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參加南方三年游擊戰爭的傅秋濤上將,在74
歲時已同胃癌抗爭了整整六年,臨終前將軍平靜地說:“夠本了,我有二十年的生命早就在九公山預支了。”在上個世紀30年代的九公山游擊戰中,面對重兵圍
困,為了活下去,將軍和戰友們什么都吃過。有一次繳獲了几塊肥皂,一眨眼就啃光了,他的腸胃就是這樣被摧垮的,胃潰瘍、胃穿孔、胃癌,一直折磨他到死。
人物简介
傅秋濤,湘鄂贛革命根據地的主要領導者之一,在皖南事變中,他與右傾路線作了堅決鬥爭,率部與敵浴血奮戰,在彈盡糧絕的情況下,組織部隊分散突出重圍,保存了新四軍的骨幹力量。 1955年被授予上將軍銜。
傅秋濤(1907年-1981年),湖南省平江縣安定鎮鳴山人。
1907年8月3日生。從小給地主放牛、做長工。
1925年參加工人糾察隊。 1927年參加平江農民暴動。
1929年加入中國共產黨。 1933年轉入中國工農紅軍。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任平江縣雇農工會委員長,中共湘鄂贛省委副書記兼工會委員長,湘鄂贛軍區政治部主任,中共湘鄂贛省委書記兼湘鄂贛軍區政治委員。參加了南方三年游擊戰爭。
抗日戰爭時期,任新四軍第一支隊一團團長,第一支隊副司令員、司令員兼政治委員,新四軍第七師副師長。在皖南事變中,他與右傾路線作了堅決鬥爭,率部與敵浴血奮戰,在彈盡糧絕的情況下,組織部隊分散突出重圍,保存了新四軍的骨幹力量。
解放戰爭時期,任魯南軍區政治委員,中共魯南區黨委書記,魯中南軍區司令員,華東支前委員會主任委員、支前司令部司令員,中共中央山東分局第一副書記,山東軍區副政治委員。在淮海戰役和渡江戰役期間為戰時後勤工作作出重要貢獻。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任山東軍區第一副司令員,中央復員委員會秘書長,中央軍委人民武裝部部長,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部隊列部部長、動員部部長,中央軍委人民武裝委員會副主任,總參謀部顧問。
1955年被授予上將軍銜,榮獲一級八一勳章、一級獨立自由勳章、一級解放勳章。是第二、三屆國防委員會委員,第二、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第四、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中國共產黨第七、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三中全會上被選為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常務委員。 1981年8月25日在北京逝世。 [1]
大事年表
1907年8月3日生。
1925年參加農民運動,被選為鄉雇農委員會委員長。大革命失敗後,參加平江農民撲城暴動。
1929年3月加入中國共產黨,任中共鄉黨支部書記。
1930年任平江縣嘉義區雇農工會委員長、赤衛團政治委員。
1931年秋任平江縣雇農工會委員長。同年9月任紅十六軍第八師師長。
1932年4月至9月任湘鄂贛省赤色總工會委員長。同年9月至1933年7月任湘鄂贛省赤色職工聯合會書記、中共湘鄂贛省委員會委員(至1934年11月)。
1933年7月至1934年1月任少共湘鄂贛省委書記。
1933年10月至1934年11月任湘鄂贛省軍區政治部主任。
1934年11月至1937年5月任軍區政治委員。
1936年10月至1937年5月任軍區司令員。
1934年1月至10月任中共湘鄂贛省委員會副書記。 11月任中共湘鄂贛省委代理書記、湘鄂贛軍區政治委員(至1937年5月)。同年12月至1937年2月任中共湘鄂贛省委書記。
1934年2月至7月兼任湘鄂贛省軍區第三作戰分區政治委員。 7月起任中國工農紅軍第十六師政治委員。同年11月至1937年11月任湘鄂贛省蘇維埃政府主席團成員。參與領導湘鄂贛革命根據地反“圍剿”鬥爭。
1937年2月至12月任中共湘鄂贛省委常務委員、湘鄂贛省蘇維埃政府主席(至1937年11月)。堅持南方三年游擊戰爭,堅持湘鄂贛革命根據地。同年5月至1938年1月任湘鄂贛軍區人民抗日軍事委員會主席。
1937年9 月至1938年1月任湘鄂贛抗日軍第一游擊支隊司令員。1937年12月至1939年1月任中共湘鄂贛特委常務委員。率領湘鄂贛根據地的武裝力量,編入新四軍。
1938年1月至1939年春任新四軍第一支隊副司令員,後兼任第一團團長。率部到江蘇高淳、當塗、溧水三縣交界地區,開闢敵後抗日根據地,參加1940年春季皖南反“掃蕩”和父子嶺戰鬥。
1940年秋成立新第一支隊,任司令員。參加九里鎮等戰鬥。
同年11月至1941年1月任新四軍皖南第一縱隊司令員兼政治委員。皖南事變中與敵浴血奮戰,在彈盡糧絕的情況下,組織部隊分散突出重圍,保存了骨幹力量。
1941年11月至1943年3月任新四軍第七師副師長。
1942年3月至1943年8月任新四軍第七師軍政委員會委員。
1942年9月至1943年2月任中共皖鄂贛(皖江)區委員會代理書記。
1943年3月至1945年9月任新四軍第七師兼皖江軍區副司令員、皖鄂贛(皖江)區委軍事部部長(至1943年9月)。在皖江地區開展游擊戰,指揮南義戰鬥、1943年春季皖中反“掃蕩”鬥爭。後到中共中央華中局黨校學習,兼大隊長。不久去延安中央黨校學習,在學習期間擔任中央黨校一部第一支部黨支部書記。
1945年2月在中央黨校召開的湘鄂贛邊區黨史座談會上作《關於湘鄂贛邊區內戰中期後期歷史情形報告》的中心發言。
4月至6月作為華中代表團成員出席中共七大。抗日戰爭勝利後到山東。
8月至10月任中共中央華中局委員。同年12月至1948年7月任中共魯南區委書記、社會部部長、魯南軍區政治委員。
1948年魯中、魯南、濱海區合併為魯中南區。同年7月至1949年3月任魯中南區委第一副書記、常務委員,魯中南軍區司令員、第一副政治委員。
1948 年7月至1949年2月兼任華東野戰軍魯中南縱隊司令員、政治委員。
1948年9月至1949年起兼任華東支前委員會主任、支前司令部司令員。
1948年12月至1949年1月任徐州軍管會主任兼中共徐州市委員會書記。
1949年3月至9月任中共山東分局第一副書記。 9月任中共山東分局副書記。同年任華東運輸司令部司令員。為粉碎國民黨軍隊的重點進攻,特別是為支援淮海、渡江等戰役,動員幾十萬民兵和民工支援人民解放戰爭。
1949年5月任中國人民解放軍上海市軍事管制委員會下設的運輸司令部司令員。 10月任山東軍區副司令員,同年12月至1950年8月兼任副政治委員。
1949年10月至1950年5月任山東軍區黨委副書記。
1950年5月至1951年10月任黨委常委。
1949年10月至12月任中共中央山東分局第一副書記。同年12月至1950年8 月任代理山東分局書記、華東軍政委員會委員(至1952年9月)。
1950年3月至8月任山東省人民政府委員會第一副主席。同年3月至1955年1月任山東省各界人民代表會議協商委員會副主席。
1950年6月至1952年1月任中央軍委人民武裝部副部長。
1952年1月至1955年5月任部長。
1952年4月至1955年5月任黨委書記。
1953年5月至1955年5月任黨委紀律檢查委員會書記。
1950年8月調任中共中央復員委員會(後改為中央轉業建設委員會)秘書長。動員廣大民兵補充中國人民志願軍,加強全國民兵的建設,實行義務兵役制度,辦理幾百萬志願兵復員轉業。
1951年12月至1954年任中央軍委直屬隊總黨委委員。
1954年12月至1957年12月任中央軍委直屬機關黨委常務委員。
1955 年被授予上將軍銜。
1955年4月至1957年4月任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部隊列部部長、黨委書記。
1957年5月至1966年5月任總參謀部動員部部長、黨委書記。
1957年12月至1963年3月任解放軍直屬隊機關黨委常務委員。
1960年12月至1966年5月任總參謀部黨委委員。
“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恢復工作以後,主持編寫中國民兵史。
1975年任總參謀部顧問。
1978年12月被選為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常委。
1981年8月25日因病在北京逝世。 [2]
人物生平
皖南事變突圍
傅秋濤是解放軍智勇雙全的將領之一。皖南事變中,傅秋濤任新四軍一縱隊的司令員兼政委,在國民黨軍重重包圍中,他是成功突圍的新四軍最高軍事指揮官。 [3]
戰場聯絡中斷,向是兵家征戰之大忌,而傅部突圍成功,恰恰是因為戰場聯絡中斷皖南事變,是解放軍歷史上少有的一次軍事上受到重創、組織上蒙受重大損失的事件:新四軍皖南部隊慘遭覆沒;軍長葉挺下山談判被扣;副軍長項英、政治部主任袁國平、副參謀長周子昆等高級幹部犧牲;二縱隊、三縱隊兩位司令員也犧牲在戰場上,只有傅秋濤成功突圍,他所指揮的一縱隊的干部戰士也突圍出來約1000人,佔全縱隊成員的三分之一。
皖南事變前,新四軍部隊分為左、中、右三路縱隊並行開拔北上。傅秋濤司令員兼政委率領的一縱隊為左路縱隊,周桂生司令員指揮的二縱隊為中路縱隊,張正坤司令員指揮的三縱隊為右路縱隊。
軍部機關及各直屬隊、教導總隊隨二縱隊行動,共計9000餘人。
行軍路線為繞道茂林,由三溪、旌德、寧國、郎溪奔蘇南,然後北上。事實證明,由於葉挺與項英的指揮思想不一致,中路縱隊、右路縱隊陷入了軍部指揮連續失誤,戰機一失再失的危局。中路、右路縱隊的團以上指揮員個個身先士卒,衝殺在前,但傷亡慘重。只有左路縱隊因與軍部在戰鬥中失去了聯繫,幹部犧牲較少。
傅秋濤的一縱隊作為大兵團行軍的左路縱隊,在皖南事變戰鬥打響後的第三天因電台被毀,與軍部失去了聯繫,使自己能夠獨立行動,處身於葉、項矛盾旋渦和項英的錯誤指揮之外,這是傅部勝利突圍的關鍵所在。
戰役戰鬥中會議時間過長,是兵家征戰之大忌,新四軍軍部和左路縱隊在戰鬥中都召開了時間較長的軍事會議,而左路縱隊的較長時間會議卻恰恰奠定了成功突圍的基礎
新四軍北移路線可供選擇的有三條:一是直接“北渡”的路線。即由雲嶺向北,經銅陵、繁昌渡江到無為,這是一條溝通軍部與江北四、五支隊及江北指揮部的聯繫的常用交通線。二是“東進”的路線。即由雲嶺向東,經馬頭鎮、楊柳鋪、孫家埠、畢家橋、郎溪、至竹簀橋到水西地區(蘇南指揮部所在地)。三是“繞道”的路線。即由雲嶺南下茂林、三溪入寧國轉廣德、郎溪到溧陽,然後渡江北上。三條路線都各有利弊。
經過比較分析、權衡利弊,新四軍採用了“繞道”的方案。歷史事實已經證明:“繞道”是一條絕路。但軍事上的失敗往往是多種因素造成的,除了路線外,還有戰術與指揮是否正確,以及天候、民情等眾多的因素。
當三路縱隊會攻星潭未克時,項英不敢強攻,理由是害怕傷員過多而影響轉移,這反映了項英軍事閱歷不足和軍事才能不夠,說穿了,項英缺乏大兵團指揮作戰的能力。但作為新四軍和東南局黨的最高領導,本著為黨負責的心理,項英牢牢地把住軍事指揮權,排斥葉挺。在這種心理的支配下,項英主持召開了“百戶坑會議”,會議的中心議題是,討論攻占星潭未果後的行動方案。會上,提出了幾種行動方案,無非是前進、後退、迂迴之爭。
良將用兵,貴在神速,但項英此時遲疑不決,會議前後歷時7個多小時,使國民黨軍在星潭完成了圍堵行動。最後,項英下了一個回頭突圍的決心,幾經波折,使軍心失衡,鬥志渙散,埋下了失敗的種子。
與軍部的情況相反,左路縱隊在“百戶坑會議”結束的第二天,即1941年1月8日下午召開了“梓坑會議”,討論本縱隊突圍的路線問題。會議也討論了幾個小時,分析了兩種意見。一種是原路退回,走北路渡江到無為;另一種是經“東線”到蘇南。會議經過分析,形成一致意見,決定向蘇南轉移。
蘇南是新一支隊曾經戰鬥過的地方,傅秋濤擔任團長的老一團曾在蘇南戰鬥了半年,沿途群眾基礎好,不僅傅部可突出,還能背靠寧國、宣城,策應軍部突圍。
會議還決定,老一團打前衛,新一團打掩護,當縱隊司令部衝出後,支隊全體人員在板橋集合。會議雖然也開了幾個小時,但最終形成了正確的決議,奠定了傅部成功突圍的基礎。
兩個會議,兩種不同的結果,軍部的“百戶坑會議”,雖然有葉挺拿出“集中突圍,正面仰攻星潭”的正確戰術主張,但反复拉鋸,未被採納,最後,被主張錯誤方案的項英佔了上風,使部隊回走茂林,導致部隊走向失敗。
一縱隊的“梓坑會議”雖然議得也長了一點,但做出了正確的決議,使部隊突圍走向了成功。
由於“梓坑會議”確定了正確的突圍方向,一縱隊突圍的戰術方式也隨之確定,即:“正面強攻,重點突破,撕開網口”。具體的突破口選擇在球嶺嶺南六華里處“三節水”地區。
這是一個峽谷地帶,公路從二、三百米深的峽谷中穿過。因地形險要,敵人防守較鬆,僅有頑52師154團的一個營防守。走這一條路突圍是一著險棋,但兵不厭詐,用兵關鍵在於出其不意。敵人越是認為我們不敢走的地方,我們越是要走,這樣往往勝算的可能性反而大。
經過周密的兵力部署和火力配系,歷經大小三次殊死的搏鬥,在付出重大犧牲後,一縱隊的連以上乾部和一部分戰士終於突出了敵人的重圍。實現了初步的勝利,因為這雖是敵人的第一道防線,但也是防守最堅固的、最嚴密的防線。
青洪幫,向為反動會道門組織,而恰恰是青洪幫門徒幫助了傅秋濤部的突圍。出“三節水”後,傅秋濤部進入涇(縣)、寧(國)、宣(城)三縣邊境的山區——老虎坪,收集了300餘人的隊伍。其中,連以上乾部僅缺兩人,營以上乾部僅缺一人。 (這個數字統計的是老一團建制內的干部。
新一團因在三節水突圍中負責後衛,沒有突圍出來,他們後在團長張至鏽的率領下從北路突圍到江北無為。 )在老虎坪,傅秋濤迅速恢復了部隊編制,編了一個步兵連,兩個手槍連,為繼續突圍做了種種準備。
後來,由於國民黨圍剿加劇,傅秋濤不得已在與老虎坪一坑之隔的大斧山,將300餘人的隊伍又化整為零,讓各部獨立突圍。突圍之前,為輕裝上陣,安置了病號、傷員,將愛人陳斐然留下照顧傷員,甚至將剛滿一歲的女兒也送給老鄉,僅帶著老偵察出身的營教導員汪克明以及孔誠、汪其祥、李貴誠等12名精幹幹部組成的隊伍,於1941年2月2日,離開堅持鬥爭了二十幾天的老虎坪、大斧山地區,展開了又一次往蘇南方向的驚心動魄的化裝突圍。
沿途,他們靈活機動,或裝作百姓,或裝作國民黨52師的便衣,曉宿夜行,風雨兼程。行至第三天,當陳毅、粟裕、傅秋濤、周恩來、朱克靖、葉挺小分隊進入宣城境內的一條山溝裡休息時,汪克明掏出懷錶看時間,有兩個人湊上來,看了看說,你這是瑞士表,經過一番言語交鋒,始知對方是江南青洪幫大頭目陳玉庚門下的兩個徒弟,雙方關係密切起來。
原來,新一支隊的老一團在1938年6月,曾經隨陳毅、粟裕等到江南進行戰略偵察,一支隊的老一團,曾在鎮江、句容、丹陽、金壇等地活動,二支隊在高淳、當塗、江寧、溧水一帶活動。當時,日軍已佔領了南京一帶,但由於兵力不足,在農村有許多真空地帶。江南一帶留下的國民黨散兵游勇、社會渣子乘機拉桿子起事。兵匪一家,有幾個人、幾條槍,就自稱司令。司令多如牛毛,同日寇一樣,橫行鄉里,魚肉百姓。
為了打開局面,就必須消滅這些“司令”。新四軍老一團經過周密的偵察,在江南一舉消滅了劉春發匪部;又在南京桑園舖一帶,全殲了朱永祥匪部,活捉了朱永祥等多人。事過不久,附近的青洪幫頭子陳玉庚求見,原來俘虜中,朱永祥的警衛連長是陳玉庚的三弟。陳玉庚為了同傅秋濤拉關係,特地送來了兩挺機槍、兩支駁殼槍、兩匹馬,這在當時是一筆重禮!為了開展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參加抗日,鑑於陳玉庚三弟也並非罪大惡極之徒,傅秋濤答應了陳玉庚的要求,放了其三弟,兩家從此交了朋友。
在兩個青洪幫門徒的幫助下,傅秋濤等越過了52師的最後一道封鎖線,越過孫家埠渡過水陽江,進入廣德、郎溪、宣城交界地區。 (許多史書都說過了孫家埠就進入當塗境內,此說有誤。因為,當塗縣治在長江邊上,從孫家埠到當塗有很長的距離,另外,若到了當塗,就不用回過頭來,再過當塗北面的南漪湖去蘇南了。)
當隊伍在一個村子休息時,遇上了國民黨保安隊,他們邊打邊退,一直退到南漪湖邊。此時,只見湖邊停著兩隻大船,被船主誤認為是52師的便衣隊,怎麼也不肯給擺渡,眼見追兵已到,汪其祥急了,拿出槍來說:“不走就打死你!”被迫之下,船老大開了船。終於甩開了保安隊。
船至湖心,傅秋濤向船老大道歉,說明了自己的真實身份。船老大笑了,說:“如若不是及時說出你們是新四軍,到了湖水深處,就準備沉船,將你們全淹死。”
為了確保傅秋濤等人的安全,船老大把船停在湖心,駕一隻小船先上岸,進入江蘇高淳縣境內了解情況,原來那裡原是老一團後勤留守處的駐地,有良好的群眾基礎。就這樣,在群眾的掩護下,傅秋濤一行晚上上了岸。
過了湖,很快到達東壩地區,國民黨52師又封鎖了渡口,傅秋濤命令折回七八里地住下,派汪其祥到中壩去偵察,不料汪被保安團抓住,幸虧他鬥爭經驗豐富,在押解的途中逃了回來。
接著,傅秋濤在離下壩約兩裡的地方雇了一條船,過了河,經溧水到溧陽。
2月10日,經過七災八難、艱難曲折,歷時一個月零四天,傅秋濤終於到了羅忠毅、廖海濤的新四軍十六旅駐地,一行12人全都勝利地回到了新四軍的懷抱。過了幾天,他們穿過長蕩湖和太湖,到達無錫地區,在新四軍六師師部,見到了任師長兼政委的譚震林。在六師休息了幾天后,劉少奇和陳毅來電,要傅秋濤到新成立的新四軍軍部匯報。傅秋濤在六師的護送下又渡江北上,在鹽城見到了劉少奇和陳毅,終於回到了黨的懷抱。
晚年回憶
到了鹽城後,凡皖南突圍出來的團以上乾部,皆由新任的軍參謀長賴傳珠負責政審,確認無問題,做出組織結論後,再另行分配工作。
傅秋濤在新四軍鹽城華東黨校一邊學習,一邊接受審查,歷時一年。這是一個逐漸理清傅秋濤皖南突圍過程的必要的組織程序。 1942年3月傅秋濤被任命為駐安徽無為的新四軍7師副師長(師長張鼎丞在延安,未到任),重新獲得了帶兵權。
傅秋濤晚年在與家人講述突圍的體會時,曾動情地講:“皖南事變突圍戰鬥中,電台沒了,又離開了軍部,當時的心情就像沒娘的孩子,孤獨極了!
一股腦想的是,趕快突圍去蘇南找黨,找陳老總!
現在看來,新一縱隊之所以能突圍出這麼多中、高級幹部,首先,也是最關鍵的,是廣大人民對新四軍的愛護和支持。在危難的時候,連青洪幫都肯出來幫助我們,更不要說廣大的人民群眾了!
可見黨和毛主席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的英明。不然的話,我傅秋濤早死過幾回了。
其次,集中兵力突破三節水防線是被逼出來的,不集中兵力則無論如何也出不來。這時要分兵突圍是對部隊、對戰士不負責,對黨不負責。
軍部要是不回師茂林,而是堅持死攻星潭,估計也能成功突圍。另外,在大斧山收容部隊組成建制連,後又打破建制,分成小分隊化裝突圍,那也是為形勢變化所迫而作的決定。不然,就過不了國民黨52師的層層攔截關。 ”
傅秋濤用人得當。這是高明指揮員的高明之處。傅秋濤在大斧山危機的情況下,聽取了汪克明的建議,在關鍵時刻分兵突圍,放下包袱,組成精幹的隊伍,相繼先後突圍。
皖南事變中傅秋濤部突圍,處處充滿“歷史辯證法”:戰場聯絡中斷本是失敗之徵,但卻使他能夠獨立行動,作出突圍的正確抉擇;戰鬥期間的較長會議本不可取,但卻因為集中了大家的智慧,形成了正確的決議;反動道會門組織本是革命的對象,但卻因為國民黨的倒行逆施和共產黨統一戰線政策的英明,使他們幫助傅秋濤部逢凶化吉,而這一切又與傅秋濤的個人政治思想素質、軍事素質和指揮才能緊密相連。
http://baike.baidu.com/view/92835.htm
1986年6月,聶鳳智中將被确診患了肺癌,右肺有一個乒乓球大的陰影,10
月時正在發燒挂吊針。將軍夫人何鳴說:
大家都很擔心,但他總那么樂觀。有一天,張愛萍到醫院來看他。張愛萍問:“老聶,怎么樣?”聶鳳智輕松地說:“沒什么,癌症!”開始,張愛萍還以為聶鳳智
与他開玩笑呢!當他得知真相后,感慨地說:“老聶這個人死不了,他的精神好得很!”聶鳳智將軍在寫給党小組的一封思想匯報上說:“我
得知病情后,精神狀態一直很好,沒有因病受到影響,思想上也沒有什么負擔。作為一個共產党員,我對于生死問題并不看重。從參加革命那天起,就時刻准備流血
犧牲,把自己的生命獻給人民,獻給党的事業。比起成千上万的革命先烈,我是幸福的。雖說,生老病死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規律,但我一定能夠保持樂觀鎮定的情
緒,積极配合醫生,堅持把治療做好,向疾病進行斗爭。”將軍患絕症后又堅強地活了五年。
聶鳳智(1914-1992),漢族,湖北省禮山(今大悟)縣人。中國共產黨優秀黨員、無產階級革命家、中國人民解放軍優秀的軍事指揮員,中國人民解放軍高級將領。 1955年被授予中將軍銜,榮獲二級八一勳章、二級獨立自由勳章、一級解放勳章。 1988年被授予中國人民解放軍一級紅星功勳榮譽章。
簡介
1928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29年參加中國工農紅軍。 1933年轉入中國共產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任紅四軍第12師班長、排長、連長、連政治指導員,紅九軍第27師81團副營長、營長、營政治教導員、副團長,紅三十一軍團長、團政治委員。參加了長征。
抗日戰爭時期,任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教員、隊長、副團長,抗大第一分校膠東支校校長,膠東軍區第五旅13團團長、旅長,中海軍分區司令員。解放戰爭時期,任山東軍區第六師師長,第五師師長,華東野戰軍第25師師長,第九縱隊參謀長、副司令員兼參謀長、司令員,第三野戰軍二十七軍軍長。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任華東軍政大學教育長,華東軍區空軍司令員,中朝聯合軍空軍司令員,南京軍區、福州軍區空軍司令員,福州軍區副司令員兼軍區空軍司令員,南京軍區副司令員兼軍區空軍司令員,南京軍區副司令員、司令員。 1955年被授予中將軍銜。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在中共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被選為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 [1]
個人履歷
西征入川
1928年在湖北禮山(現為大悟)縣區蘇維埃政府做兒童團工作。 1929年1月參加中國工農紅軍,至1932年曆任紅四方面軍紅1軍1師、紅4軍12師司號員,營號目,警衛員,班長,排長,連政治指導員。參加鄂豫皖革命根據地第一至第四次反“圍剿”作戰和西征入川。
1932年至1933年任紅四方面軍第9軍27師81團副營長、營長、營政治教導員。 1933年至1937年任紅四方面軍紅9軍第27師第81團副團長。參加創建川陝革命根據地的鬥爭和多次反“圍攻”及進攻戰役。
1935年5月隨軍長征,先後任紅31軍第93師第274團團長,第279團政治委員,第271團政治委員。
1936年10月率部到達甘肅會師。抗日戰爭時期,1937年7月入延安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第三期之第一期教員訓練班學習。同年10月起任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第2大隊主任教員兼第2大隊2隊隊長。 1940年4月至12月任延安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第3大隊支隊長,3團副團長。
1941年8月至1943年6月任山東膠東抗日軍政大學【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山東第一分校膠東支校】校長,並任膠東軍區軍政委員會委員。 1943年6月至1945年5月任膠東軍區第5旅13團團長兼政治委員。
1945年5月起任膠東軍區中海軍分區【東海軍分區】司令員,膠東軍區第5旅旅長,率部參加鞏固發展膠東抗日根據地和堅持敵後抗日游擊戰爭。
解放戰爭時期
1945年8月起任膠東軍區第6師代師長。 1946年2月起任警備第5旅旅長。 1946年6月至1947年1月任膠東軍區第5師師長。 1947年1月起任華東野戰軍第9縱隊25師師長,4月起任華東野戰軍第9縱隊參謀長,6月起任華東野戰軍第9縱隊副司令員兼參謀長,10月起任華東野戰軍第9縱隊司令員。 1949年2月起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三野戰軍第27軍軍長,7月起任華東軍政大學教育長、黨委委員,華東軍政大學副校長兼教育長。率部參加華東戰場多次重要戰役戰鬥和解放上海的作戰。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1950年8月至1952年任中國人民解放軍華東軍區空軍司令員。在抗美援朝戰爭中,1952年起任中朝聯合空軍代司令員。同年11月起任空軍聯合司令部黨委書記。
1953年至1955年4月任中國人民解放軍華東軍區空軍副司令員。 1955年4月至1958年10月任中國人民解放軍南京軍區空軍司令員、軍區空軍黨委書記。
遭遇迫害
1958年10月至1960年3月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福州軍區空軍司令員、軍區空軍黨委書記。 1960年3月至1962年3月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福州軍區副司令員兼福州軍區空軍司令員、軍區空軍黨委書記。 1962年3月至“文化大革命”初期(1968年4月)任中國人民解放軍南京軍區副司令員兼南京軍區空軍司令員、軍區黨委常委(1966年2月起)、軍區空軍黨委書記。 1966年至1975年“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被關押。
再擔重任
1975年4月至1977年4月任中國人民解放軍南京軍區副司令員、軍區黨委常委(1975年8月起)。 1977年4月至1982年10月任中國人民解放軍南京軍區司令員、軍區黨委書記。 1977年8月至1982年9月任中共中央軍委委員。 1955年9月被授予空軍中將軍銜。曾獲二級八一勳章、二級獨立自由勳章、一級解放勳章。 1988年7月被中央軍委授予中國人民解放軍一級紅星功勳榮譽章。 1992年4月3日19時45分在南京逝世。是中共第十一屆中央委員,中共十一屆一中全會任中央軍委委員,中共十二大、十三大相繼當選為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
戎馬生涯
參加紅軍
聶鳳智,乳名麒麟,曾用名聶敏。 1914年5月出生於湖北禮山(今大悟縣)禹王城。 1927年11月,13歲的聶鳳智就手舉紅纓槍,跟著農民隊伍慶祝黃麻起義勝利。 1929年1月,王樹聲、廖榮坤率紅軍第十一軍三十一師在黃麻“擴紅”,聶鳳智報名參加了紅軍。 1930年4月,第三十一師改編為紅軍第一軍第一師,聶鳳智所在的連隊被編為紅一師一團三營七連,他成了七連的勤務員。紅一師師長是徐向前,紅一團團長是王樹聲。後來,聶鳳智在鄂豫皖邊區軍民反“圍剿”中,一人俘虜國民黨軍一個班,成了名震紅一團的智勇雙全的戰鬥英雄。 1933年初,聶鳳智被提拔為紅九軍二十五師七十三團交通隊指導員。
聶鳳智擔任交通隊指導員不久,國民黨軍組織了30多個團對川陝蘇區紅四方面軍進行了“三路圍攻”。紅軍3個師在空山壩與國民黨軍進行了血戰。紅軍把分散在空山壩以南餘家灣、柳林壩等地區的國民黨軍分割包圍成幾塊,打殲滅戰。聶鳳智組織和帶領交通隊的戰士,穿梭於深山老林之間,進行頻繁的通信聯絡。空山壩血戰,國民黨軍7個團被全殲,6個團被擊潰。
紅四方面軍在反“圍剿”中取得了勝利,部隊不斷擴編。聶鳳智在短短5個月時間裡,由交通隊指導員升為副營長、營長、教導員、副團長。 1933年7月,紅四方面軍又將4個師擴編為4個軍,聶鳳智由紅九軍二十五師七十三團副團長調任三十一軍九十一師二七一團副團長。 1935年4月,聶鳳智由二七一團副團長升任二七一團團長。 1936年4月,改任二七一團政委。
抗大膠東支校
1936年10月,紅軍三大主力在甘肅會寧勝利會師,聶鳳智被調到第九十三師二七九團當團長。當時,紅軍仍未擺脫國民黨軍的追擊。 1936年10月底,聶鳳智率全團指戰員跟隨整個紅軍隊伍向東轉移,國民黨軍胡宗南部依然緊追不捨。
紅三十一軍等奉命在甜水堡一線阻擊。 11月19日,聶鳳智率部與兄弟部隊一起,在古城堡、張天堡一線打了一場艱難的阻擊戰。紅四方面軍自甘孜北上以來,部隊已四五個月未獲休整,會師後又是連續戰鬥,減員嚴重,極度疲勞,彈藥也已十分缺乏。但是,聶鳳智採取“摧其堅,奪其魁,解其體”的打法,率部對國民黨軍進行了阻擊,取得全勝。
11月21日,國民黨軍第一軍七十八師進至山城堡,聶鳳智又奉命率全團出擊,以同樣的打法,一舉將當面之敵沖垮。
紅軍各部同時展開反擊,激戰一晝夜,使國民黨軍全線崩潰。這一仗殲滅了國民黨軍一個整旅又兩個團,取得了紅軍第一、二、四方面軍在會寧會師後的第一次大捷,也是土地革命時期最後一次大勝仗。
抗戰爆發後,在抗日軍政大學學習畢業的聶鳳智先是留校任教,後被任命為抗日軍政大學第三團副團長兼教育長。抗大三團活動在晉察冀抗日根據地。
1939年10月,聶鳳智奉命率抗大三團奔赴山東。一路上缺衣少糧,時常受凍挨餓,但在聶鳳智的帶領下,三團於1941年春到達山東。
不久,聶鳳智被調到抗大第一分校膠東支校任校長。 1942年11月8日,日軍華北方面軍司令官岡村寧次從北平秘密飛抵煙台,部署對膠東“冬季拉網大掃蕩”。
岡村寧次實行多路突進,分路合擊,步步進逼,至11月21日,已在牙山根據地周圍,形成了一個南北90公里、東西75公里的“鐵桶式”包圍圈。
抗大第一分校膠東支校正設在牙山根據地的中心區。
這時,許世友已任膠東軍區司令員。膠東軍區根據敵情進行了緊急部署。許世友說:“我們現在的原則是保存有生力量。” 聶鳳智深刻領會了許世友的講話。
在緊急部署會議上,聶鳳智表態:“留得青山在,不愁沒柴燒。”根據分工,聶鳳智率抗大第一分校膠東支校先掩護地方黨政機關和群眾轉移,然後隱蔽穿插,悄然破“網”,跳到“網”外。
這是一次驚險破“網”、跳“網”的過程,甚至差兩分鐘砲彈就打在頭上了。開會回來的第二天早上,大家正準備開飯,許多人正在盛飯。這時,偵察員報告聶鳳智,日軍和偽軍已到10公里外。聶鳳智馬上命令:“不准吃飯,趕緊撤!盛了飯的帶著飯走,還在鍋裡的抬著鍋走,一分鐘也不准耽擱。”
民以食為天。許多人罵道:“敵人還在10公里外,慌什麼慌,吃頓飯也用不了幾分鐘,吃了飯再走!” 聶鳳智毫不客氣地說:“不行!” 軍人以服從命令為天職。儘管大家埋怨聶鳳智不近人情,而且有人還說“聶校長故弄玄虛”,但當他們還未爬上山頭,便看到一顆顆砲彈落在剛才開飯的地方時,大家噓聲一片,佩服聶鳳智的決斷,說:“聶校長真是神機妙算!”從撤離到砲彈落下,時間只差一兩分鐘。後來聶鳳智給大家解釋:“偵察員報告還有10公里,他回來報告也得跑10來公里,即使一個快一個慢,敵人也快到跟前了,怎麼能不當機立斷呢?”
在這次突圍中,抗大第一分校膠東支校基本上未受損失。跳到“網”外後,聶鳳智立即率抗大第一分校膠東支校連襲棲霞到福山段煙青路,配合吳克華和高錦純指揮的八路軍第五旅作戰,迫使日軍抽兵回防,結束“拉網大掃蕩”。
1943年3月,膠東軍區進行了精簡整編,抗大第一分校膠東支校改為教導第二團。聶鳳智被調任八路軍第十三團團長。
十三團政委是李丙令,參謀長是裴宗澄。聶鳳智和李丙令率領十三團在膠東地區與日軍進行了殊死鬥爭,直至1945年8月抗日戰爭勝利。
1945年9月,膠東軍區部隊進行整編,成立了八路軍第五師、第六師和警備第四旅。第五師是以十三團為基礎組建的,聶鳳智和李丙令分別被任命為第五師師長、政委。
敵後抗日前線
1946年1月10日,國共兩黨簽訂了停止軍事衝突的協定,並組成由國、共、美三方代表參加的“三人委員1943年,聶鳳智在膠東敵後抗日前線
1943年,聶鳳智在膠東敵後抗日前線會”及“北平軍事調處執行部”,以“調處”雙方的軍事衝突,監督雙方執行“停戰令”。膠東地區也相應成立了“軍調處執行部高密第二十一小組”。聶鳳智以“少將旅長”的身份,作為膠東地區解放軍的全權軍事代表。
解放戰爭全面爆發後,經過一年多的艱苦戰鬥,解放軍的氣勢壓過了國民黨軍。為適應形勢需要,山東野戰軍與華中野戰軍合併組成華東野戰軍,將山東、華中野戰軍統一編為9個縱隊和1個特種兵縱隊。以第五師、第六師和警三旅為基准單位,編成第九縱隊,下轄二十五師、二十六師、二十七師。許世友兼任縱隊司令員,聶鳳智任縱隊副司令員兼參謀長,劉浩天任政委。
1947年8月,華東野戰軍組成山東兵團,堅持山東內線作戰。許世友任山東兵團司令員,譚震林任政委。山東兵團下轄第二縱隊、第七縱隊、第九縱隊、第十三縱隊。
因許世友不再兼任第九縱隊司令員,聶鳳智正式出任第九縱隊司令員一職。
解放軍在排兵布陣時,國民黨軍也忙得不可開交。
8月18日,蔣介石親自抵達青島,佈置針對膠東地區所謂的“九月攻勢”。整個“九月攻勢”由國民黨軍陸軍副總司令范漢傑指揮,兵分三路,從膠州灣到萊州灣,一字排開,由西向東,步步進逼。山東兵團司令員許世友根據敵情,作出了精心部署:先以周志堅、廖海光指揮的第十三縱隊及西海、南海等獨立團節節阻擊,後由聶鳳智、劉浩天指揮的第九縱隊抄後路進行反擊。
范漢傑指揮6個整編師在前面打,當地的“還鄉團”跟在後面燒、殺、搶、掠以鞏固“戰果”。 9月8日占平度,13日占掖城,接著又侵占水溝頭、夏甸、道頭等地。就在范漢傑得意於“海上海軍封鎖,空中飛機轟炸,收穫頗豐之際”,聶鳳智指揮九縱進行了反擊,打得范漢傑部措手不及,殲滅了國民黨軍整編第八師一六六旅,嚇得國民黨軍整編第八師其餘部隊連忙收縮。與整編第八師齊頭並進的整編第九師一看苗頭不對勁,也趕緊收縮。這樣一來,密集平推中的國民黨軍露出了一條小小的狹縫。憑藉這條縫隙,聶鳳智和周志堅分別指揮第九縱隊和第十三縱隊,穿隙而過,從內線跳到了外線,與外線的滕海清、康志強指揮的第二縱隊和成鈞、趙啟民指揮的第七縱隊在膠河地區會師,進行了著名的膠河戰役和膠濟路阻擊戰,收復了高密、膠縣、平度等廣大地區,使膠東、魯中、渤海解放區再度連成一片。至此,除威海、福山、煙台、蓬萊、龍口等幾個孤立據點及青島、濰縣外,膠東全境基本解放。
淮海戰役
這是聶鳳智正式上任九縱司令員後的長達5個多月時間中的“初戰”成果。後來取得的戰果更是豐碩,濟南戰役中,聶鳳智率九縱指戰員奮勇攀登,率先突破濟南城,把紅旗插上了濟南城頭。
九縱二十五師七十三團因戰功卓著,被中央軍委授予“濟南第一團”榮譽稱號。濟南戰役一個多月後,淮海戰役拉開了序幕。說起淮海戰役,不能不提碾莊血戰。碾莊不過是徐州東邊一個不太大的車站,但它是淮海戰役中的第一個攻擊目標,因為國民黨軍黃百韜兵團就被圍困在碾莊一帶。黃百韜兵團是從海州地區西逃之後,被華東野戰軍部隊追截並包圍在碾莊一帶的。
應該說,黃百韜是聶鳳智的老對手。
孟良崮戰役中,第九縱隊“三打黃崖山”,與黃百韜對過壘、交過陣。
1948年11月12日晚,第九縱隊在南,與右鄰第八縱隊、左鄰第六縱隊及西面的第十三縱隊和北面的第四縱隊,一起向黃百韜兵團發起了攻擊。
很快,碾莊外圍及各攻擊正面的守軍被掃清。但對碾莊實施全線攻擊時,沒有想到,黃百韜已把莊子周圍的樹木基本砍光,莊內的房屋也已被大部拆除,整個防禦體系縱橫交錯,極難對付。進攻一度受阻。
與此同時,蔣介石也擺出一副決戰架勢,命令李彌、邱清泉兩兵團5個軍及百餘門火砲、百餘輛坦克、20多架飛機從徐州東援黃百韜兵團。
考慮到援軍來勢兇猛,華野司令部決定主力西移打援,而把殲滅黃百韜兵團的任務交給了山東兵團,由山東兵團政治委員譚震林和副司令員王建安指揮。
譚震林決定把殲滅黃百韜兵團的任務交給聶鳳智指揮的九縱承擔。電話裡,譚震林問聶鳳智:“你準備怎麼打?用誰打?”聶鳳智說:“我決定讓第二十六師主攻。
”說起二十六師,譚震林清楚,一年前,該師與黃百韜的整編第六十四師在山東范家集交手三天三夜,最後因傷亡過大,撤出了戰鬥。
就因這事,二十六師一直抬不起頭。譚震林在電話裡喊道:“你的二十七師幹什麼?”“二十七師有二十七師的用處!”聶鳳智明白譚震林的意思,但還是堅持要用二十六師主攻。聶鳳智想,冤家對頭,既然碰上了,就應當再給他們一次機會了斷了斷。譚震林覺得聶鳳智沒有明白自己的意思,就加重了語氣說:“聶鳳智同志,黃百韜的六十四師你又不是不知道,二十六師在范家集……”
聶鳳智沒有讓譚震林繼續說下去,解釋說:“六十四師過去是'硬核桃',現在軍心和士氣都不行了;而我們的二十六師恰恰相反,是得勝之師,儘管前段時間傷亡較大,但肯定能完成任務。”
“聶鳳智同志,你不要想當然!”譚震林不高興了。聶鳳智根本聽不進去,說:“讓我打,就用二十六師。”譚震林在電話裡近似發火:“那好。
用兵聽你的,部隊使用由你決定,但你完不成任務,得聽我的,那時別怪我要找你算賬! ”
聶鳳智當然知道譚震林的厲害,但聶鳳智更知道自己的二十六師的厲害,因為,這一次二十六師不翻身,就再也沒有翻身的機會了。置之死地而後生嘛!
正如聶鳳智所料,二十六師接到任務後,上至師長,下至士兵,人人摩拳擦掌,個個發誓,不滅六十四師誓不為人。 11月17日20時,九縱二十六師以七十三團為主攻,七十四團為助攻,全線向碾莊發起了攻擊。
22時30分,七十三團首先突破成功。接著,七十四團也從西南角突入。俗話說,兵勇全憑一股氣。二十六師向縱深發展的速度令人吃驚,23時許,攻擊部隊打入了黃百韜兵團指揮部。黃百韜本人連小汽車都沒來得及開走,率幾名隨員倉皇逃跑。二十六師以凌厲的攻勢,贏回了軍人的榮譽。聶鳳智滿意地笑了。
淮海戰役結束後,全軍統一編制番號。 1949年2月5日,華東野戰軍第九縱隊正式改稱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二十七軍,聶鳳智任軍長,劉浩天任政委。聶鳳智成了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二十七軍首任軍長。改稱後的第二十七軍下轄七十九師(原二十五師)、八十師(原二十六師)、八十一師(原二十七師),歸第三野戰軍第十兵團建制。
渡江戰役
淮海戰役宣告結束後,中央軍委決定強渡長江,對國民黨軍進行戰略追擊,史稱渡江戰役。
渡江戰役最壯觀的場面自然是人民解放軍全線突破長江天險。有一首詩生動地描寫了這一場面:
“夜半三更,一片紅旗天上走,萬點白帆開繡球。潮迎人面起,喝彩看飛舟,刺刀如水向東流……”
與詩句相得益彰的是,曾經風靡半個多世紀的一部電影故事片《渡江偵察記》。 《渡江偵察記》中的人物原型來自人民解放軍第二十七軍。
但至今仍鮮為人知的是,派偵察員過江偵察的這步“險棋”,是聶鳳智“走”的。
中央軍委決定發起渡江戰役後,聶鳳智奉命於1949年3月3日,率二十七軍指戰員南下抵達長江北岸,展開了渡江作戰前的訓練準備工作。
向來靠前指揮的聶鳳智曾自己打扮成放牛倌,牽著牛,到長江邊上親自進行過偵察,但長江對岸的情況根本無法獲得。
“知己知彼,百戰不殆。”聶鳳智覺得要跨過長江,心裡沒有底。
3月6日晚飯前,聶鳳智急匆匆地來到無為縣臨江指揮所,把帽子一扔,說:“給點飯吃!”這個指揮所是聶鳳智派軍偵察科的參謀們開設的。偵察科的人都知道,平時,聶鳳智有說有笑,能夠和他們打成一片,但一旦打起仗來,聶鳳智就像變了一個人一樣,總是挺兇挺狠。偵察科的參謀們聽軍長今天的話頭不對勁,覺得有任務了。
確實,聶鳳智坐不住了,部隊到長江邊上都三四天了,對岸的情況一片空白,渡江作戰還怎麼打嘛!偵察科的參謀不敢吱聲,聶鳳智邊吃飯邊對偵察科科長慕思榮說:“派一兩個偵察連過去,把江南的情況摸過來。”“軍長,派人過江?”慕思榮疑惑地問,“人數是不是太多了?”
慕思榮的疑惑不是沒有道理,長江南岸是國民黨軍兵力部署的重點區,一兩個連隊的兵力過去,目標實在是太大了。聶鳳智說:“多什麼多,江南地那麼廣,容不下兩個連隊的偵察兵,那偵察兵幹什麼吃的!
”慕思榮還想解釋點什麼,但聶鳳智十分果斷地說:“組建一個'先遣渡江大隊',兵力以軍兩個偵察連為主,再從各師抽3個偵察班,先執行渡江偵察任務,可以分批先期偷渡方式過江,全面展開偵察活動,切實掌握對岸及縱深敵情、地形、水情及居民情況。 ”
第二天,二十七軍以聶鳳智和劉浩天的名義委任了“先遣渡江大隊”的領導人名單:八十一師二四二團參謀長章塵任“先遣渡江大隊”大隊長兼大隊臨時黨委書記,慕思榮任副大隊長兼臨時黨委副書記,軍偵察營教導員車仁順、副營長劉浩生為臨時黨委委員。
“先遣渡江大隊”在無為縣葉家墩舉行了隆重的誓師大會,並於3月7日,3月13日,4月6日分三批神不知鬼不覺地“下”江南偵察,掌握了國民黨軍在江南的部署情況,為4月20日夜人民解放軍全線渡江,提供了登陸點及後續進攻目標。
這批“下”江南的偵察兵後來成了電影故事片《渡江偵察記》中的人物原型。
有了詳盡的敵情、民情,聶鳳智根據二十七軍的渡江作戰任務,提出了“超越攻擊”戰術,置黑沙洲不顧而後取。
黑沙洲是一個江心洲,洲不大,但它是水上咽喉,二十七軍想過江,必須拿下它。正因為如此,國民黨軍在黑沙洲上派重兵把守,並修建了十分複雜的工事,想要拿下它,實非易事。
聶鳳智在作戰會議上說:“對黑沙洲不作強取。具體做法是,我們三個師一字排開,一個師看住黑沙洲,其他兩個師從黑沙洲偷偷繞過去。”聶鳳智的意見一提出來,就遭到許多人反對:“這是絕對不可能的!”反對聲音並不是沒有道理,想躲開江面上的第一道防線,直接進入第二道線作戰,除非垂直登陸,否則是不可能的。而垂直登陸根本沒有飛機。
聶鳳智說:“在軍事上,'絕對'兩個字是沒有的。正因為誰都看到,不取黑沙洲就無法過江,都認為一覽無餘的江面大部隊無法偷渡,都認為渡江行動無法保密,其實敵人也是這麼認為的,所以才為'飛越'或'偷渡'提供了充分的可能。正是多數人認為的'絕對不可能'事情才有了可能。
當然,我們不是不可以攻取黑沙洲,但付出傷亡的代價將會很大,而且還要耗費時間。我想了半個多月了,覺得還是用一個師看住它,另外兩個師相對隱蔽地接近南岸,其攻擊效果自然是不一樣的。 ”
儘管作戰會議沒有統一意見,但聶鳳智以“鳳智式”的果斷,行使了軍事主官有權決定軍事問題的權力。命令八十一師看住黑沙洲,七十九師和八十師繞過黑沙洲,直取南岸。
1949年4月20日夜,二十七軍奉命開始渡江。七十九師和八十師繞過黑沙洲,僅用45分鐘,就登上了長江南岸,二三五團一營三連五班最先登岸,成為“百萬雄師過大江”中的“第一船”。聶鳳智是隨第二梯隊過江的,他上岸後在指定的地點與二三七團政委丁銳碰頭。丁銳一見聶鳳智,高興地說:“哎呀,軍長,你的決策真英明啊!”
聶鳳智過江後,親口擬了一道電文,以最快的速度向黨中央、中央軍委和毛澤東報告:“我們已勝利踏上江南的土地。”此時,黑沙洲已成“孤島”。沒多長時間,黑沙洲就被八十一師拿聶鳳智率二十七軍渡過了長江後,面臨的問題是如何追擊。
因為戰略追擊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1949年4月27日上午,聶鳳智率軍部機關追擊至廣德界牌鎮的時候,後面的部隊還沒有跟上來,自己處在追擊前線,這樣對指揮機關來講,風險很大。
於是,聶鳳智命令大家暫時原地休息,自己則鑽進路旁的一座草房,與各師聯繫。突然,房子不遠處響起了密集的槍聲。
警衛員衝進來報告:“軍長,村北發現敵人。”聶鳳智一個箭步跨出草房,就在這時,轟隆一聲,一發砲彈在他身邊六七米遠的地方爆炸了。
聶鳳智就地臥倒,泥土蓋了他一身。 “他娘的!”聶鳳智站起來,拍了拍身上的泥土,迅速作出了判斷:從砲彈的威力看,肯定是六○炮;能攜帶六○炮的,顯然不像散兵游勇,很有可能是正規軍。不容遲疑,聶鳳智拔出手槍,果斷命令:“偵察連和通信連從兩翼包抄,警衛、炊事人員和機關幹部從正面頂住敵人。”在聶鳳智身邊工作的人,無論是乾部戰士,還是公務人員,個個會打仗,人人能吃苦,平時沒有用武之地,如今軍長命令直接參戰,機會難得啊!於是,槍聲喊殺聲響成了一片。
聶鳳智儼然一位基層指揮員,調度士兵直接作戰,作戰科長抓過一挺防空用的機槍進行平射,包抄的連隊也抄到了底。事後得知,這批潰退的國民黨軍屬於國民黨南京總統府警衛團中的一個營,他們計劃向杭州逃竄。
讓他們沒有想到的是,由於慌亂,營與營之間都跑丟了;更讓他們沒有想到的是,這裡出現了攔阻的“共軍”。
戰鬥了10分鐘之後,500多名國民黨軍官兵只好舉手投降。戰鬥結束,大家紛紛打趣說:“軍長今天當了一回營長!”聶鳳智很長時間沒有這樣舉著手槍,直接指揮一個營短兵相接了。於是,他也打趣地說:“不會當營長能當好軍長嗎?”
二十七軍在聶鳳智指揮下,從正面攻擊繁昌,一直趕在潰退的國民黨軍前頭,至4月28日凌晨2時,二十七軍七十九師抵達吳興,與二十八軍勝利會合,堵住了合圍口,截住了國民黨軍,使其無法潰入滬、杭或閩贛山區。整整八天八夜,400公里,二十七軍指戰員們基本上沒有吃過一頓熱飯,睡過一個整覺。如今合圍任務完成,該好好坐下來歇一歇,吃吃飯,睡睡覺,這是最大的獎勵了。
但是,這不現實。儘管聶鳳智自己都覺得有點吃不消了,但解放上海的命令已經到達二十七軍。聶鳳智咬緊牙關,下達命令:不准睡覺,繼續前進,目標上海。作為軍長的聶鳳智,深知上海不比其他地方,水陸交通太方便了,一旦不把敵人圍起來,很容易就跑掉了,所以必須盡快圍住。 “圍住了,就如同籠中打狗,敵人再也跑不掉了。”急行軍中,聶鳳智對指戰員們作了解釋。 5月初,二十七軍到達指定位置,與兄弟部隊一起,對上海進行了包圍。
解放上海
從1949年5月4日開始,解放上海的準備工作全面鋪開。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要求,“不但不能讓敵人毀掉上海,還要把上海完好無損地交回到人民手中。解放軍要爭取'軍政全勝'”。
如何才能保證“軍政全勝”?聶鳳智在戰前的干部準備會上說:“我們是在什麼情況下進入上海的?是渡江和追殲逃敵偉大勝利之後。我們不僅要打軍事仗,更要打政治仗、政策仗。
加強政紀準備,保證入城不亂,不發生外交問題,實在是我們各級領導需要注意的中心環節。稍有不慎,就會嚴重損害中國共產黨和人民軍隊的聲譽。我們一定要做到軍政全勝,使上海這座舉世聞名的大城市完好地保存下來。為確保上海的完好,我規定,進攻市區時,只准用輕武器,不准用火砲和炸藥。 ”
戰場是什麼?戰場是生死搏斗場!規定只准用輕武器,不准放炮,這不等於捆住自己的手腳讓敵人打,這還叫打仗嗎?
許多人強烈反對,有的甚至破口大罵,“你聶鳳智英雄啊,不用砲不用炸藥,拿戰士的生命開玩笑”。聶鳳智知道大家的心情,解釋說:“上海的人口過於密集,一炮下去,搞得不好,就會有幾十、幾百人的傷亡;如果使用炸藥就更厲害,一座樓房被炸塌下來,說不定就是幾百無辜平民百姓的傷亡。
我們的宗旨,不用我多說,大家都清楚,忘記了人民就不是人民軍隊!”道理誰都懂,但做起來談何容易,畢竟戰爭與破壞幾乎是可以畫等號的。參加會議的不少人堅持自己的意見說:“不用大砲,不用炸藥,上海是攻不下來的。 ”聶鳳智也知道,這是很難執行又必須執行的規定。但聶鳳智還是重申:“攻擊市區時絕對不准用砲用炸藥。 ”
5月12日,解放上海的戰役打響。二十七軍在聶鳳智指揮下,很快掃清了外圍,戰鬥進行得十分順利。 5月24日下午,二十七軍佔領上海西郊虹橋機場後,開始向市區進展,攻到蘇州河邊時,國民黨軍居高臨下實施火力壓制,部隊傷亡增加,矛盾一下子尖銳起來。部隊的不滿情緒越來越強烈。
在蘇州河邊受阻的是二十七軍先頭部隊七十九師二三五團。 5月25日下午,聶鳳智趕到蘇州河邊。二三五團團長王景昆、政委邵英向聶鳳智匯報前線情況。
王景昆說:“蘇州河有30米多寬,敵人利用北岸岸邊高樓大廈,部署了強大的交叉火力,橋頭、路口築有堅固的碉堡,河面、橋面、路面全部封鎖得滴水不漏,我們每次攻擊,都成了敵人的活靶!軍長,就讓我們打幾炮吧,保證一炮一個火力點,決不多放一炮,保證幾炮就把對岸的敵人火力點全乾掉!”邵英也說:“軍長,就同意了吧。三包炸藥一拉,保管把那幢大樓炸上天。”
聶鳳智知道,部隊的傷亡已讓指戰員們打紅眼了,團長、政委都要求開砲,顯然壓力在增大!但聶鳳智還是十分冷靜,此時,只要他一句話,蘇州河北岸頓時可變成一片火海,工廠、樓房、倉庫平了不說,那密匝匝的房屋裡的平民怎麼辦?
炮可以瞄準,彈片卻不長眼睛!一炮下去不知要死傷多少人!聶鳳智理智地問王景昆和邵英:“上海沒有在國民黨反動派的暴政下毀滅,卻在人民解放軍的砲火中遭受損壞,歷史又將怎樣記下這一筆呢?”王團長、邵政委頓時懂了。他們含著淚說:“堅決執行命令,不放一炮!”
聶鳳智說:“既不准放炮,但又要消滅敵人。為減少傷亡,白天繼續在蘇州河正面佯攻,牽制敵人兵力,等天黑後,一部分主力在西郊涉水過河,沿蘇州河北岸從西向東進攻市區。”當天晚上,忙了一天的聶鳳智正準備睡一會兒,但電話又響了起來。炮團報告:“有一位戰士打了一炮。
”這位戰士之所以要放炮,是因為看到自己的戰友傷亡大,實在忍不住了,當時炮團副團長還在現場。那名戰士得知同村的3名戰友犧牲了,哇哇叫道:“軍長不讓放炮,我就要放一炮給軍長看看!”副團長說:“別胡來,要槍斃的!”但副團長的話音剛落,“轟”的一聲,砲彈就飛出去了。
這一炮不偏不倚,正好擊中了上海百老匯大廈,打了一個大窟窿,還好沒有塌下來。副團長一看,事態嚴重,一面逮捕那名戰士,一面電話報告聶鳳智。
聶鳳智接到報告,不禁啞然失笑。這個“愣頭青”還真敢違抗命令,居然放了一炮。當然,從內心來講,聶鳳智是理解甚至喜歡這樣的戰士的,不是喜歡他“抗命”,而是喜歡他渴望勝利的“脾氣”。這樣的戰士調教好了,絕對是個好兵! “行了,不要逮捕了!”
電話裡,聶鳳智向副團長交代:“戰士嘛,敵人把他打火了,傷亡那麼大,有一股子氣,幹出一兩件傻事也是難免的,教育教育就行了。倒是你們,作為乾部,應該好好地認真掌握部隊。你們沒有掌握好部隊,戰士錯了,又搞他,不就錯上加錯了?以後要絕對注意不能再出事!”聶鳳智這一寬大“處理”消息傳來,那名戰士高興得直跳。
當然,這名戰士也認識到,上海確實不是一般的戰場,不能由著性子來。其他人也明白,正是因為情況特殊、“禁令”特殊,才沒有“軍法從事”,倘若是平時,陣前違令,腦袋早搬家了。
至5月27日,在人民解放軍二十軍、二十六軍、二十七軍、二十八軍、二十九軍、三十軍等的合力攻擊前進中,除湯恩伯率5萬餘人提前登艦逃跑外,守上海的其餘15萬國民黨軍全部被殲被俘。 6月2日,二十五軍解放了上海崇明島,上海戰役結束。
華東軍事政治大學
1950年7月,華東軍區空軍組建成立,聶鳳智被任命為華東軍區空軍司令員。抗美援朝戰爭開始後,聶鳳智奉命於1952年7月北上安東(今丹東),10月,擔任中朝聯合空軍司令部代司令員。 1953年4月,正式擔任中朝聯合空軍司令部司令員。
1955年,聶鳳智被授予中將軍銜。 1955年,聶鳳智任南京軍區空軍司令員。
1958年7月,福州軍區空軍組建成立,聶鳳智由南京軍區空軍司令員調到福州軍區任空軍司令員。
1960年3月,聶鳳智被任命為福州軍區副司令員兼福州軍區空軍司令員。 1962年3月,整個東南地區形勢發生了變化,聶鳳智調到南京軍區任副司令員兼南京軍區空軍司令員。 “文化大革命”中,聶鳳智和許多老將軍一樣,沒有躲過劫難,被關進了監獄。
林彪事件後,經許世友的努力,聶鳳智於1972年5月從監獄中被秘密接回南京。
1973年3月,聶鳳智得到平反。 1975年初,聶鳳智被重新安排工作,任南京軍區副司令員。
1977年4月,聶鳳智升任南京軍區司令員。 1982年10月,聶鳳智退居二線。 1992年4月3日,聶鳳智因病搶救無效,在南京軍區總醫院逝世。
抗美援朝
從1952年9月7日指揮志願軍空軍與侵朝美軍的第一次空戰,到1953年7月27日22時停戰協定簽字後12小時全線停抗美援朝中的飛行員火,一年多的時間裡,聶風智學會了指揮中、朝人民空軍與世界頭號空軍強國美國打空戰。
曾有些外國輿論說:中國空軍的戰法“近乎游擊戰”、“無規律可言”等等。其實,正是這種“近乎游擊戰”的戰術,使美國空軍第一次在全世界熱愛和平的人們面前丟臉現醜,損失慘重;正是這種“無規律可言”的空戰,受到中央軍委空軍司令員的讚同和毛澤東主席的誇獎,動搖了美國空軍“空中霸主”的地位,奠定了中國年輕空軍在強手如林的世界空軍中的地位。
說到底,“無規律”也是規律。敵人所謂的“無規律”,正是志願軍空軍部隊在實戰中創造出的新規律。美國空軍參謀長不得不承認“共產黨中國幾乎一夜之間就變成了世界上主要空軍強國之一”,中共空軍“在青川江與鴨綠江之間佔了幾乎絕對優勢”,並稱這個地方為“米格走廊”,命令美國飛行員不得輕易進入這個地區上空。
陸空兩棲
中華精英
聶鳳智,1913年4月出生於湖北省大悟縣一個農民家庭。 1928年,他15歲參加農民赤衛隊和共青團,1929年1月參加工農紅軍,1933年1月轉為中國共產黨。他戎馬一生,從普通一兵到開國中將、再到華東軍區空軍司令員、中央軍委委員、南京軍區司令,真可謂是一位陸空兩棲將軍。
飛將軍
1950年,盤踞在台島的國民黨蔣介石部隊對上海發動“二六”大轟炸,從那時起,聶鳳智將軍由陸軍轉入空軍指揮作戰。
當時,上海及華東地區(主要是寧滬杭)的防空任務是由蘇聯空軍幫助擔任的。國民黨的“二六”大轟炸給上海造成慘重損失,坐鎮上海及華東的陳毅司令員前往北京向毛澤東主席匯報,要求購買飛機,保衛上海。
中共中央經與蘇共中央協商,斯大林便派空軍中將巴基斯基率一支空防混成部隊來了。混成部隊有殲擊機、轟炸機、強擊機,還有高炮、雷達、探照燈等,一應俱全。聶鳳智要接收的就是這支部隊。
聶鳳智一到上海,陳毅就帶他去見了巴基斯基將軍。
當年37歲的聶鳳智,個小,身矮,黝黑,精瘦,完全是一副“土八路”相。巴基斯基是位注重實際、雷厲風行,同時也有“老大哥”優越感的蘇軍老牌軍人。儘管事先得悉眼前這位貌不驚人的“小老弟”已經打了整整20年的仗,身經百戰,功勳卓著,可巴基斯基還是不想給他留什麼面子,於是開門見山地說: “很好,給你一個月的時間,完成全部的指揮學習。”
在聶鳳智的經歷中,很少有“怯場”的時候。他毫不含糊地說:“反正,先教一個月也好,再教一個月也好,你們什麼時候把我教會,我就什麼時候讓你們走。否則,你將軍閣下就別想回莫斯科! ”
實際上,巴基斯基何嘗就真的相信聶鳳智能在一個月內完成學業?他給聶鳳智留有“機動”的時間。可一天天下來,聶鳳智居然一步不落地把規定課程全部完成了,這可讓巴將軍吃驚費解。一個月剛過,巴基斯基將軍興沖沖地跑到陳毅那兒宣布:聶司令已完成規定的學習內容,可以開始“考試”了。
陳毅將信將疑。 “考試”是緊張、務實的,陳毅當然被請去坐了首席。 “考試”五天,第一天收放飛,第二天射擊,第三、第四天分別組織殲擊機、強擊機、轟炸機型的戰鬥,第五天是各種機型都參加的可以稱得上是“梯次出擊,多層掩護”的“聯合作戰”。
五天“考試”完畢之後,巴基斯基對陳毅說:“你看,你們這個學生完全合格了。全部是標準的五分!我可以保證,你們中國空軍將來一定會打勝仗。”
聶鳳智就這樣成了“飛將軍”,正式職銜是中國人民解放軍華東軍區空軍司令員,兼統領新組建的空軍第四混成旅旅長,奉命全部接受蘇聯“巴部”裝備和軍務。
1950年國慶節,他的第四混成旅十二團十九架杜—2型飛機參加了天安門檢閱。這個混成旅在聶鳳智的領導下,迅速“自我膨脹”,先後組建一個驅逐機師、一個轟炸機師、一個強擊機師和兩個殲擊機師,六個供應大隊、一個工程大隊和一個雷達營,成為當時中國最具實力的空軍勁旅。
初顯神威
1950年10月25日,中國人民志願軍“雄赳赳,氣昂昂”入朝參戰,給了美帝侵略者當頭一棒。但由於我們沒有空軍,沒有製空權,使中朝參戰部隊付出沉重代價,讓志願軍彭德懷司令員寢食不安。
1951年7月,經與朝鮮方面商定,建立中朝聯合空軍部隊,毛澤東主席和金日成元帥聯合任命聶鳳智為中朝空軍司令,指揮部設在中朝邊境的安東(今丹東)。
彭德懷明白無誤地告訴聶鳳智,必須盡快把美國的“空中戰線”從現在的鴨綠江上空擊退到朝鮮清川江上空以南。擺在聶鳳智面前的現實是嚴峻的。因為敵我雙方從投入的兵力到飛機的性能,以及參戰飛行員的經驗來比較,都相差懸殊。但是,我空軍這支“嫩芽芽”狀況的部隊,在聶鳳智司令的統領和指揮下敢打硬仗,打出了威風。
在1951年的9月4日,聶鳳智走馬上任才一個多月之時,美國空軍就來了一次大規模侵襲。這天,美機仗著飛機性能優越和飛行技術高超,來勢洶洶,一百架飛機浩浩蕩盪如入無人之境般壓過來。敵人料定在當天氣象惡劣的條件下,我軍是不敢與之交戰的。打不打?聶鳳智當機立斷,一聲令下,三師的兩個大隊十六架戰機騰空迎戰。戰鬥結果,敵我雙方戰機損失是5:6,即美機被我擊落擊傷五架,我被美方擊落六架。但在敵我力量懸殊的情況下,絕不能低估這次戰鬥的意義。
從此,勝利之門被聶鳳智逐步打開。他指揮部隊,幾乎天天主動升空作戰。這期間,他領導技術部門積極改進米格機的性能,用特殊的打法在朝鮮領空構築起“米格走廊”,打得美國五角大樓心慌意亂,大罵中國空軍“無規律可言”,“近乎游擊隊”。美國空軍參謀長憂心忡忡警告所部,不要輕易闖入鴨綠江至清川江一線的“米格走廊”。聶鳳智獲知情報後哈哈大笑:“嗨,土八路有土八路的打法。我的無規律就是新規律。克敵制勝才是硬道理!”
痛擊美蔣
1954年春,聶鳳智奉調從朝鮮戰場回國,來到上海淮海路的空軍指揮所。最高統帥部把他這個“棋子”擺到這裡的真正目的:經略東南!當時的情況是,舟山群島早在1950年就解放了。舟山群島之南,是一江山島、上下大陳島、馬祖、金門……
在偉大祖國的版圖上,上下大陳和一江山島是名副其實的彈丸之地,但在戰略上卻可“四兩撥千斤”,異常重要。時任華東軍區參謀長的張愛萍將軍腦子裡苦苦轉悠三年,要以海陸空協同作戰逐步解放大陳、一江山島。
1954年8月底,中央軍委命令解放東海諸島戰役前線指揮部成立,張愛萍將軍任司令員,聶鳳智(空軍)、陶勇(海軍)任副司令員。聶鳳智全權負責空軍和海軍航空兵的統一指揮,共和國首次三軍聯合作戰終於排上日程。
1955年1月18日,以一江山島為第一大目標的大陳列島戰役正式發動。
在聶鳳智指揮下,空軍打得異常激烈而又精彩。被蔣介石視作台灣門戶經營多年的大陳列島強固工事,在我空軍既準又狠的打擊下基本處於癱瘓狀態。整個戰役取得比預期目標更加輝煌的勝利。其間,美軍曾先後出動兩千二百四十二架次飛機為蔣軍聲援打氣。由於我軍堅決打擊,美蔣終於無法“共同防禦”而倉皇撤到台灣去了。 [2]
婚姻家庭
相知
1938年,聶鳳智是延安“抗日軍政大學”的隊長兼教員,何鳴是女生隊的學員。兩人相識,但來往不多。
後來一起到了晉察冀,聶鳳智是“抗大”三團的副團長,何鳴是“抗大”分來的護士。這時剛從西歐諸國回來一批學醫的高級知識分子,現在叫“海歸”。
為了將這批“海歸”留在根據地,“抗大”建立了一所既能治病又能搞醫學研究的衛生所,讓“海歸”們有用武之地。可是要讓這些在國外接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對共產黨心服口服,衛生所所長的人選是個關鍵。
誰也沒想到,上級竟任命聶鳳智這個連學校門都不知朝哪邊開的放牛娃當所長。聶所長上任,何鳴護士也到了衛生所。於是,開始了兩人的“相知”階段。
名符其實
這所長要當,就得當的名符其實。聶鳳智會打仗,對醫學可是一竅不通。不懂就學,幹啥學啥,現學現賣。將軍看中了一位留學德國的黃醫生,這位黃醫生是共產黨員,又和將軍同是湖北老鄉,就請人家教自己學醫術。
今天一點,明天一點,將軍腦子好使,硬是聽一點、記一點、學一點。過了不久就覺得不過癮了,就要醫生系統講,中醫、西醫、內科、外科,學了不少,記了不少。又覺得光有理論還不夠,就要求醫生指導他臨床實踐,黃醫生教他如何用聽筒診病,如何用手指觸診、用手叩診……,一個誨人不倦,一個謙虛好學。
不久,聶所長撞上了一次表現其醫術的機會,前線送來了一個重病號,幾位醫生都想看看聶所長這些時日到底有沒有學到真本事,“謙虛”地表示看不了,請所長看。
所長當仁不讓,上去就把醫生平日所教的、自己悟得的十八般武藝都用上了,然後煞有介事地下醫囑,開處方,態度還特好,說用的藥如果療效不好還可以換。
完了還不忘謙虛地問大家:“你們再給看看?”大家一會診,一致同意所長的診斷和處方。私下里將軍又去請教黃醫生,後來這個病人也確實治好了。
就這樣,在眾醫生的心目中,聶所長是當之無愧的。後來大家熟了,幾乎成了知心朋友,所長敞開心扉:“我真的不懂醫,都是老師教得好。
幾個病人都是黃醫生給治好的,功勞是黃醫生的。我為什麼要這樣做呢?因為我們當時實在找不出一個衛生所長,而你們又剛回國,不了解共產黨,以為共產黨沒本事,光會吹牛,想讓你們知道共產黨內還是有人才、有人物的。 ”這一切,讓何鳴這個小護士也不禁抿著嘴笑:這個又黑又瘦的聶所長,仗打得好,腦子也聰明。
自此,就不知不覺地註意起他來,關心起他來。聶鳳智這麼靈的腦子,這“注意”、“關心”還看不出來?
也對何鳴這位16歲就離開家鄉長途跋涉投奔革命的中學小女生、重慶辣妹子有了深刻的印象。結婚1940年元旦,26歲的聶鳳智與18歲的何鳴,由“抗大”教育長羅瑞卿主持,辦了十桌粉絲燒豆腐的宴席,隆重結婚。
人物性格
相貌平平
聶鳳智將軍,矮小、精瘦、黝黑,相貌平平。左眼眉心藏一痣,相書謂“黑虎含珠”。將軍凡與人見面,輒面露絲絲微笑,慈眉善目,親切可人,若彌勒佛狀。
急性司令
1965年10月,葉群、吳法憲至江蘇太倉搞“四清”,林彪亦至蘇州療養。空四軍政委江騰蛟,逢週日即去蘇州、太倉,請客送禮,忙得不亦樂乎,部隊工作則不聞不問。聶鳳智將軍聞之,大怒,當面責問江騰蛟:“你是空四軍政委,還是招待所所長?”
聶鳳智將軍1975年復出,始任南京軍區副司令員,繼任司令員。因身體狀況欠佳,需每日掛吊針,輸抗菌素,然將軍從不遲到早退。某日,上班時間到,吊針尚未滴完,夫人何鳴曰:“你是司令員,遲幾分鐘上班有什麼關係?”將軍曰:“遲一分鐘也不行。”遂拔吊針急走。
人物評價
黑虎將軍
聶 鳳智15歲就參加了中國工農紅軍。他有智有勇,幾乎指揮和參加過中國人民解放軍各種不同類型的戰鬥、戰役,甚至包括陸海空協同作戰。
有專家曾如此評價:在中國人民解放戰爭中,幾乎在每一個歷史轉折關頭或者戲劇性進程中,差不多都有聶鳳智將軍的精彩表演。 1955年被授予中將軍銜,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中國共產黨第十二屆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
聶鳳智將軍矮小、精瘦、黝黑,左眼眉心藏一痣,相書謂“黑虎含珠”,人稱黑虎將軍。
謙虛謹慎
1958年9月24日,蔣介石出動100餘架飛機,進犯大陸。聶鳳智將軍於指揮所持話筒指揮,將軍命路橋、衢州、連城、惠陽等飛機出動,由於各地距離不同,到晉江時間不同,呈層層包圍之態勢。敵不知內情,以為是共軍之新戰法,急撤退。美國《航空》雜誌特登文章,介紹聶鳳智的“口袋戰術”。
為此,彭德懷元帥打電話詢之聶鳳智,將軍老老實實答曰:“歪打正著。”彭德懷元帥感慨系之:“若是其他人,早就吹上天了。”將軍時任福州軍區空軍司令員。
http://baike.baidu.com/view/34536.htm
羅瑞卿大將23歲時就經歷過生死之劫。紅軍第二次反圍剿時,一顆子彈從他頭部靠太陽穴的地方穿了出去,醫生不敢動手術,后勤部門也做好了棺材,但將軍還是站立起來了,連毛主席都說,羅瑞卿是閻王點了名不去報到的人。
“文革”中羅瑞卿將軍失去了左腿,但并沒有失去往日的倔強。
1977年,羅瑞卿复出就任軍委秘書長。將軍复出后曾多次對夫人郝治平說:“光陰如箭,時不我待。從今后72歲要當個27歲來過。”
1978年初,羅瑞卿將軍向党中央寫了出國治腿的報告。他曾听一位德國醫生介紹,如經手術安裝一個人造股骨頭,他左腿的功能可以改善許多。
但這种手術對一位70多歲患有多种疾病的老人來說,意味著巨大的風險。
同年8月,將軍不顧家人勸阻,毅然決定出國治腿。
將軍說:“我一生摸過多次閻王鼻子,每次去報到,他都不要我。這次他也不會要我的。”
1978年8月2日,在波恩的一所醫院,手術順利完成,但由于突發心肌梗塞,將軍卻永遠地倒下了。此時,离將軍出任軍委秘書長職務正好一年。
羅瑞卿(1906年5月31日—1978年8月3日),四川南充人,中國工農紅軍、中國人民解放軍、中華人民共和國主要領導人之一;早年入黃埔軍校,後加入中國共產黨,任紅四軍政治部宣傳部長、紅一軍團保衛局局長,參加長征;抗日戰爭期間,任抗日軍政大學教育長、十八集團軍野戰政治部主任;解放戰爭時期,任晉察冀中央局、華北軍區政治部主任,參與石家莊、太原戰役等;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任公安部部長、國務院副總理、總參謀長等職;1955年被授予大將軍銜,“文革”期間遭受殘酷迫害,1977年復職, 1978年赴聯邦德國治療腿疾時去世。
人物簡介羅瑞卿
(1906-1978),中國無產階級革命家、中國人民解放軍高級將領,中國傑出的軍事家、政治家。
1906年5月31日生於四川省南充市舞鳳鄉清泉壩,1924年在張瀾創辦的南充中學讀書時參加愛國學生運動,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同年底考入在武漢的中央軍事政治學校(即黃埔軍校),參加過軍校討伐夏斗寅的戰鬥,7月15日軍校被改編為張發奎部隊的教導團,8月2日,張發奎在九江將教導團繳械,他離隊回武漢尋找中共黨的組織。
1928年10月在上海加入中國共產黨,1929年春被派往閩西,組建和訓練游擊隊,任閩西紅軍第五十九團參謀長,率部配合中國工農紅軍第四軍開闢閩西蘇區。 6月,隨部隊編入紅四軍,任支隊黨代表。年底參加中共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古田會議),會後任第二縱隊政治部主任,與政委羅榮桓積極貫徹古田會議精神,加強政治工作建設,使部隊獲得很大進步,1930年6月,任二縱隊(後改為十一師)政委。 1931年5月,在中央蘇區第二次反“圍剿”中頭部負重傷,並發大葉性肺炎,後痊癒。
1932年3月任第四軍政委,率部參加漳州戰役,進駐海邊的石碼。 6月任第一軍團政治保衛局局長,曾與參謀長徐彥剛率七師、九師作為一軍團的右翼參加第四次反“圍剿”中的登仙橋伏擊戰。 1933年8月,獲二等紅星獎章。長征中曾任紅軍先遣隊參謀長、陝甘支隊第二縱隊政治部主任。到達陝北後任第一方面軍政治保衛局局長。
1936年6月任中國人民抗日紅軍大學教育長,西安事變後曾赴西安協助周恩來進行統一戰線工作,1937年2月回延安後任抗日軍政大學教育長、副校長,主持抗大工作。
1938年在毛澤東指導下寫成《抗日軍隊的政治工作》一書,向全國介紹人民軍隊的政治工作經驗。 1939年7月率抗大總校和延安其他學校數千名教學員工到華北敵後辦學,途經陝西、山西、河北三省三十個縣,行程三千里,通過同蒲、正太兩條鐵路封鎖線,人稱小長征。
1940年5月任八路軍野戰政治部主任,轉戰太行山區,參與了百團大戰的指揮和多次反“掃蕩”,在此期間,他總結抗日游擊戰爭政治工作的經驗,撰寫了《目前政治工作建設上的一些問題》等多篇著作,為人民軍隊政治工作建設做出貢獻。
1943年回延安入中央黨校學習,1945年6月被選為中共第七屆中央候補委員。
抗日戰爭勝利後,任北平軍事調處執行部中共代表團參謀長,協助葉劍英同國民黨方面和美國方面的代表進行談判。
解放戰爭中,歷任中共晉察冀中央局副書記、晉察冀軍區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晉察冀野戰軍政委、華北軍區政治部副主任兼第二兵團(後改為第十九兵團)政委,參與指揮正太、石家莊戰役。在平津戰役中與楊得誌等率部在新保安圍殲國民黨第三十五軍,對促成北平的和平解放起了重要作用,1949年春參與指揮太原戰役。
1949年6月,負責籌建公安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任公安部部長、政治法律委員會副主任、公安軍司令員兼政委,開創國家的公安和國家安全事業,在十年內形成國家良好的社會治安秩序。
1955年被授予大將軍銜。 1959年4月任國務院副總理,1959年9月任中共中央軍委秘書長、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國防部副部長,1961年11月兼任國防工業辦公室主任,他參與組織戰備,指揮海防和邊防作戰,組織領導尖端武器及常規武器的研製和生產。
1964年和賀龍等領導全軍性的練兵和比武,取得很大成績。他堅持軍事和政治的辯證統一,提倡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要聯繫實際,反對把學習毛澤東思想庸俗化。
1965年底被林彪等人誣陷,受到錯誤批判,他不願受辱,欲跳樓自盡,結果導致左腿致殘,後被長期關押。
1977年,復任中央軍委秘書長,協助鄧小平領導軍隊的整頓,積極參加和領導“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問題的討論,提倡恢復和發揚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為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準備條件。
羅瑞卿同志是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和中央書記處書記,第十一屆中央委員;1978年7月前往聯邦德國治療腿疾,8月3日凌晨因心髒病突發而不幸逝世。 [1]
1978年8月12日,鄧小平在羅瑞卿同志追悼大會上的悼詞中稱羅瑞卿為“無產階級久經考驗的忠誠的革命戰士、解放軍的傑出領導人、偉大導師毛主席的好學生”。
大事年表
1906—1929
1906年羅瑞卿
羅瑞卿5月31日(農曆閏四月初九)生於四川省南充縣舞鳳鄉清泉壩馬家坡(今南充市舞鳳鄉雙女石村)。
1920年 14歲春考入南充北區大林寺高等小學。
1923年 17歲春考入民主革命家張瀾創辦的南充縣立中學普通班學習。
1926年 20歲6月隨同黃埔軍校畢業的共產黨員李介等參加聲援南充六合絲廠工人反對資本家的鬥爭;10月大革命進入高潮。離開成都到重慶,考入國共合作創辦的武漢中央軍事政治學校(黃埔軍校武漢分校)。
1927年 21歲
2月1日以優秀成績通過複試,編進入伍生總隊(黃埔軍校第六期)政治第一大隊第二隊;8月2日教導團奉命由武昌沿江東下,兩天后行至九江,被張發奎繳械,離隊返回武漢找黨。
1928年 22歲10月 在上海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
1929年 23歲1月受中央軍委派遣,離開上海赴湘鄂西蘇區紅軍,抵宜昌後,因交通中斷,又返回上海;3月受中央軍委派遣,赴正在閩西活動的紅四軍工作;5月22日朱德、毛澤東率領紅四軍二次入閩;12月隨部隊向龍巖、上杭地區前進途中,參加了毛澤東為準備紅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而召開的十餘次支隊以上黨代表聯席會議。
1930—1939
1930年 24歲1月上旬國民黨軍向閩西根據地發動第二次“會剿”;3月參加攻克南康、大庾和占領梅嶺關的戰鬥;8月23日一、三軍團在瀏陽永和市會師,組建一方面軍。羅瑞卿任第十一師政治委員;12月30日率部在龍岡戰鬥中與友鄰部隊以誘敵深入戰法,一舉全殲張輝瓚兩個旅和師部,並活捉前線總指揮兼第十八師師長張輝瓚。
1931年 25歲1月3日根據紅一方面軍總前委命令,和曾士峨率部轉兵向東追擊譚道源師,在東韶消滅該師一個多旅,俘敵3000餘人;3月下旬隨紅一方面軍主力由永豐、樂安、宜黃、南豐以南地區;12月任紅四軍政治部宣傳部長兼四軍隨營學校政治委員。
1932年 26歲3月紅一軍團進行整編,任紅四軍政治委員;5月28日率部與東路軍撤離漳州,回師贛南中央蘇區;7月10日指揮紅四軍參加南雄、水口戰役,先後擊潰粵敵15個團。
1933年 27歲1月黎川改編撤銷軍的建制後,任紅一軍團保衛局局長,隨即參加第四次反“圍剿”。 8月1日榮獲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授予的二等紅星獎章。 9月 參加第五次反“圍剿”。
1934年 28歲1月15日赴瑞金,出席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 10月16日率領一軍團保衛局隨中央紅軍開始長征。
1935年 29歲1月 參加強渡烏江的戰鬥。 1月26日至3月21日率一軍團保衛局六渡赤水。 5月19日 任中央紅軍先遣隊參謀長。 6月14日 率一軍團保衛局翻越夾金山。 7月10日率部通過雪山,抵達毛兒蓋休整。 8月23日至28日率保衛局走出草地,到達班佑。 9月20日紅一方面軍和軍委縱隊整編為陝甘支隊(轄三個縱隊)後,調任第二縱隊政治部主任。 10月21日至11月21日與彭雪楓、李富春率第二縱隊到達陝北吳起鎮。不久調任第一方面軍保衛局局長,並參加直羅鎮戰役。
1936年 30歲2月20日至5月初隨第一方面軍參加東征戰役。 5月20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上,經毛澤東提議,決定建立紅軍大學,由林彪任校長,羅瑞卿任教育長。 6月1日 抗日紅軍大學成立。出席在瓦窯堡米糧山舉行的開學典禮。此後,一面參與學校領導工作,一面作為第一科學員參加學習。 12月15日“西安事變”發生後,作為中共代表團成員隨周恩來赴西安。
1937年 31歲1月中旬“中國抗日紅軍大學”改稱“中國人民抗日軍事政治大學”,任教育長。 4月領導抗大學習貫徹中共中央政治局《關於張國燾錯誤的決定》。 8月1日主持在延安舉行的抗大第三期開學典禮。
1938年 32歲2月受中共中央委派,赴武漢,代表八路軍參加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召開的政治工作會議。 5月24日 出席抗大第四期開學典禮。抗大迅猛擴大,學員達5600餘人,進入黃金時期。 12月13日在全校幹部動員大會上宣布中央軍委關於抗大建立兩個分校的決定,並作政治動員報告。
1939年 33歲1月15日至3月15日主持成立抗大檢查工作委員會,自下而上地檢查工作中的成績和缺點。 4月20日響應黨中央開展生產運動的號召,率領抗大全體教職學員上山開荒,掀起生產突擊高潮。
1940—1949
1940年 34歲1月1日 主持抗大第五期畢業典禮。會後,13個連隊的畢業學員分配到晉察冀軍區和一二○師部隊工作。 10月30日參加指揮關家垴戰鬥,經兩天激戰,將日軍岡崎大隊大部殲滅,粉碎了日軍對太北區的第二次“掃蕩”。
1941年 35歲4月3日 在遼縣桐峪鎮與郝治平結婚。 7月7日 出席晉冀豫邊區臨時參議會。 8月26日主持八路軍野戰政治部召開的連隊政治工作會議並做報告。
1942年 36歲1月28日頒發十八集團軍野戰政治部訓令,要求部隊增加生產,克服困難,精兵簡政,減輕人民負擔,增加根據地財富。 4月9日主持八路軍野戰政治部召開的宣教會議。
1943年 37歲6月至7月到太岳軍區巡視工作,先後到太岳二分區、太岳行署、中條山分區和北岳分區,直至接到中央關於參加“七大”的電報返回太行山野政駐地。 8月至10月赴延安參加整風學習和黨的“七大”。
1944年 38歲4月中旬出席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級幹部會議。 5月在中央黨校聽毛澤東作關於整風審幹的成績與缺點的報告。
1945年 39歲4月23日至6月11日出席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被選為候補中央委員。 6月19日出席中共七屆一中全會第一次會議,會議選舉毛澤東為中央委員會主席兼中央政治局、中央書記處主席,後被任命為晉察冀中央局副書記、晉察冀軍區副政治委員兼政治部主任。
1946年 40歲2月28日出席三人小組(張治中、周恩來、馬歇爾)在北平執行部舉行的會議,聽取各小組的工作匯報。 7月25日 指揮大同戰役。 9月晉察冀軍區奉命恢復野戰軍指揮機構,羅瑞卿任政治委員,蕭克任司令員。
1947年 41歲1月20日至28日 參預指揮保南戰役。 3月25日主持召開晉察冀軍區政治工作會議,並作《如何加強軍隊政治工作》的報告。 4月8日參預指揮晉察冀野戰軍發起正太戰役。 11月6日至12日與楊得誌等指揮晉察冀野戰軍發起石家莊戰役,全殲守敵2.4萬餘人。
1948年 42歲12月8日至22日與楊得誌等指揮第二兵團再出平綏線,晝夜兼程,將國民黨第三十五軍包圍於新保安,並按照軍委指示圍而不打。
1949年 43歲2月3日與楊得志率第十九兵團參加北平和平解放入城式。 3月5日至13日出席在西柏坡召開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 7月6日 任中央軍委公安部部長。 9月21日至30日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 10月1日出席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大典。 11月11日 兼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長。 12月16日至1950年2月17日隨同毛澤東、周恩來訪問蘇聯並負責警衛工作。
1950—1959
1950年 44歲1月任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黨組書記。 6月6日至9日 出席中共七屆三中全會。
1951年 45歲8月3日在政務院第96次政務會議上作《關於鎮壓反革命工作》的發言。
1952年 46歲7月23日至8月8日主持召開第二次全國偵察工作會議並講話,強調開展同帝國主義特務的鬥爭,加強經濟保衛工作,加強對偵察工作的領導。
1953年 47歲1月28日 兼任中央人民公安學院院長。
1954年 48歲陪同毛澤東到杭州,參加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起草工作。 9月15日至28日出席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1955年 49歲2月2日至17日主持召開全國政治保衛工作會議並講話。 3月21日至31日參加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並發言。 9月27日被授予中國人民解放軍大將軍銜及一級八一勳章、一級獨立自由勳章和一級解放勳章。
1956年 50歲1月5日至14日主持召開第一次全國公安政治工作會議並講話。 9月15日至27日在中國共產黨第八屆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為中央委員,並作《我國肅反斗爭的主要情況和若干經驗》的發言。
1957年 51歲2月27日至3月1日出席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 12月20日至1958年1月20日率公安代表團訪蘇,參加蘇聯國家安全機關成立40週年慶祝活動。
1958年 52歲8月17日至30日出席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 11月28日至12月10日出席中共八屆六中全會。
1959年 53歲1月20日至31日參加全國政法工作會議並講話。 4月18日至29日出席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被任命為國務院副總理兼公安部部長。 6月初 陪同毛澤東回韶山故居。
1960—1969
1960年 54歲1月至2月到上海,參加中共中央舉行的政治局擴大會議。 7月5日至8月10日參加中共中央在北戴河舉行的工作會議。
1961年 55歲6月12日至7月15日參加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並作了關於國內外形勢的報告。 11月18日被任命為國防工業辦公室主任。
1962年 56歲1月11日至2月7日參加中共中央擴大工作會議,即七千人大會。 9月24日至27日參加中共八屆十中全會,當選為中央書記處書記。 10月20日至11月20日與中央軍委其他領導人指揮中國人民邊防部隊進行中印邊境自衛反擊作戰。
1963年 57歲10月4日至11月9日率中央軍委軍事工作團視察新疆的南疆和北疆地區。 11月15日至12月2日率中國軍事代表團訪問朝鮮。
1964年 58歲1月9日在主持召開的國防工業辦公會議上作總結講話。 6月15日至16日陪同毛澤東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在北京檢閱了北京軍區、濟南軍區的軍事匯報表演。 12月先後參加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的全
國工作會議和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
1965年 59歲12月11日在雲南勘察地形期間接到中央通知,由昆明到上海,參加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在會上,林彪、葉群、吳法憲、李作鵬等人進行突然襲擊,被指責為“反對突出政治”、“反對林彪”。隨後,被調離軍事工作領導崗位。
1966年 60歲3月18日被迫跳樓雙腳跟骨致傷,被送入北京醫院治療。 5月4日至26日羅瑞卿被停止中央書記處書記、國務院副總理等職務。 10月 經兩次手術,右側跟骨傷愈。左側跟骨骨折後形成慢性骨髓炎,遂做跟骨部分切除。但術後傷口再次破潰。 12月21日被林彪、江青指使的紅衛兵從醫院劫出,押到海淀區羅道座衛戍區部隊駐地“監護”。
1967年 61歲1月至3月不斷受到軍隊、地方機關和院校的大會批鬥。 4月3日至9月16日因左側跟骨傷口長期不愈,入解放軍總醫院治療。 11月20日因左股骨頸骨折,左腿日趨腫脹,疼痛日益加重,再次住院。
1968年 62歲2月11日在左股骨頸骨折和左跟骨髓炎未癒的情況下被迫出院。 7月14日經毛澤東親自批准再次住院治腿。 8月解放軍總醫院就羅瑞卿手術方案向中央寫了報告。
1969年 63歲1月至3月做左小腿截肢和左股骨頭切除手術。 6月6日 出院。被送至海淀區什坊院衛戍區某部駐地監護。繼續被迫寫交待材料。
1970—1978
1970年 64歲8月25日寫完356頁20餘萬字的《我的自傳》。
1972年 66歲1月5日被轉移到政法幹校繼續“監護”。 6月15日寫出了揭發林彪反革命罪行的第一部分材料。 8月1日寫出了約13萬字的揭發林彪歷史上的罪行材料。為集中精力寫材料,推遲了同家人的見面。
1973年 67歲11月20日經毛澤東批准,被解除監護。 12月21日毛澤東在接見參加中央軍委會議的同誌時,作了自我批評,說他是聽了林彪一面之辭,錯整了羅瑞卿。
1974年 68歲1月8日與5日出獄的郝治平分別8年後在301醫院見面。 4月2日 病情好轉,出院。
1975年 69歲8月 被任命為中央軍委顧問。軍委派專機接羅瑞卿回北京,參加“八一”建軍節活動。
1976年 70歲1月10日返回北京,參加悼念周恩來的活動。 7月8日 參加追悼朱德的活動。 9月9日 毛澤東逝世。再返北京,參加悼念毛澤東的活動。因心情沉痛,冠心病復發,入解放軍總醫院治療。
1977年 71歲年初赴武漢、廣州和海南島等地,與軍區領導人座談,建議讓鄧小平出來工作。 8月12日至18日參加中共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當選為中央委員,並被任命為中央軍委常委、軍委秘書長。 12月12日至31日參加中央軍委在北京召開的全體會議。
1978年 72歲2月16日就廣州軍區揭批“四人幫”的情況,給中央和軍委寫報告。 4月1日在解放軍、國防工業系統出席全國科學大會全體代表會議上講話。 7月15日經黨中央批准,赴聯邦德國海德堡骨科大學醫院治療腿疾。 8月3日 術後因突發心肌梗塞逝世。 8月5日黨中央派專機將羅瑞卿的靈柩接回北京。鄧小平、葉劍英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前往機場迎靈。
1978年8月12日,羅瑞卿同志的追悼大會在人民大會堂隆重舉行;天安門廣場、新華門、外交部下半旗致哀;大會會場莊嚴肅穆。會場正中懸掛著羅瑞卿同志的遺像,安放著羅瑞卿同志的骨灰盒,骨灰盒上覆蓋著中國共產黨黨旗,周圍是長青的松柏和鮮花,兩邊放著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中共中央政治局全體委員、候補委員和中央軍委常務委員送的花圈。
中共中央主席、中央軍委主席、國務院總理華國鋒,中共中央副主席葉劍英、鄧小平、李先念、汪東興出席了追悼大會;鄧小平在悼詞中稱“我們沉痛悼念羅瑞卿同志,要學習他對黨忠誠,無私無畏,政治敏銳,忘我工作,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高貴品質;學習他襟懷坦白,光明正大,對敵狠,對己和,不怕鬼,不信邪,堅持真理,敢於鬥爭的革命精神;學習他孜孜不倦地刻苦鑽研,力求完整地準確地掌握和運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認真研究新的歷史條件下的新情況和新問題,善於接受新事物,堅持實事求是、理論聯繫實際的科學態度;學習他嚴肅認真,一絲不苟,講求效率,勇於負責,處事果斷,艱苦樸素,密切聯繫群眾,關心愛護幹部的工作作風”。
珍貴作品
送子參軍
愛子即將離家參軍,思緒萬千。寫此四首,既有父子共勉之意,亦略表盼兒成長的真摯之情。
其一
父兒參軍巧同齡,時代各異主義真。父戰蔣日確困苦,兒鬥兩霸更艱辛。馬列主義指方向,主席思想比日明。盼兒鼓起沖天力,一代更比一代能。
其二
我兒年幼有膽見,挫折迫害只等閒。正確錯誤分辨好,虛心待人最為先。自我傲氣須當改,群眾關係即不難。單槍匹馬怎勝敵?萬眾一心能擎天!
其三
軍中註意事雖稠,抓著關鍵即自由。三大紀律時遵守,八項注意永不丟。官兵團結如兄弟,軍民一致魚水投。兒曾觀天驅孤憤,望為階級擒敵酋。
其四
我兒去參軍,模範要力爭。政治成熟後,做個黨之人。標準有五條,黨章載得明。達到雖非易,創造憑自身。思想最高峰,有志亦能登。父母殷切意,願兒切實行。
一九七四年年終[3]
答友人
一九七五年仲夏,接友人老委和我給文一同志詩一首,並贈我五言一首。
一
願君知我心,何畏遮天雲。太陽終歸出,一樣照人行。
二
林賊蛇蠍心,蔽空猶烏雲。篡權之狠毒,遠超狗彘行。
和文一同志
君我皆經內外戰,億眾起攻上下篇。為黨吃苦誰謂苦,貴在身殘心不殘。主席思想萬分好,神州挖掉三座山。最長再過百餘載,整個地球換人間。
一九七五年夏
原註:我黨領導中國革命,先堅決完成新民主主義革命,再使之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毛主席喻之為兩篇文章的上篇與下篇,只有上篇作好,下篇才能作好。 [4]
敘懷
本年五月三十一日,吾已年六十又九,感觸頗多,得此數句,用以志念。
少小叛逃封建家,磨難雖多心無瑕。蔣匪屠殺犯眾怒,烈士鮮血澆紅花。革命一生未虛度,戎馬廿年恥矜誇。吾今即令身殘老,志在千里豈嗟呀!
一九七五年初夏
所獲榮譽
1955年,被授予大將軍銜,獲一級八一勳章、一級獨立自由勳章和一級解放勳章。
人物評價
羅瑞卿從青年時代起就投身革命,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建立了光輝業績。
1926年,他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在大革命失敗後的白色恐怖中,他不怕坐牢,不怕殺頭,一心跟黨走的信念更加堅定,於1928年10月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在上海從事黨的秘密工作。1929年,黨中央派他到蘇區從事武裝鬥爭,先後擔任紅軍大隊長、團參謀長、縱隊參謀長、縱隊政治部主任、師政治委員、軍政治委員,參加了古田會議和中央蘇區反“圍剿”作戰。他堅決擁護和貫徹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正確路線,為紅軍的發展壯大作出了貢獻。在二萬五千里長征中,他任紅軍先遣隊參謀長、軍團政治保衛局局長、方面軍政治保衛局局長等職,在極端艱險的情況下,出色地完成了保衛毛澤東主席、保衛黨中央安全的任務。 1936年起,他任紅軍大學和以後的抗日軍政大學教育長、副校長,堅決貫徹執行毛主席制定的教育方針,辛勤工作,盡心竭力,為各抗日根據地培養、輸送了大批優秀軍政幹部。
1938年,在毛主席的直接指導下,他撰寫了《抗日軍隊中的政治工作》這一重要著作,向全國介紹了人民軍隊的政治工作經驗。 1939年7月,他根據中央決定,率領抗大總校向晉東南挺進,歷時半年,行程1500多公里,突破日偽軍多條封鎖線,勝利地把培養抗日干部的大本營扎在敵後根據地,增強了敵後抗戰的力量。
1940年起,他任八路軍野戰政治部主任,參與了“百團大戰”的組織指揮。在轉戰太行山區期間,深入部隊調查研究,總結抗日游擊戰爭政治工作經驗,對八路軍政治工作建設作出了重要貢獻。解放戰爭時期,他先後擔任晉察冀軍區副政治委員兼政治部主任、晉察冀野戰軍政治委員、華北軍區政治部主任兼第十九兵團政治委員等職,在正太、石家莊、太原、平津戰役中,堅決貫徹黨中央、中央軍委的戰略意圖和戰略決策,積極領導部隊的思想政治工作,鼓舞官兵戰鬥士氣,對國民黨軍隊展開強大的政治攻勢,為戰役勝利立下了功勳。
新中國成立後,羅瑞卿為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事業、為國防和軍隊建設事業作出了重要貢獻。他任公安部部長、政務院政治法律委員會副主任、公安軍司令員兼政治委員等職務,在加強社會主義法制建設,加強對敵鬥爭和治安管理,建設一支忠於黨、忠於人民的政法公安隊伍等方面都有重大建樹。 1959年4月,他任國務院副總理,同年9月又兼任國防部副部長,中共中央軍委常委、秘書長,總參謀長,後又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委員會副主席、國防工業辦公室主任。
1962年9月,羅瑞卿在黨的八屆十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面對複雜的國際形勢和周邊環境,在黨中央、中央軍委的領導下,他堅決貫徹黨中央、中央軍委的決策指示,參與組織戰備,指揮保衛國家海、邊防作戰,為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作出了重大貢獻;積極進行戰略謀劃,加強部隊思想政治工作,參與領導發展尖端武器裝備,組織實施全軍群眾性練兵活動,有力促進了部隊的全面建設和戰鬥力的提高。
“文化大革命”期間,他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進行了堅決鬥爭,雖然遭受殘酷迫害,依然寧折不彎,堅信黨和人民的事業一定會勝利。 1975年8月,他被任命為中共中央軍委顧問。
1977年8月,任中共中央軍委常委、秘書長。他積極支持和參加實踐是檢驗真理唯一標準的討論,旗幟鮮明地反對“兩個凡是”,全力協助鄧小平同志領導軍隊的整頓工作。他不顧病痛,以廢寢忘食的精神積極為黨工作,為清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對軍隊建設的影響,為恢復和發揚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為軍隊的撥亂反正和各項建設發展,傾注了全部心血。
他對黨忠誠、矢志不渝,具有堅定的共產主義信念。他投身革命後,歷盡艱險,百折不撓,在各種嚴峻考驗面前,始終把黨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他黨性堅強,胸怀大局,始終維護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堅決同一切危害黨和人民利益的行為作鬥爭。他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赤膽忠心,忘我工作,始終保持旺盛的戰鬥意志和革命樂觀主義精神,把自己的一切獻給了黨,為共產主義事業不懈奮鬥了一生。
他堅持真理、實事求是,具有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態度。他常說,學習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目的是要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觀察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他始終堅持把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和人民軍隊建設的實際相結合,深入實際調查研究,堅持實事求是,反對教條主義,善於抓住主要矛盾,注重研究新情況、解決新問題,對工作抓不出成效不撒手。他一貫堅持實事求是的馬克思主義學風,為我們樹立了學習的榜樣。
他文武兼備、勇於開拓,具有傑出的領導才能。他長期擔任重要崗位的領導職務,有時身兼數職,無論在革命戰爭年代領導軍事教育、作戰指揮、政治工作,還是在新中國成立後擔任黨、國家和軍隊的重要領導職務,都創造性地開展工作,善於從感性到理性,進行認真探索和總結,運用典型指導工作。他既是優秀的政治工作領導者,又是優秀的軍事指揮員,他的革命實踐活動特別是在軍隊政治工作方面的實踐經驗和理論探索,為人民軍隊建設和毛澤東軍事思想的豐富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
他光輝戰鬥的一生,給我們留下了寶貴的精神財富,永遠值得我們紀念和緬懷。我們要學習他對黨和人民無限忠誠,對共產主義事業矢志不渝的堅定信念;學習他刻苦鑽研,力求完整準確地掌握和運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堅持實事求是、理論聯繫實際的科學態度;學習他襟懷坦白,光明正大,堅持真理,無私無畏的革命精神;學習他嚴肅認真,勇於負責,艱苦奮鬥,密切聯繫群眾的優良作風。 [6]
瑞卿故居
從四川省南充市順慶區城內出發,驅車向北十分鐘,即可到達坐落在城郊舞鳳鎮清泉壩村的羅瑞卿故居。
1906年5月31日,羅瑞卿大將誕生在這裡,在此生活了整整20年。故居為清光緒年間修建的一座三合院式木結構穿鬥青瓦房,面積約300平方米。故居正中是堂屋,兩側是正房和廂房。西側為將軍及其父母的臥室、廚房及雜物間。故居前的院壩正中屹立著羅瑞卿將軍半身銅像。東側正房、廂房裡,陳列著200多幅裱裝精美、風格各異的書法和繪畫作品,其中既有黨和國家領導人的題詞,也有著名畫家的字畫,還有家鄉人民的敬書。
故居西邊的陳列室,向人們展示著將軍的戎馬生涯。展品包括將軍生前的珍貴實物及文史資料十件,文史照片及繪畫百餘件。它給人們以啟迪和力量,激勵人們繼承先輩遺願,不斷開拓進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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