，即此順頌。蔣宋美齡謹啟民國73年(1984年)2月16日
是日，蔣經國函電宋美齡：
2月18日，蔣經國函電宋美齡：
「大人勸告鄧某公開信思精而旨嚴義正而語婉不獨深發世人警省亦足使『匪』類悔禍海內外無不衷誠讚嘆景仰欽慕各報及空飄揚印件容當彙呈睿察肅叩福安兒」[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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